SUSAS2019 摄影展·实录｜寻踪社工：沪东公社往事

20世纪初，在工人集聚的上海杨树浦地区，由浸会大学发起的沪东公社，与燕京大学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南北呼应，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上最初的社会工作形态。

改革开放后，上海重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要继承这一宝贵财富并传之后人，尚需共同努力，记取昨日来处。

2019年12月22日上午，在杨树浦路1500号绿之丘（原烟草仓库）二楼，SUSAS2019摄影展展厅举行了“听老先生讲沪东公社往事”座谈会。座谈由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胡如意主持，社会学家吴铎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教师陈赟作为嘉宾，与民政研究者刘先生、赵伊人、王昀等现场听众探讨交流。以下为实录精要，经发言者审校。

社会工作的对象，正是有需要的困难群体。此处为上海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栋居民楼，居民曾为加装电梯一事多方奔走。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吴铎（社会学家）：励天予年轻时曾在沪东公社工作。如果他健在，估计100多岁。与我相差一个辈分。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办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的缘故。华师大是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后，开设社会学硕士生专业最早的四所大学之一。其他三个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

当时华师大师资力量不够强，聘请老师有困难。陈誉老师推荐了励天予先生。这位陈誉老师，担任过华东师大图书馆的馆长。他和他的夫人，两位前辈都曾在美国进修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福利方向。陈誉老师应该也在沪东公社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和励天予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陈誉推荐励天予先生到华师大任兼职教授。他主讲的方向，一个是社会工作，另一个是专业英语。

我直接接触的沪东公社的老师就这两位，他们都去世了。后来我对沪东公社了解多一些，是要讲一门社会工作简史的课。这门课当时在上海电视大学开设，即如今的上海开放大学。

座谈会现场，嘉宾与听众交流。桌上资料中有《社会工作发展简史》一书。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这本《社会工作发展简史》，当时我是“编著”。这里有我“著”的成分。这本书出版于2003年，网上可以搜到，比如孔夫子旧书店。我自己保管了大概两三本。我这门课大概在2001年到2002年之间，是只讲一学期的课程。我讲完课，整理相关资料，后来出版了这本教材。其中就提及沪东公社。

现在我就讲下关于沪东公社的历史。

谈论沪东公社时，要从它的前身说起。现在很多人认为，沪东公社是沪江大学所办。这样就要说到1906年。1906年，由美国基督教的南北浸会（陈赟注：1845年，美国的浸信会分裂成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礼会。上海浸会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沪江大学，是两个浸会联合创办，校董事会决定1912年中国新年起两校合并管理，虽已有校长，但直到1915年才成立校务会，标志行政管理体系的确立。葛学溥应该是由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派遣的，他的书信汇报载于南浸会的档案中。）——基督教里一个重要的分支，在这里办了一个浸会大学。浸会大学是中国比较早的大学，更是上海最早的大学之一。后来还有沪江和圣约翰。葛学溥主持了沪江大学7年，从1906年到1913年。到1913年，由浸会大学发起沪东公社。

在我看来，中国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机构不是这家。现在之所以认可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专业、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机构，是因为浸会大学按照发展社会工作的概念运营。其他很多机构，职业学校、乡村建设学校、医院等，虽然也都很早，但那是由学校或医院带领，进行相关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跟专门落实社会工作服务的沪东公社不太一样。

沪东公社做了不少实事。葛学溥在这里建了公社，主要目的是为周围群众服务。具体做的事情，包括医疗救助和开办医院。那时中国工人基本是文盲，他就普及识字，办初等教育。后来抗战爆发，就做很多救助流浪儿童的工作，即安民、安抚。所以，他最初做社会工作，就是从救助、慈善事业开始。从近现代的社会工作的发展回顾，发端在此。目的明确，定位清楚。

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评述，这是群众工作。沪东公社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依据现实的社会需求，就打上了中国本土的烙印。杨浦区恰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最强的区之一。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工人运动发起于上海；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上海也是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党的力量很强，工人运动力量也很强，斗争比较尖锐。

工人当时相当贫困，是客观的社会背景。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沪东公社的工作也从本体出发，立根在社会当中，具有相当的本土特色。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值得研究，我个人只研究了这一段。

浸会大学是美国人所办，教职员工多数是美国人，也有英国人等，董事会成员是美国人。这个大学办在此处，和圣约翰大学不一样。圣约翰大学直到1951年才把名字取消，变为华东师大。

