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应考虑允许一妻多夫”引争议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岚 、陈安庆

导读

1.我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2.黄有光：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

3.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急不得

4、满纸荒唐言，疑似失心疯

5、警惕馊主意啊，馊主意：学术大V意见领袖陋见带偏三观

你见过“一夫一妻”，

你听过“一夫多妻”，

但你想象过“一妻多夫”吗？

近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教授在网易研究局撰文指出：

“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每100个女的，约有117个男的。大约会有数以千计的适婚男子会找不到妻子。”

对此，他提出，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的婚姻制。

言论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

01

我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1）根本由头还是中国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中国2019年总人口达到14000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1527万人，女性人口6847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049万人。

从性别比来分析，2019年中国的性别比例为104.45（女=100）,相比2018年（104.64）、2017年（104.81），性别比有所下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男女比例失衡的确严重。

（2）那男女比例失衡会产生问题呢？

首先，男女比例失衡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同一年龄段的男性找对象难，男光棍多。这一方面会造成一定的社会伦理问题，男性和女性婚配年龄差距过大，社会伦理体系受到冲击。正如我们不时也会看到“70岁高龄大爷娶20来岁年轻妻子”等一类的新闻。在众人“吃瓜”的时候，也许少有人会想到背后男性光棍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人口替代率（每个妇女平均生小孩的个数）下降，同性恋增多也会导致出生人口萎缩，造成老龄化压力的进一步加重。

其次，“光棍危机”率先在落后地区率先出现，因为性别比率失衡是高龄挤占低龄，发达地区挤占不发达地区，然后形成社会性的综合效应。[1] 中小城市和农村娶妻成本增加，加之部分落后地区传宗接代的思想，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便由此滋生。

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阿霞》。她被骗的经历，我至今记忆尤深。

女主角阿霞在高考落榜和感情受挫后，决心外出闯荡一番，但是被欠债的表哥骗到了落后贫穷的吕梁大山里，与比她大十多岁的山民王二串成婚，用来抵债。

明白过来的阿霞，拼命外逃，但都被王二串追了回来。

村民们都鼓动老实人王二串，说只要让女人怀上娃娃就死心塌地了。但阿霞死活不和王二串睡一盘炕上。

她在一次外逃后，被村主任发现。于是，她将希望寄托在村主任身上，希望他能够救她出去。可村主任因同情王二婶和王二串，要阿霞家送来钱再领人走。

故事到最后面，阿霞被救了出去，但是她又回到了那个山区，带领着村民走向了致富的道路。

可是，并不是每个被拐卖的妇女都能够有这样稍微好一些的结局。

最后，男女比例失调也会增加性侵行为的发生比率。

在长期处于想结婚但又结不了婚的单身状态下，一些男性可能在心理上会出现急躁和失控，极端情况下导致猥亵、性侵等犯罪行为，危害社会。

这样的他们，就处在社会中某些灰暗的角落里，时不时伸出魔爪威胁着那些难以发出呼救声的少女。

（3）病急投医不能乱

对于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的深远影响，不少人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可行的、不可行的都有。其中如引进外国新娘、一妻多夫等便引发广泛争议。

在2017年，中国人大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农以及人口学家何亚福呼吁跨国通婚来缓解“光棍危机”。但是，他们言论一出，就引来了不少热议。

据当时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的调查，有超六成的网友认同“通过鼓励国际通婚缓解中国光棍危机”，甚至不少人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应该积极推动移民政策改革，简化与外国人士通婚相关手续。

但是，走得通吗？

新京报曾对此专门撰文指出，中国很难娶到媳妇的基本上是穷困地区的穷人，而能够移民或合法居留来中国女性，大多是能够到异国打工的佼佼者，他们择偶定也是找对应阶层中的优秀男性，但是这些优秀男性也不缺女人。

所以，剩男们还在那里。于是，跨国拐卖或变相跨国拐卖新娘就成了一些底层剩男们娶妻的一条捷径。甚至不少人还因此被骗婚。

若没有优越的条件，“中国光棍问题”的解决靠引进外国新娘这条路，很难走通。

02

黄有光撰文提出“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

黄有光教授认为，在至少一二十年内，男性难找妻子的问题会越来越大。自然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会对快乐的影响产生很大的副作用。“而减轻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妓院合法化，使没有妻子的人可能通过购买合法与保健上比较可靠的性服务而部分获得满足。你不让他们合法进行性交易，是严重危害其获得性满足的权利。”

