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倪嘉宁：在中东，看见那些边缘的人

原创 围炉 围炉

倪嘉宁，香港大学学生，主修社会工作，辅修国际政治。曾任香港大学社会服务基金会主席。她很关注中东的难民问题，曾两次到访中东，与难民接触。

炉 = 围炉

倪 = 倪嘉宁

炉 | 你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基金会有什么特色吗？

倪 | 我们的基金会本来是给学生运营的公益项目做投资的，但是我们逐渐发现这样子做很有问题，因为学生运营的公益项目往往都非常低效，而且持续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开始了新的尝试。我们创立了社会创新圆桌会，开始自己运营项目。

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有专业技能的大学生，如果只是进行普适的社会服务，比如支教其实是很浪费的。我们的项目就希望我们可以用已经学到的专业技能来帮助别人，体现专业性、可持续性和多方共赢。

我们现在的项目有法律、心理、商业和食物营养学，其中心理和食物营养学就是面向在香港的难民。

炉 | 可以给我们详细讲一讲你们的项目吗？比如法律项目是提供法律援助吗？

倪 | 我们有两个法律项目，除了一对一的法律咨询还有是外展型的。比如香港有很多老人家，对于遗产方面的法律问题不了解，我们法律系的学生就会去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而一对一的法律咨询的主要对象是香港的劏房居民。他们的住房是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就会做长期的法律援助，让他们拿到更好的住房条件。（劏房，又名分间楼宇单位，业主或二房东将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间成不少于两个较细小的独立单位，作出售或出租之用。）

还有一点是，我们其实知道我们学生的专业能力是不大够的，所以我们还找了一些香港本地的律师事务所和NGO，让他们帮忙培训这些学生。这样子这些学生他们也可以得到提升，给自己的简历加光。对于事务所来说，也是一个他们去港大这样的高校抢人的机会。

劏房

炉 | 可以给我们讲一讲香港的难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倪 | 香港是一个国际港，算是各个地方的中转站。很多难民来这里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因为飞机轮船中转到这里就留在了这里。香港没有签1951年条例和1967年附录，所以香港对于难民既不能接收也不能遣返。也就意味着这些难民不能在香港定居，他们只有临时的非合法身份，没有公民权利，很多条件都受到限制，比如不能开银行账户，不能够工作，孩子不能上学。所以他们一般都是留在香港的同时，向第三方申请正式的难民身份。但是申请时间非常长，平均需要十年。而且成功率非常低，现在香港申请成功的只有个位数。大多数的难民就滞留在香港，无法工作没有收入，只能靠别人给他们的捐款活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香港。

炉 | 我之前去参加一个有关难民的工作坊，那个主讲人就说他当时就是被装在了一个货运船上，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向哪里，在货舱里呆了十几天，上岸以后问别人这里是哪里，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到了香港。他当时用了“No Choice””No life plan””No sense of security”这三个词语来形容难民的生活状态。

倪 | 是，而且香港政府给这些难民的食物补贴其实是很少的，一个月只有1200港币，一天40块钱，在香港是很难生活下去的。

炉 |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难民问题的呢？

倪 | 我是高中就开始关注难民的，那段时间是叙利亚的战争爆发到一定程度，让全世界开始关注难民问题。我高中的时候比较虚无，在思考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之类的。那时觉得自己需要一些比较切实的东西，于是开始想做人道主义援助，也因此选择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炉 | 其实我在思考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第一个排除的就是人道主义援助这样的工作诶（笑）我一直觉得社会问题是无法被彻底改变的，觉得这样的工作有一点亡羊补牢的感觉。所以一直很佩服能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工作选择的人。

倪 | 我现在学着学着也觉得比较亡羊补牢吧。难民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不解决的话，那他们永远都在流离失所。但政治问题又关乎中东的自然资源、王室专制统治、各方利益博弈……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我前几天正好看了一个社工写的文章。那个社工在北京做扫街工作，他在街上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就“捡死尸”，让他们有个固定的住所。他说一年下来最多就帮三十几个，但是全北京可能有上万个无家可归的人。难民也是一样，全世界有几千万难民，你可能帮一辈子也就帮个几百个人，但是对于那几百个人来说，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你而言，面对一个个体的时候，能够让他从到处流浪到有所定所，这样的成就感就已经是无与伦比的了。