浸会大学办到1928年，董事会改组。具体原因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或可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认为，由于杨浦的中方力量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比较强，所以改组了。改组后，8位华人进入浸会大学董事会。其中校长叫刘湛恩。刘湛恩当校长时，1928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至此，上海的浸会大学存留了22年。美国和香港的浸会大学至今还在。

沪江大学的名字，和沪东公社一致。很多后人不知浸会大学成立22年后改名沪江大学。设想下，沪江大学办沪东公社，乍听相当顺理成章，便以为是沪江大学所办，其实不然。

2019 SUSAS摄影展展厅中，众人在今昔杨浦滨江地图前，对照过去与当下的变化。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沪东公社发展的黄金时期，最为人所知的是沪江大学这一段。刘湛恩当校长后，进入抗日战争时代。

1928年，中日已有危机和摩擦，但没有爆发战争。刘湛恩当校长后，上海发生八一三事件，抗战开始。由国民政府领导的淞沪会战相当壮烈，打得很惨烈。日本人没想到，上海战场的国军会如此殊死抵抗。

这时产生了很多伤兵，难民、无家可归者很多。另外，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并且有所组织。如组织医疗队支持抗战，还有很多后援队。在这样的形势下，沪东公社大幅扩展原先的工作。很多抗日活动，把开会、集中动员的场所设在沪东公社所在地。同时还扩大收容和救济。

此时刘湛恩校长40岁左右。后来上海沦陷，被日本人占领，再后来是汪伪政权。

刘湛恩当校长时虽然只有31岁，但他是杰出的知识分子，知晓如何担任校长，所以任沪江大学校长后声望很高，尤其是抗日主张坚决。汪伪政权决定拉拢他，试图让他履职教育部长。刘湛恩坚决拒绝。他拒绝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抗日的动员。拉拢不成，汪伪政权就把他暗杀了。

我当时不知刘湛恩校长这段历史，此书中没有写。如果此书修订，要补充这方面资料。

虽然沪东公社为美国人所办，但发展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开始就有本土特色。同时，沪东公社发展过程中，为中国群众做了很多实事。这些事情，不光学界记得，很多老人都记得。

刘先生：我1997年在浦东潍坊街道做调研，向一个老年人问路。我聊起来说，在做社会学调查。他说知道社会学。我很吃惊，因为那时知道社会学、社会工作的人很少。当被问及是否了解社会学时，他说：“知道，就是沪东公社。”他是从杨树浦地区动迁过来。可见，老百姓心目中，沪东公社的地位很高、影响力很大。

在上海杨浦弄堂中，如今可远望的是浦东三件套。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吴铎：沪东公社最早由浸会大学所办。他们引进这种先进的理念、先进的工作、先进的学科，引进后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立足本土，势必打上本土烙印。

另外，有些开创性的学者很爱国，西方学成归来后，着手落地实践。比如教育学家陶行知。我读小学时，受到陶行知学生的教育。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是陶行知的学生，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方学成归来者，给这个学科的本土研究和发展深深打下烙印。沪东公社的参与者，就是例子。

现在对沪东公社哪年建立有争议。我刚才说的是1913年。上海地方志写的是1918年。我也看了一段杨浦区志，说得比较含糊，没直接论及沪东公社成立时间。将来，华师大的学生或可进一步研究沪东公社，产出论文。

沪东公社很多问题，我也不清楚，都值得做研究。现在找当事人已经很难，间接的当事人也不一定找得到，文献记载大概也不多。所以研究不太容易做。

关于沪东公社，我就先介绍这些。

相比之下，北方还有一个类似沪东公社这样——现代科学的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机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所属的北平协和医院，也是美国人创办。西方国家使用赔款在中国办了很多机构，包括大学、医院。北京协和医院1921年有一位美国的医务社工前辈浦爱德。

根据这个历史，上海恢复重建社会学后，浦东的上海东方医院，最早建立社工部。当时我做会长并且建立研究机构。

浦爱德在北京协和医院办社会服务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发展医疗社会工作。东方医院原来的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一奇，翻译了一本介绍美国医院社会工作的书籍。浦东新区建社会工作者协会后，我们也发展了学校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等。医务社会工作，就是受到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影响，发展了社工部。

北平协和医院发展社会服务部后，开始在医疗过程中为患者等对象提供服务。不是医学性质的服务，而是社会工作范畴的服务。因此，在普遍意义上，最早传入中国的现代医务社会工作，在南方是由浸会大学所办、沪江大学发展壮大的沪东公社，在北方是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