对此，网络上虽也有支持声，但从微博总体的评论来看，反对声铺天盖地，尤其是在在女性中群体中引起了诸多的不满。

（1）国内外存在相关案例

正如黄教授所说的，目前世界上的确存在有这方面的案例,保留共妻制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南亚大陆和青藏高原地区。

有学者对以上各地区的婚俗背景进行分析后指出，实行共妻需要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恶劣的生态或社会条件;二是出现不愿意分割家产的私人观念。当然, 其他诸如人口统计、 社会分层、 文化接触, 以及历史、 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在某一具体的场合下, 各种因素或是在合力作用或是在某一因素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 共妻制的出现才成为可能。[2]但是以中国现在的条件，让共妻制合法化很难。

（2）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

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该法的第一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此后，无论是颁布新的《婚姻法》还是进行修正，一夫一妻一直存在于法律的重要位置。

黄教授撰文写道：“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异性或同性婚姻，绝大多数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不过，根据传统的观点，一男一女的婚姻，其男女的要点比两人的要点重要许多。既然男女这条件都可以放弃（允许同性婚姻），两人的条件更加可以放弃。”

但是，法律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在人数方面的限制是底线。将婚姻限制在两者间，为男女之间爱情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现代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因为, 爱情本质上是两性之间以性欲为基础, 以互爱为前提的深厚的、持久的、专一的感情, 这种感情需要彼此之间长相厮守、相互尊重、恩爱互助、患难与共。[3]

（3）问题剖析

一妻多夫制下两性真的获益了吗？

从一夫多妻的角度看来，一妻多夫似乎是女性受益。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无论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女性多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先不论是兄弟共妻还是朋友共妻又或是陌生男性共妻。一旦共妻合法化，就给了他们与共享的妻子发生性关系的合法化的权利。在社会背景的男性力量下，一妻多夫更会使女性在婚姻中的诸多意愿被忽视。

黄教授说，“其实，至少以生理功能而论，平均而言，一个男人能够满足多个女人的性需求的能力，大大小于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多个男人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下而言，男人满足了。女性会不禁发问：女人呢？女性能从这个婚姻下获得什么？

就像侯虹斌对此作出的评论：“一妻多夫的实质，是女性同时给多名男性提供性服务和生育劳动，并且接受他们的虐待。”

其实，“在对偶婚条件下, 无论是主夫及其众妻还是主妻及其众夫之间的婚姻关系均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的, 在这种丈夫游离于数妻之中或妻子行走于众夫之间的关系中, 男女之间不可能建立两性相悦、生死相依的牢固感情, 只能是玩两性关系的游戏及做各种见异思迁的“春梦”而已, 比较稳定和牢固的爱情只能是一种‘奢侈品’。”[3]

此外，黄教授还提到：“在人类的长期进化历史，大致是（不表示应该是）男子在外打猎，女子在家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尤其是喂奶等）大致是一个人的工作，不必多人合作。打猎须要多人合作。因此，男子天生比较容易信任朋友，和朋友合作等。因此，一妻二夫，应该比一夫二妻容易相处。”

正如黄教授所言，男子天生信任朋友和与人合作。但是将这份长期进化出的信任和合作放在婚姻领域，不一定行得通。理性为主的工作上的合作与感性更多的婚姻上的合作并不能统一而语。

假设在一妻多夫制下，若一个男人出于情欲和性欲等不满足于与多个男性共享妻子，男性间的会矛盾增加，男性未获得想要的爱情，妻子的处境也更加艰难。同时出轨率也许相比现在会更高，性错乱行为和社会混乱不可避免。

男人有了妻子，但不一定有爱情。而看似女性拥有多个丈夫，到最后，可能除了满足男性婚姻的需求，也就只剩下了孩子。

还记得前段时间的离婚冷静期上热搜吗？其中，家暴问题就是引发热议原因之一。

当今，家暴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若是法律允许一妻多夫，女性婚后遭受多人家暴或是被迫发生性关系，无论是迫于多位男性压力还是担心外界评说。她们在自己受到身心伤害后，为自己发声的可能性会更小，而男性披着法律的外衣进行当今的非法活动便有机可乘。