倪嘉宁支教

炉 | 我知道你曾经去过两次中东，能给我们讲一讲你这两次分别做了什么吗？

倪 | 第一次我是参加了一个关于国际移动人口的暑期项目，我们去了城中心的难民聚集地，还有一些难民服务机构。这一次是选了一个中东的大学来交换，两次来的都是土耳其。

炉 |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与中东难民亲身接触的经历过呢？

倪 | 土耳其是接受叙利亚难民最多的一个国家，百分之六七十的叙利亚难民都是在土耳其境内。所以即使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旅游城市，街边也能看到很多穿着黑袍的女性，有的还带着孩子。

我第一次来之前，还持有着“难民就该在难民营”这种想法，觉得他们应该住在白色帐篷里，里面有很多联合国志愿者在工作。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其实就生活在城市当中。我第一天到伊斯坦布尔，就发现“哇，街上到处都是叙利亚难民”。当时是在一座游客很多的大桥上，他们就像木头一样坐在垃圾桶旁边，好像他们的一整天就是坐在那里打发度过的。

我当时用蹩脚的阿拉伯语问其中的一位母亲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叙利亚。问什么答什么，也不多说话。我离开那个母亲以后，有一个小孩突然跑出来，双手向我举着，和我说他是叙利亚人，问我要钱。我当时身上没有零钱，我就拿了本书给他，但是他不要书，他就要钱。我后来就给了他一百，他拿了钱以后就跑回了他妈妈那里。

那次印象还挺深的，因为我以前总觉得难民就应该是“完美的受害者”，觉得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在一点收入都没有的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善良。但是真实的人性并不是如此，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他们就是会向你直接伸手要钱，也会有些去做黑市交易，去偷盗。

我也在难民集聚地发现，虽然现在只有叙利亚在打仗嘛，但是叙利亚难民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南苏丹的难民。其实难民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元，更广。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街区，甚至开始经营餐馆，认真投入生活了。

倪嘉宁支教时拍摄

炉 | 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我们想象中难民的情况和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差得很远的。你觉得想象和真实之前的差距，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工作的障碍？

倪 | 说实话，我们这些想象，很多就是社会工作者构建出来的。比如你点到联合国难民署的网站里去看，你就会看到一群非常可怜的难民的小孩，住在难民营里面，没有学上，没有东西吃。这样的想象其实是人道主义援助需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宣传，有助于博取大家的同情，这样子NGO才可以拿到钱。如果你知道了难民的真实的情况，知道了他们有自己的餐馆，还有自己的活动；知道了虽然他们很穷困，但是犯罪率也很高。这些事实会不会削弱大家对他们的同情？还是说我们要更深一步？让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些黑暗面，在这基础上再让他们了解难民为什么犯罪率高，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法律系统公正的对待。

这是两条不一样的路，一条是你可以直接说他们很可怜，是完美的受害者。另一条是你说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由于一系列社会条件引起的。而这两条路一个简单，一个复杂，一般社会工作者都会选择成本比较低的前一种。

炉 | 但是我觉得，后一种可能会更让我们看到我们和那些人之间相通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以一种刻板的印象去想象他们，就很容易忽略其实是社会结构的因素导致他们现在的处境。不说难民，就说那些穷人，那些拿低保的人。总是有很多人觉得他们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背后有很多复杂的社会条件我们看不到，就会理所当然地觉得你有手有脚，就应该自食其力。我觉得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倪 | 你说得没错，但是解释真实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大家的注意力有限。你想全中国真正关注中东难民的人有多少呢？我们国内就有那么多受苦的人了，有这么多贫穷的人了，大家哪里还有这么多精力去关注那么遥远世界中的人，还想要去了解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问题，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其实没有必要，有的时候一种更加简单的一刀切的方法可能对于实际的运营来说可能更加有效。

炉 | 但是联合国难民署他的网站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而是面向全世界的，如果有难民问题地区的人也觉得难民就是那个样子，我还是觉得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倪 | 其实因为中国距离难民比较远，我们更容易觉得难民是完美的受害者。但在是欧洲国家，因为有难民真实地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的理解当然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我们看待广州的黑人，我们知道他们的犯罪率高，这时候我们就会加深了解，去考察我们的法律、医疗和教育系统有没有保障和兼顾他们的基本权利。这也是欧洲在发生的事情。