有一点很惋惜，我们没发扬好医务社工传统。后来医院只注重医疗服务，不注重社会服务。其实，不限于心理服务的社会服务，是医疗服务中必不可少的。

如果医生态度好，病人不吃药也好得快。他会说，这是什么病、发病原因，以及如何治疗。让病人有信心，告知具体治疗方式。还有特别针对子女家属的社会服务。家属和子女各自要有什么态度，如何化解困难，如何寻求社区支持。

我曾与香港同行合作医务社会工作的课题。香港有两位住院老人，社工提供各种服务，安慰他们，并帮助解决困难。这两位老人是香港的低收入者，在医院康复后，不想回去——因为居住地条件没有医院好。住院进行医疗时，社工还提供服务。假使回去后，会没人关心他，所以两位老人不愿回去。

在香港，处理这个情况，不是医生负责。医生负责问诊开刀，检查抓药，因此就找到社会工作者支持。

两位老人起初不愿说实情。有位社工逐渐知道他们的心理，就询问老人原先的居住地。了解之后，社工下沉到社区街坊做工作，请相应社会组织协作。香港有很多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也愿意提供帮助。比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服务处。大一些的组织比如明爱，有几千人规模。我们和基督教服务处一直关系良好。这些机构专为这些对象提供服务，同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应从制度上解决，香港的贫富差距太大。

这个案例中，社工就把这些安顿好，然后沟通交流，劝告老人家，可以放心回去，家里临时有困难，现在已在做准备，有相关人员提供帮助。如果再生病，我们还在，邻居会继续关心你们。成功沟通后，两位老人回家了。之后社工持续回访跟进。这就是医疗社会工作。有短片记录了这件事。

医疗社会工作对医疗非常重要，是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协和医院创建社会服务部的缘由在此。协和医院影响面很广。这个传统没继承下来，特别是，新中国建设后没能继承，相当可惜。

绿之丘对面是杭州路第一小学，正是资料记载的沪东公社原址所在。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王昀：沪东公社的原址就在马路对面，杭州路第一小学。

吴铎：杨树浦路眉州路。提的是杨树浦路眉州路这个范围。我们知道，就是沪东公社。当时办了学校、医院等许多组织。

胡如意：吴老，您提到中国特色，业内人比较理解这个中国特色，但更多人不一定知道。

赵伊人：我也顺着这个提问。吴老之前更多从学科史角度讲述。我个人一看到“公社”，就联想到共产主义的传统，但也很疑惑，它由基督教的学校开办，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传统。但20世纪初，西方共产主义的思潮好像没有兴起。另外我查到，他们起初是基督教背景，包括资金上，使用教会的钱。后来经手过国民党的资金。解放后停办。但我网上检索，后人追溯时都描述，这与共产党做事一脉相承。我觉得论述上没有问题，但个人挺想拨云见日，也便于把我们现在的一些实践放入历史叙事。

吴铎：我的“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国本土特点”意思是，他们开始发展社会工作时，可以在学校里建专业、招学生、设学位。浸会大学成立七年后，就在杨浦这块土地上，根据本土所需，萌生了开办沪东公社的概念。

为什么叫沪东公社？取名本身就从杨浦出发。

胡如意：开始是叫“The Yangtzepoo Social Center”，直译为“杨树浦社区中心”，后来葛学溥给它起了一个很优雅的中文名字——“沪东公社”。

吴铎：鸦片战争后，西方整体对中国是侵略的动机。他们到中国开展社会工作，建立学校和医院，初衷和性质很明确。但一部分个体确实有善良的本质。很多传教士与中国百姓结成了良好的关系。客观结果要分两面评述。

我一直认为，我们要把这个communism和别的命题分开。communism是共产主义，这个主义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命题里。中国和美国的community是一样的，我们借用这个概念，称作社区。

我认为它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因是，首先立足杨浦，“沪东”这个名字很有本土特色——不叫“浸会公社”。提供的服务也有本土特色。刘湛恩当校长并接管沪东公社的15年，如果没有本土特色，沪东公社无法壮大。它契合了社会，贫穷、救济、医疗、学校等具体需要。这些都是本土特色。

沪东公社发展的黄金阶段，是刘湛恩当沪江大学校长时期。当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抗日群众有机结合，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资料。后来沪东公社成为抗日中集开会、动员、救济为一体的平台，这是中国特色。

纪念沪东公社的原因是，它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同类组织，对当时中国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实话说，这也是科学研究的价值。包括励天予教授在内，都是留学生回国后，在这工作。