女性承担的负担真不会加重吗？

黄教授提到，“即使在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一妻二夫也比一夫二妻更有利。如果以多数家庭由妻子负责主要家务（不表示这是否应该）而言，煮给三个人吃，不会比煮给两个人吃多很多时间，因此，一妻二夫，轻而易举。”

虽然黄教授强调 “不表示这是否应该”。但是，从现实来看”如今，诸多女性的确在家庭中承担着照顾孩子的重任，男人做家务照看孩子甚至有时被称为“帮妻子的忙”。这些观念下，女性就应该留在家里看孩子做家务似乎是整个社会压在女性身上常识性的枷锁。

而在中国将共妻合法化以后，女性在家中承担的压力并不会如黄教授所说的那般差不多。而只可能会将女性抚养孩子和在家照顾老人的身份观念在无形中固化，然后做更多的家务，照顾更多的孩子和老人。

一部日剧《坡道上的家》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女性所面临的丧偶式育儿可能是压垮她们精神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剧中，有一位母亲将自己8个月大的婴儿扔进了满是热水的浴缸，活活淹死。丈夫将其告上法庭。

在面对法官和律师的提问，那位母亲缄口不言，精神涣散。她的丈夫，满是埋怨和责怪。而她的婆婆的一席话更是引人深思。

“抚养孩子不是业余爱好，男人也不会来帮你，不管遇上什么都要自己加油，但是那样的日子很快就会熬过去的，之后就轻松了。”

这种枷锁似的“常识”不仅深深刻在男性印象中，连很多女性自己也这么认为。

女性熬过去了，一切太平，孩子长大，婚姻美满。可若是女性熬不过去呢？

在中国这样的现实新闻也并非没有。如2019年的新闻：“福建28岁母亲携子自杀”。28岁的女子石春梅在留下“绝笔信”后，带着3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离家自杀。她在绝笔信中称，与公婆有矛盾，而丈夫也劝她多忍忍。

在这种观念下，一个丈夫如此，若是多几个丈夫，多几个公婆，再多几个孩子。这样的压力仅是女性来分担？

底层男性的婚姻问题真能解决？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中国“剩男”中，底层男性居多。而一妻多夫真能解决他们的娶妻问题？

Buss 的性策略理论(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SST) 认为，男女两性在解决各自不同的问题中，分别进化出了不同的“性策略”，包括短期策略和长期策略。女性为了获取稳定的资源来使繁殖成功，必须选择长期策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后代能够得到丰富稳定的经济资源。所以，在长期进化历程中，进化心理学家推测，女性更倾向于寻找有经济资源，且愿意对她投资的男性，而且这种倾向在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 Buss，1989) 。

但是，社会底层的男性在这一点上很难满足，女性在可以拥有几个丈夫的情况下，也会力求寻找经济资源更有优势的男性以保证日后的安定感。否则要养孩子，若没有生活保障，女性更多会觉得多夫是一种负担。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 Buss ＆ Barnes，1986; Eagly ＆ Wood，1999) 。该假设预测，当女性拥有一定的资源时，会不太看重男性的资源。[4]

但是从当今社会职业等级性别分布看，要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能满足这一点的极少。

受到婚姻法保护的一夫一妻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极难改变或者说要想改变才是滑天下之大稽，甚至是违法行为，这不成了聚众淫乱了吗？

尤其是底层男性家庭，先不谈男性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且说家庭里面的老年人对社会伦理观念的重视程度，他们也很难接受自己的儿子与他人共享妻子。

加之中国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多数中小城市或农村的家庭极为重视族性血亲关系以保证后代血统传承。他们绝不会也不会接受“共享妻子”。

若观念短期内难改变，一妻多夫推不出，那么底层男性的“光棍问题”就解决不了。若是长期来看，等到这个观念被不少人接受了，中国“光棍问题”好像也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说不定改变“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让人接受“一妻多夫”要来的容易些。

03

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急不得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的确男女比例性别失调问题挺严重。但是无论是从总性别比，还是0-4岁性别比、5-9岁性别比、10-14岁性别比，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在短期内，这个问题是比较严峻。就将来而言，问题也没有现在严重。可是，经济学家所谓“一妻多夫”的荒唐言论根本也解决不了短期问题。

将来，孩子们长大了，根据目前他们同龄性别比呈下降趋来看，于他们而言，问题也没想象那么糟糕。

所以，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急不得。

且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女性择偶标准不可能会降低，否则也不会看到那么多大龄剩女独自一人在大城市打拼了。