炉 | 那你觉得你去伊斯坦布尔的这两段经历对你回到香港做NGO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倪 | 我觉得主要是让我更加了解了难民吧。拿钱举例，我们在香港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比如我们和难民联合会说想采访难民妇女，他们就会说那你们能不能补助一下她们过来的交通费，而且这个“交通费”很贵，明显是以要钱为目的的。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他们怎么这么贪得无厌，但是从土耳其回来以后就更明白了一点。

炉 | 有些人会觉得这种习惯性索取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们不再向上进取，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倪 | 我觉得就和美国富人经常说的：“黑人很懒，所以他们才那么穷。”是一样的心态。就是当我们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就会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指责别人：“你应该更努力，你应该更自律，你应该更善良。”但其实，善良是需要资本的。难民就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需求。当他在很穷困、资源很稀少的条件下，就会通过各种方法拿到维持生计需要的钱。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去改变他们的大环境。社会工作里有一节课是“社会动议”，教我们如何组织大家的力量去改变现有的不公正的法律体系，要向政府提出新的法案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我们如何让难民在香港有正常的工作，这样他们才会有收入，而不是等着别人捐钱；我们怎么让那些中东接收难民的国家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医疗资源；我们怎么把叙利亚的战争停下来，这样他们才能回家，才能重新开始生活。根本上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

炉 | 现在全球都在疫情的阴霾之下，这次疫情对难民有什么影响吗？

倪 | 其实疫情对难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因为难民之间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这件事的，在难民营里，他们完全住在一起。其实WHO有说过，疫情在难民中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迟早会爆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而且爆发起来就是一场全面的灾难。

对于住在城市里的难民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信息渠道。当时土耳其已经封国了大概半个月，他们很多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电视看，他们也没有手机。他们不知道有疫情，所以他们还在外出。在几乎所有人都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几千个难民还在城市里走来走去。甚至有一些难民，他们企图度过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去欧洲，但是希腊因为疫情加强了边境的防控力量，使用了大量暴力把他们轰了回来。

土耳其难民企图越过希腊边境被催泪弹驱散

炉 | 病毒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关于生活质量，而是关于生命的。我有时候在看到太多现实的惨状之后，会觉得很疲惫，慢慢变得有些麻木，丧失了最开始做的那种热情，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倪 | 我觉得这一定会发生的。我在香港接触了一些难民，后来真的是不耐烦了。包括接触的叙利亚难民多了，慢慢也就没有那么强的感觉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去做一些人道主义工作，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件好事。比如说医生，他看多了人体就会慢慢麻木，但是对于发挥他的专业性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我的专业是社会工作，我要用专业做社会主义援助，那么一定的钝感反而是有好处的，它能让我更客观专业地分析处理。同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它只是一种个人自我感动的情感，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帮助到别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你的执行力和安排筹划的能力。到最后，专业性比同情心更具有决定性。

炉 | 原来站在专业的角度这种钝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你在接触不同的弱势群体的过程中，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在那些香港的劏房居民，世界各地的难民，内地的留守儿童，是否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呢？心理或者生活状态？或者他们的社会地位？

倪 | 其实我觉得社会边缘这个词本身就解释了他们的共同点。如果想象社会是一个半球体，我们每个人分布在这个半球体上面，越靠上面越少，有一些稍微富有，有一些稍微贫穷。但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只能抓住社会的边边，他们就是在社会边缘，快要掉下去的那群人。

社会是正态分布的，总有一些人他们是在曲线的尾巴那里挣扎。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他们。他们可能有各种的身份，有一些成为了难民，有一些成为了劏房的居民，他们在经济资源上处在曲线的末端。无论我们怎样做社会工作，这些人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无论怎样擦去尾端，曲线的分布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会有一些人是特别贫穷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做的只是说我们让这些末端的人也活得稍微好一点，而不是消灭末端，或者把他们移到中层。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中永远会有弱势群体的存在。

文 | 陈熠泽 袁辰捷

图 | 网络 倪嘉宁

原标题：《对话倪嘉宁：在中东，看见那些边缘的人 | 围炉 · CUHK》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