非常遗憾，我们抢救这个遗产过于迟缓。当时我自身工作繁重，没想到抢救这个遗产。如果励天予教授健在，我们组建研究团队，那就不是我在这蜻蜓点水，而是会出版成书。

中国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这两个姊妹学科，解放后中断。后来参与恢复工作的同志中，我算年轻的少壮派。领导是费孝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还有雷洁琼同志。我与费孝通、雷洁琼这代人有长期深入接触。

我当时不从事这个专业。是改革开放后，1978-1980年之间，转身投入这个专业。我任系主任期间，工作繁重。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最早引入社会学概念是1980年前后。一些前辈知道这个认知不对，相关概念和实践早有引入。

开始做社会学恢复工作时，我们都是学者。我们意识到，中国要恢复社会工作，关键要普及大众认知。

你们知道，恢复社会工作时，哪个部门最积极？

上海一处居民楼内的楼梯。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王昀：民政部。

吴铎：民政部。民政部积极到什么程度？恢复了社会学，社会工作没恢复，怎么办？民政部决定拨款。由北京大学王思斌老师，首先带领恢复社会工作专业。

那时我们办学困难。我在校任领导期间，华东师范大学的总投入只有3000多万人民币。当时我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它投入高达40亿港币。差距如此显著。

在那个境况下，教育部表示资金匮乏。民政部表态，愿出资支持。民政部出资，给北京大学筹备大陆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

后来我们编纂了一本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此书主编之一是民政部的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的所长陈良瑾，研究所隶属民政部，他是行政身份兼学者身份。再就是我。我们两人主编这本很厚的书。此书跨度20年。起点就是民政部帮助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工作专业。

民政部积极介入，很多事宜顺利推进。民政部大部分工作，本质就是社会工作——负责救灾、救济、乡村建设等。同时也有差异，民政部侧重制定政策、下沉督导和总体规划。

王昀：延续沪东公社的议题。有哪些传统，在解放后的实践中被继承？

陈赟：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学科的开头，只不过在历史上留个名而已。但沪东公社不仅是开端，还做了很多事，只是关于具体的实践，网上资料很少。

我觉得如果要在一个地方扎根，就需要和其他很多机构合作，不然服务覆盖面不广。我了解到，解放前，沪东公社和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比如怡和纱厂等的地下党组织借基督教女青年会名义开展合作。就在这里斜对面（杨树浦路眉州路）开办夜校。我对他们具体如何动员和组织很感兴趣，但没有太多信息。

他们的做法受到美国以及基督教的影响，类似睦邻合作运动——大学如何参与社区建设。大学既是研究机构也是所在社区的社会组织，用研究的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社区建设。考虑到这个因素，他们实践时已发生了变化。

我之前一直纠结的是沪东公社具体的建立时间。查到好几个版本。如果只看第一任社长葛学溥的历史记载，应该是1915年或1917年。1915年是在学校里组建了一个社会服务团；1917年，在校外购入房产、设立了一个服务点。

我还查过美国南浸信会的资料，他们有年度总结报告。葛学溥既是教师、学者，同时也算教会工作人员。这是美国很多教会大学、包括浸信会创立的大学，比如布朗大学的传统。美国许多高校有教会传统，虽然采用科学的培养方法，学生也被教导培养出来后要践行社会服务，其性质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服务。后来基督教的社会工作，又和科学的社会工作方面融合。再后来，学科完善之后，学科理论与方法更具独立性之后，基督教色彩才慢慢消退。

葛学溥虽然身为人类学家，但他还需要向南浸信会做各种汇报。我看到汇报中的记录，他们曾计划建立布朗社会学学院。这个社会学学院不单在布朗，而是必须跨境——以布朗大学的名义，在世界多地开办学院。因为在上海已有他们所建的学校，就以此为基础，进行基督教价值的范畴里的一些社会科学教育及社会服务。

这就是沪东公社为何没有与巴黎公社相同的意义，而是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所谓“公社”的意义。而且这个公社，可能就是Society的意思，有些人译成“会社”。好比美国的有些慈善组织，就翻译成会社，比如“美国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但沪东公社为何被翻译成“公社”，我始终没有找到确据。我不太相信这出自葛学溥自己的翻译，虽然葛学溥作为人类学家，肯定擅长了解地方性。如果真是他把“杨树浦”翻译成“沪东”，我觉得已经非常接地气——地道了。