所以，底层男性都只有靠提高自己的实力，才可能解决一辈子单身的问题。这说起来很残忍。

但是，“你若盛开，蝴蝶们也自会迎来”。

04、 满纸荒唐言，疑似失心疯

事实上，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曾面临男女比例不均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国家用一夫多妻作为解决方案，那些国家价格理论运用不精，缺乏把人视为货物的精英理论。对具有正常道德、人性和社会观念的人来说，把人货物化都是禁忌。

不问政治、社会、人性和道德，什么共妻什么妓女合法化，把交易视为“高尚”的事情，则是失心疯。

一夫多妻在中国古代早已见怪不怪，但你可知，在世界上的某些角落里，仍旧延续了母系社会的传统，实行一妻多夫。

那么，一妻多夫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

女子可以随意更换自己的“丈夫”，男人只是附属品，没有话语权。

在母系社会，婚姻模式为部落里的女性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特权，由于掌管着整个家庭的土地、肩负着传承家族血统的责任，部落里的女人们在外面独立处理各种纷争，并且在各种重大事务上也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男性往往被期望能够有固定的收入，且需要承担抚养孩子的费用，男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男权女权的问题，而是此提议和传统道德伦理和婚姻法的冲突问题。

婚姻文化是一个不断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

现在都2020年了，居然还有人提出搞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那一套？

在遇到与现代婚姻文化迥异的一妻多夫婚制时，这种婚姻形式“不文明”“不自然”和“非常态”。

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一妻多夫制，是一种“不自然状态”，令人困惑和不安。

也有人认为，一妻多夫制婚姻限制了丈夫关于性需求的自由，使得男性存在着性的竞争，引发了负面的道德后果。此外，父亲对于自己子女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愿望同样会引发负面的道德后果。

南方传媒书院陈安庆老师认为，伦理道德是具备一个民族内在价值理想和外在行为规范，它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现如今，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线，并涵括了各个时期的思想家的成果，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注重伦理道德文化的时代相容性，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更不能开倒车，还要注重性伦理、道德与公平，不能只看经济学利弊得失的简单分析和去道德化的功利主义，黄教授的说法引发了社会上一些道德上的担忧，这种婚姻不应仅仅从婚姻实践者的角度来分析他们享有哪些好处，而应该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探讨，包括一妻多夫制婚姻带来的负面后果在内的全面检视。时代在变，人的本质却没有变，伦理道德文化能够经久不衰，乃是因为它是国人的灵魂所在，伦理道德文化的时代性使得其在时代变迁中依旧体现出历久弥新之态。

一妻多夫婚姻结合体中，性爱的范围限于妻子和丈夫两个主体之间，丈夫一方由复数构成，因此发生了一个妻子与几个丈夫之间的性爱。性伦理的秩序是社会伦理秩序的组成部分，性伦理秩序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伦理的破坏。不管是公开的、变相的或者隐蔽的一妻多夫都会使人在婚姻中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失效，从而丧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经济学的教授，看什么都是交易和经济成本利弊得失，这是专业眼光，但以为交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交易视为“最高尚”的事情，则是失心疯。近来有教授主张，光棍问题可用多人合娶妻子来解决。赞之者称极为理性、方案彻底，驳之者称荒谬到顶、无以复加。

主张多人合娶妻子，用的是“价格理论”。存在光棍，就是女子资源短缺，稀缺品必然价高，富男有能力购买，穷人就多人买一个，也能“其乐融融”。长期则能刺激女子供应，减少男性数目，达到性别平衡。

按交易来理解，婚姻其实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货与货的匹配，男与女，都是货品而已。搭配不过来，就以一对多，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所有的货品，可用货币来价值化。如果你有钱，岂止优先获得货物，还应能买到多男多女使用或囤积。

视为交易，交给市场，自由竞价，一切安妥。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的一根筋。万事如此，世界上就不再有任何问题了，只有钱够不够的问题。按照这种逻辑，一夫一妻的法律就是计划经济堡垒，是一种定量供应。

“经济理性”能如此运用，可见理性到顶也疯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还有淫者见淫、交易者见交易。经济学的教授，看什么都是交易，这是专业眼光，但以为交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交易视为“最高尚”的事情，则是失心疯。