胡如意：叫杨树浦服务中心。

吴铎：可以改的。

陈赟：但我不知道这个名称是谁修改的。有些人说是葛学溥自己改的，我能够接受葛学溥对中国的了解没到那种程度，他正好在那个“可能可以”的边界。但我又不敢相信。无法考证令人遗憾。但我怀疑这可能和第六任社长金武周有关系。

吴铎：我们也聘请过金武周，这位老先生很积极。我们社会学院恢复重建时，出过一个刊物《社会学资料》，金武周是我们特聘的刊物主笔。在这个刊物上，我们最早发表了经翻译的美国的城市社会学，是油印的刊物。当时对中国社会学界而言，城市社会学还相当陌生。当时金武周已经七十多岁了。

陈赟：对，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回忆，就是金武周所写。他文笔确实很棒。他写到，葛学溥漫步在还是荒滩的地方，开始想象他心中布朗社会学学院的蓝图。他想象，他家乡纽约的实践，在这里也落地推进。我觉得这与金武周些许浪漫主义的回忆有关。但我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

我感兴趣的点在于，为什么会称作沪东公社？这个名称太上海地方化了。

在杨浦滨江更新之中，一些工业设施被当作景观留下。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吴铎：关于沪东范围的界定，是需要考证的。我早些年界定过。今天没带相关资料。首先是由民间界定，所指的不仅限于杨树浦，还有杨浦几个主要的地方。

当时浸会大学命名沪东公社，颇有本土特色。命名者借用了沪东这个概念。最早它是科学用语，是地理名词用语，抑或民间流行语？我比较倾向于，起初是民间流行语，演变到科学用语。沪东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界定的边界，不是信口雌黄。

中国的社会工作思想，不是学科也不是机构——只讨论思想的话，从救济的角度，中国乡村都开展慈善事业。之所以被称作乡绅，就因在乡村做慈善事业，老百姓对他比较友善。包括庙宇，一直在做施舍。之前提到的都是基督教相关，中国的道教和地方宗教也做慈善事业，已有慈善思想和具体救济行动。

科学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是从欧洲发端。相比欧洲，美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有些不一样。欧洲的社会工作发源于救济和慈善事业，但后期注重研究，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学家。而作为后起之秀，美国社会工作事业创立时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所以社会工作实务比较发达。

我与香港的社会组织，包括明爱、基督教服务社等，有着广泛合作。香港的社会工作事务比较发达，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在香港影响力很大。另一个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偷渡客很多，香港很乱，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偷渡者集中在弹丸之地，急需慈善事业出手救济的群体很多。

我和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总干事吴水丽也是朋友。现在我们邀约他来协助我们建设浦东新区社工协会。他是民政部以及广东省聘请的专家。他最初从救济难民着手，推进社会工作，机构人数也不多。他们救济人数众多、贫困潦倒的难民。富有的香港人，如一些财团、老板或公司，包括民间组织，都会捐助。

我们与香港现状不同。香港的社会福利署不参与具体的社会服务。我们的民政部不但制定政策和规划，还处理很多具体事宜。香港的社会工作是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运行。

我和几任相熟的上海民政局局长调侃，你们办的福利工厂，几乎可以转制了。你给别人办吗？民政局办了很多直属的养老、残障人士等福利工厂，现在已转制，人群安置做得好，规格也高。

胡如意：现在变成工商界了，但还有税收优惠。

吴铎：有优惠。

香港的社会组织发展很成熟，我们差距显著。香港是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推进社会工作事业。内地目前束手束脚，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各种问题和矛盾。我们原先基础较薄弱，社会工作恢复至今只有数十年。再加上主客观因素，一直没得到充分发展。

还有社会工作亟需规范化的问题。由政府部门来推动、主导社会工作，理论上是好事。只有这样，内地的社会工作才能普及并普惠。

比如，我们推进特殊护理服务。我现在年近90，所在社区街道主任见到我，询问我是否需要特殊护理。我生活尚能自理，就婉拒了。这不是钱的问题。很多我的同事，更需要护理。但护理人员只有三位。

吴铎先生参观杨浦滨江。胡如意 图

这类事宜之所以能如此有力推广，是因为政府知晓需要后，及时制定发布政策。这就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旦我们下定决心，投入到具体行动中，效率很高。比如，我今天和胡如意走访杨浦滨江，我就想，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类似项目，估计不太容易。

刘先生：我到社工处后，开始探究上海社会工作起源。找到两个起源。

其一是沪东公社。另一个起源就是医务社会工作，1901年发起于北平协和医院，发展成熟后，1922年以后，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先后开展了医务社会工作。上海的仁济医院、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以及上海四明医院也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医务社会工作。这就是我找到上海社会工作的两大起源。

上海能在大陆率先恢复社会工作，不是偶然，有时代赋予的底蕴。无论政府推动抑或社会需求激发，只要时机成熟，就会破土而出。我写民政志时，也遇到关于沪东公社的问题。写跨度四十年的民政志，而社会工作恢复重建时间也不长。当时开展医务社会工作，上海本土医院也慢慢跟进，其中一所是浙江巨商叶澄衷之子叶子衡先生资助的澄衷肺病疗养院，本来为上海的浙江同乡服务，后来逐步面向所有市民。澄衷肺病疗养院也开展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

现在能恢复本身就是传承。它不是外来嫁接，而是从本地生发。上海东方医院能率先恢复医务社会工作，最初萌芽就在这。包括1997年，我在浦东潍坊街道做社会调查时，老年人都知道沪东公社。因此，上海能够在内地率先恢复社会工作，是有一定社会基础，有历史渊源的。

王昀：在座各位的父辈、祖辈们，有没有听说过沪东公社？

听众：我因查阅《申报》，看到过沪东公社的资料。如果要做沪东公社的研究，可以在《申报》上检索，里面肯定有很多相关讯息。

陈赟：我觉得资料可能是在上海理工大学的档案馆，沪江校址原址在那里。以前同济的一位老师章华明曾做过一些研究。当然，他可能没从沪东公社这个角度研究。

沪东公社颇为值得研究，唯独很多。还要继续刚才吴老师讲的中国化与传承的问题。

1920年代有个很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是“非基督教运动”。以前有许多由基督教方面推进的工作，包括医疗和社会服务。后来在非基督教运动当中，存在“中国化”的过程。刘湛恩可能也在做此事，但他自身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刘湛恩提出过“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口号。基督教理念和中国化实践如何相融合，在他的思想和实践里，可能都是重大问题。

上海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于1914年改名为沪江大学。“沪江”这个用词，完全不像当年特别专业的大学的叫法，它太地方化，是非常民间的称谓，和震旦之类校名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这其中具体缘由。

当时葛学溥开办沪东公社时，他应该想从南浸信会拿钱，但他最后没拿到钱。目前资料显示，他记录的是“自助”，但我不知这笔款项的来源。他人研究后表示，因沪江大学是私立学校，所以会收取一定数额的学费和接收社会捐助。比如刘湛恩和教师们也捐了不少钱。沪东公社的钱可能来自于此，但我相信这只是一部分。

至于学费怎么来？沪江大学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科——商科。最先为人所知的是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但实际带来经济收益的是商科。后来它起到很多教学辅助工作，得以办工人夜校。工人夜校有各种形式，其中肯定有共产党参与。

在SUSAS 2019 摄影展的展厅中，陈赟翻看展陈的资料，也是这块地方的一小片历史。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吴铎：直接说共产党和沪江大学的关系即可。当时由地下党发动了杨浦区的群众运动，沪江大学的刘湛恩大力支持了这些群众运动。而且沪江大学有地下党组织。沪东公社有没有共产党人，需要检索具体材料做进一步考证。另一个可了解的线索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陈赟：对，还有基督教女青年会。

吴铎：还有全国基督教协会。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是大陆发展最完备的，大陆的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就设在上海，原先YMCA的会长和女青年会的几任会长都健在，不过从岗位上离退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出现时，或许和沪东公社有关。

陈赟：有关系。某些历史材料提及，沪东公社开办平民女校是与女青年会合作的。沪东夜校背后应裹挟了很多社会力量。我觉得这是沪东公社与协和不一样的地方，协和是基于医务的社会工作，沪东是基于社区服务、社区建设，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原则。

王昀：当时沪东公社是否收到很多类似大学课题经费性质的资金吗？如今，大学还会出现这样的项目吗，可以出义工，发动志愿者？

陈赟：沪东公社其实有变化。葛学溥就曾经开展过学校内部的学生“服务学习”以及实习。服务学习是非常好的传统，也延续到沪东公社。另外，他其实想将基于大学的社会服务进行分离，一部分保留在校内作为学生的服务学习实践，另一部分就是在校外组建社会组织。我看到过有材料说，他自己筹措了两万美元，雇佣了三位美国人和十几位中国工人，付诸校外的社会服务。这条消息不是来自南浸信会，而是布朗大学的布朗中国学院报，不过也只略有提及，没有确凿证据。