任何学问有其限度，而服务于人是目的，学问不是，用经济学尤其半调子经济学谈论社会、人性、权利、尊严、爱，以为理性等于经济理性，等于市场和交易，妄言必多。

我们国家早在秦朝就实行一夫一妻,《七国考》引桓谭《新论》载李悝《法经》条例:“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日淫禁。”

《大明律》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离异。”

清朝也有类似的规定。《大清律例》规定“妻妾失序”:“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05、 警惕馊主意啊，馊主意：学术大V意见领袖陋见带偏三观

复旦大学教授黄有光所谓“一妻多夫制”的论调，是伦理道德的崩塌。

谁是镰刀，镰刀者意见领袖也。顶着学术大咖的名头标签，在舆论场作为网络大V是网络世界中的舆论领导者，他们既可能作为信息的中介，也有可能是信息的制造和发布者。

尽管他们与网民并不相识，但他们的影响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影响巨大。

那些能薅的羊毛的人，其实都不是一般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镰刀几乎是奢望，并且还时不时的被割下韭菜。

对于意见领袖，尤其是网络意见领袖，应承担与其身份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较高注意义务，受到网民集体“加冕”的他们，扮演着公众的启蒙性角色，要时刻注意对公众的“陋见隐藏”。

他们的正面言论可以引导舆论发展，使主流声音能传播得更远，负面言论若是以面向公众的方式展现出来，便是与自身身份相矛盾，此时的表达就已经不再是普通个人的好恶表达，而是上升到影响社会秩序与缺乏社会责任的高度。

意见领袖有善恶有红黑，也是一个江湖。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镰刀几乎是奢望，并且还时不时的被割下韭菜。这年头，守身如玉不难，守脑如玉不被轻易洗脑，守住正的三观实在有点难。

南方传媒书院陈安庆老师认为，这场因为专家教授雷言雷语导致的网络狂欢，需要反思——媒体话语建构了什么样的“教授”集体身份？媒体通过什么样的话语策略建构了“教授”集体身份？媒体的把关人责任是如何落实的？舆论导向到底要做什么？这样明显违背常识、基本道德伦理的文章和建议，如何能在网易这样的平台发布且大量传播？如果根据基本专业判断发这种文章是否会被指责为罔顾公序良俗，趋向流量眼球效应，用意何在？

同时，陈安庆老师指出，我们还需要警惕不能因为某些专家教授的不当言论，导致整个高级知识分子躺枪受连累，如放任雷言雷语，则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备受尊重的“老师”形象被重新表征，公众对教师的积极刻板印象受到冲击，教师身份势必被妖魔化。

我们知道个别高校教师不当言行引发了社会热议，导致网民对“教授”消极刻板印象的形成，对高校教师的污名化时有发生，出现了“叫兽”、“砖家”等网络词语。这一现状无疑要求高校教师群体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授”群体的整体素质。

陈安庆说，刻板印象，通常与偏见联系在一起，在偏见作用下，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形象的负面和不利评价，叫“消极”刻板印象。 “知识与技能”“学历层次”“专业权威”“社会声望”“道德与人格”“言论健康”凡此种种，要有个起码的底线，至少不违背公序良俗，恪守道德底线和法律范畴。

他认为，无论是谁，什么标签身份互联网言论，要注意言论的尺度和边界。

言论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公正无私、认真负责、遵守法律。

1，客观真实。要以事实为依据，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2，公正无私。不能带有利益倾向和主观偏向，不能凭主观好恶发表评论。

3，认真负责。要谨言慎行，对自己言论负责，对他人、社会和国家负责。

4，遵守法律。要遵守法律的原则，不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和谐、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言论。

其实每个国家对网络言论自由权保护的强与弱，保护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各国对此权利的立场和态度，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底线和红线的问题。一句话，没有绝对，只有相对。

我们太胆小，以至于不能独自思考；我们太谦虚，以至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情或者判断。我们想依靠某些专家，当我们有了专家，我们就会说专家说过的话，像背诵死板表格的儿童一样不做独立思考。我宁愿有人无知地思考，也不愿看到他只是做个传声筒。

韭菜要端正对镰刀的认识。镰刀亮闪闪 ，韭菜油汪汪，别再当网红镰刀下的韭菜了。别怪镰刀狠，只怪跟风盲从的韭菜们，缺乏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