我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停止对他经费支持。因为当时美国外派了许多学者进行社会调查，形式类似北方的燕京大学做的春田调查。采用了广泛地社会调查，产出了许多研究成果。沪江大学也有类似调查。当时美国社会学会的会长狄雷，也是布朗大学的教授，前来指导，和学生一起工作，写出第一篇非常重要的报告《沈家行实况》。但后来没再做下去。我关注到，沪江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有很多关注劳工、妓女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这个导向。但再没有出现《沈家行实况》那样专门为地方做一个调查报告。

沪东公社第三任社长钱振亚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他把葛学溥的很多设想落实了，比如建立足球队。体育活动也是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部分。葛学溥自己就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不仅担任人类学教师，还身兼大学的体育教练。后来以沪东公社为基础，组建了足球队。据说，沪江大学的足球队相当不错，还被纳入上海足球队。我觉得如果要去搜寻沪东公社的相关历史资料，这也是一条线索。沪东公社提供的服务与活动很多，包括电影、丝竹、游戏、音乐在内的文艺服务，以及中医会、同乐学会等。

赵伊人：对，解放前这里就有自来水厂的足球场。足球场现在还保留着。

陈赟：推测这可能也是早期工会争取而来的工人权利。通过这些可以去探究沪东公社发展的社会脉络。

虽然沪东公社没有形成特别集中的形象，但扎根社区，其影响遍及社区中的人。尤其杨浦区是一个新兴的上海城市社区，沪东公社的作为，就是社区建设（社区营造），尽管当时没有如此定义。1949年后，杨树浦的工厂国有化，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开展了各种活动。我不相信解放后参与其中的工人没有延续之前的传统以及相关活动。令人惋惜的是，还没有从沪东公社视角出发去做过访谈和研究。

沪东公社为周边很多村落的学龄儿童开办过学校，办过主日班查经班，也办纯粹世俗的学校。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散落的记忆。我认为沪东公社的最杰出成就，就是把自己完全融入社区。

2019年8月，绿之丘平台上的绿植。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王昀：今天这个话题是如意首先跟我提起的。也想听她讲关于西方睦邻运动和沪东公社的一些联系。

胡如意：之所以对沪东公社感兴趣，原因之一是感觉这与后期的社会服务发展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归功于当时国际思潮中很多运动的影响。当时很多留学生留学归来，引进西方良好的理念，并且本土化。其中相当重要的是睦邻运动。

那是在英国发起，起初在校园内，更多实践社会研究和社会调查。是在那些精英学校（如牛津、剑桥）中号召，在教授带领下深入田野，去做各种调查。田野调查过程中还要与百姓生活在一起。尽量结合百姓需要落实一些事情。背后原因是，当时工业革命后，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大量的贫困、犯罪等问题涌现。那些教授很有责任担当，深入一线做调研。调研后写各种报告，然后上报政府，做意见和建议的陈述。过程中，觉得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就带领学生去到平民聚集的地方，共同生活，服务于百姓。

第二阶段发展是在美国，刚刚提及纽约，其实还发起于芝加哥。背景也有高校，但更多与工人运动、工人服务，以及工人福利相关。因为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涉及很多问题。比如童工以及女性的权利。最初影响力较弱，像俱乐部一样运行。大家喝酒相聚，女性也可以带上孩子相聚。但在实际发展中，做了很多工人倡导的事情。而有些事情的推进，不是社会力量可以达到的，需要百姓为自己发声——如何保护童工、如何与雇主谈判，都会有一些自下而上的想法。其中还有大量类似院舍的组织——免收租金或很低偿，让无家可归的老百姓在大厦里有安居之所。这大概在是1910年前后。1910-1920年代是蓬勃发展时期。

当时也传入中国。而我们更多处于战乱，所讲的是国家民族的兴亡，没顾及老百姓也需要民生服务。怎样让这里的工人群体有机会读夜校，让没有文化的工人，要写个信就能找到代笔，还有其他一些娱乐文化活动的根源。所以我觉得，睦邻运动和刚讲述的沪东公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得到本土化的飞跃式发展。

杨浦区最早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推动基层社区建立睦邻中心。类似的社区服务中心，全市不少，杨浦保持了“睦邻”二字。

SUSAS 2019 摄影展现场，参观者在观看照片与展品。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吴铎：欧洲最早的社会工作发端是睦邻运动。一战期间，整个社会剧烈动荡。欧洲的国民运动最早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大量农民破产，转而涌进城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全国各地的人拥到上海。睦邻运动在欧洲发展起来。

美国为什么在芝加哥发起？讲城市社会学时，我们讲到芝加哥学派。芝加哥与上海，在区位上，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可比性。芝加哥是美国五大湖和东西大铁路的东部起点，又是五大湖所属区域，临近大西洋。上海临近东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也是工商业最早发展的城市，又是工业最早发展的城市。我们讲述城市文学时，会提及芝加哥和芝加哥学派。讲述社会工作的睦邻运动时，芝加哥和上海也有很多可比性。时间晚一些，芝加哥可能早。商业、区位和发展的社会形态，明显类似。

赵伊人：这个脉络，是在具体实践上传承，还只是在话语上沿用？

胡如意：你说是睦邻二字吗？

首先，看沪东公社的传承，我觉得既有教会，也强调睦邻思想。有高校，又强调能为当时杨浦的工人和百姓提供最基础的救助和一系列社区服务，其中包含文化、娱乐等服务。我觉得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传承。传承人是传教士和一些留洋回来的中国人，觉得这样能将好的经验介绍过来。

其次在民政史上，关于“睦邻”二字在杨浦变成“睦邻服务中心”，我觉得，是当时民政局局长，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有意进行传承。这样能发挥社会力量，既有和老百姓的融合，也有社会力量充分参与。

非常欣慰，在这里能遇到非常活跃的各方人士，无论学生抑或居民，还是各方代表，一起为这件事情（编注：指摄影展）聚力、提供照片、筹集资料。其实背后也是睦邻行动。

杨浦居民提供的自家相册中的照片，在SUSAS 2019 摄影展布展过程中，正准备上墙。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吴铎：有时研究蛮有意思的，比如“社区”概念。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推进之前，政府话语体系中，没有社区的概念但学者把这个概念推进后，我也没想到发展如此迅速。一旦进入中央政府文件，推进就迅速很多，有了力度。到处“社区建设”。而且，这个社区我觉得用得有点尴尬，和建造相关，叫建造社区。定位是把街道看成一个社区——社区原来是共同体概念，不具有行政化的概念——或说核心概念不是行政化的。可以是具体化的空间概念，也可以不包括空间概念，但进入政府文件后，它被约定俗成为一个空间概念。

上海刚解放时，街道的概念是区政府的驻街道办事处，不具有政府的一定施政权限——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确，但实际上是有的。

胡如意：现在是越来越有了。

吴铎：管得多了，政府也强了。街道本身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实际是区政府办事处。但相比解放初的十几个人，现在的街道规模大很多，管辖面也很广。派出所也是街道派出所。街道还负责群众团体、经济、福利等实际的综合治理。

刘先生：社会向前发展时，肯定会出现新鲜事物。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

胡如意：退休干部也是街道在管，退伍军人也是。

赵伊人：我住定海桥，做一些社区服务和艺术方面的事。我问一下陈老师，您之前大概研究到什么程度。

陈赟：我当时只是在社会学系之下进行沪江大学的研究，也包括沪东公社。我们学院在2013年举办了一个社会学百年的活动，查询过相关资料。

吴铎：我们上次搞过一次沪江大学社会学百年纪念。

陈赟：为此也请您过来讲过这个议题。其实，美国的大学强调社会服务的功能，沪江大学因循了这个传统。沪东公社第三任社长钱振亚讲，社会行政人员必须接受大学训练，这个社会行政人员，就是社会工作者。他特别用了“社会行政工作”这个词。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和中国的民政社会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我不是社工专业，这个脉络我无法完全串连。我隐约觉得，这是他对中国了解之后，提出的一个特别适合中国的方式。

这与美国有类似之处。类比的话，现在中国的街道可以与美国的小镇相比照。你属于小镇，我属于街道；在互动与生活中形成生活共同体，通过行政——治理的方式去维系、营造共同体。这个行政—治理，包括社会行政式的服务，由共同体的公权力运作机构实施的社会服务。钱振亚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把接受的理念在中国实践，在杨树浦这个形成中的社区进行中国化。但可惜钱先生在1934年就英年早逝，这种实践就断裂了。

吴铎：还有一事不明。沪东公社有关材料，现在到底转交到哪里了。

陈赟：我到上海市档案馆没查到专门的档案。

吴铎：杨浦区志记录了很多关于沪东公社的内容，值得看一下。如果做研究，需要查阅原始档案。沪东公社的原始材料，可能的确全部失散了。或者还尚存于世，但不知现在所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