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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七君子”事件期间险遭枪决——沈钧儒人生的四次历险（三）

2020-06-07 04:1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众所周知，沈钧儒先生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战士，他的人生横跨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四个不同的时期，他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平和民主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充满艰辛和惊险。为追求救国的道路和真理，他几遭杀身之祸，直面生死攸关时刻，然而，即使如此，他爱国救国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滞，对祖国、对人民那份坚定的信念伴随他走向了最后的胜利和人生的辉煌，成为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追忆的一代伟人。

叁

“七君子”事件期间因被怀疑

与西安事变有关险遭枪决

经历大革命失败，自身还差点被杀，沈钧儒暂时脱离政界，投身法律和教育界，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加深，沈钧儒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成立救国会，带头参与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积极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瘦小的身躯却扛起救国大佬的担当。同为民族大局，沈钧儒和救国会的抗日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日形成了共识，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另一方面，救国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道而驰，自然也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为了阻止救国会的进一步抗日行动，也迫于日本的不断施压，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宣传抗日,危害民国”为罪名，逮捕沈钧儒为首的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被关押后，鉴于他们身份特殊，再加上社会各界不停呼吁，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慑于社会舆论，“七君子”等人在监狱中的生活及居住条件优于一般囚犯，监狱方面对他们的管制相对也比较宽松，除了不准阅读报纸，家属及社会各界可以自由探望，来往书信也不受限制，这一点可以从沈钧儒给子女们的信中略知一二，如12月7日，沈钧儒给三儿沈议信中提到：“我于四日由公安局移苏高院，当晚略讯一过，即送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分所安置，一切颇优待。韬奋、造时诸先生皆有学问之人，朝晚谈聚，故亦不感寂寞。” 那时，探望“七君子”的各界人士陆续不绝，慰问的，送吃送用的，给“七君子”们带去极大的精神支持。

然世事万变，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不仅国内政治形势骤然大变，也牵涉到了被关押的七君子。12月14日，看守所突然向“七君子”宣布命令，禁止他们接见任何人，包括家属在内，同时加强岗哨巡逻，门口增加了宪兵和保安队，虽然还可以书信来往，但所有书信的内容均遭严格审查，严禁书信谈及时局。在旁人看来，七君子关押与西安事变毫不相干，但事实上，这两件事不仅有关联，而且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张学良苦劝蒋介石释放“七君子”无果而最终引发事变。

“七君子”事件震惊中外，国内各种力量发起营救“七君子”活动，同时“七君子”事件也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间引起极大反响，一些华侨组织和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一致要求释放“七君子”，还其自由。同样，对于“七君子”被捕，当时正奉蒋介石之命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闻知深感震惊和愤怒，他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做出如此不堪之事，他更没想到，他一心效忠的蒋介石竟然对沈钧儒等七位社会贤达、爱国知识分子下手，尤其是“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王造时等人与他交情深厚，在张学良的内心，沈钧儒等人不计个人安危宣传抗日救国，完全出于一片拳拳爱国之心，何罪之余？张学良疑惑不解，更深感愤怒，情急之下，张学良来不及更多的思考，独自飞往洛阳会见正在那里一心布置“剿共”的蒋介石，恳请蒋介石改变内外政策，释放爱国领袖，遭到蒋介石一口拒绝，气急之下的张学良再也顾不上什么君臣之礼，愤而起身质问蒋介石：“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如此质问气得蒋介石浑身发颤，猛地一拍桌子，朝着张学良怒吼：“全中国只有你一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而面对大吼大骂、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张学良也毫不客气一一回击，俩人针锋相对，气氛极度紧张。如果说在此之前，出于抗日的迫切愿望，张学良也是一次次利用各种机会劝说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抗日，有时候也会出现言语上的不合，但从未像此次这般撕破脸面，直接“交火”，由此可见，蒋介石逮捕“七君子”且不顾国内外舆论强烈呼吁拒不释放，使张学良彻底看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实目的，他既为“七君子”的安危担忧，更为自己无能为力深感无奈和痛苦。从洛阳回来，张学良陷入了矛盾的纠结中“丧父之恨，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以及他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这一切，都搅在了一起。”这一切使他的内心十分懊丧。为排遣内心之苦，他找来杨虎城商谈，在商谈中第一次提到了“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即实行“兵谏”。虽然，几日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还有其它更直接的原因，但毫无疑问，是“七君子事件”导致蒋介石和张学良矛盾激化，无法调和，因而萌生“兵谏”之念。也正因为与张学良在洛阳的正面“交锋”，气极的蒋介石第二天就杀气腾腾返回临潼，着手部署对红军的进攻，他要让张学良知道谁也无法改变他“剿共”的政策。只是令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恰恰是他的这种顽固把张学良“逼上梁山”，不仅使他的“剿共”计划落空，自己也在张、杨“兵谏”中狼狈出逃不成被生生活捉。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后即通电全国，痛斥蒋介石国民党的不良行径，通电中特别提到：“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字里行间透露出张学良对国民党逮捕“七君子”那种极度的愤怒，在后来发布通电提出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是“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不仅如此，在后来与蒋介石及宋子文的谈判中，张学良又直接提出安排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导人到改组的政府里面担任职务。如此这般的张学良让国民党政府认定“西安事变”虽不是救国会所为，但某种程度上是因他们而起，所以，他们迁怒于已被他们关押的“七君子”，对他们严加看管，监狱上下对沈钧儒等人的态度也完全不同如以前。监狱如临大敌的气氛，沈钧儒等人顿感外面形势的紧张，同时也清晰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局势中，他们难免遭遇不测，对此，他们坦然面对，既然选择了抗日救国就不可能没有危险，他们商定，万一真的要被枪毙，他们也要从容慷慨就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临刑时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事后证明，沈钧儒等人的猜测完全准确，“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如“CC”派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为了警告张、杨的行为，提出枪毙“七君子”，在陈果夫、陈立夫等“CC”派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眼里，是救国会领导开展的抗日救国活动，引致全国上下抗日呼声不断高涨，抗日运动此伏彼起，他们更忌恨救国会的领袖们及其抗日政治主张对张学良的实质性影响，以致于因为“ 七君子”被抓，张学良在蒋介石“剿共”的关键时刻到戈“兵谏”，不仅导致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被迫停止，还不得不接受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这一切，对国民党顽固派而言绝对无法容忍，所以，他们提出枪毙“七君子”既是警告张、杨，也想借此表明他们决不容抗日的态度。危急关头，爱国将领冯玉祥得知消息，及时出面阻止，七君子才得以幸免于难，中国历史少了一桩冤案，当然，沈钧儒也是又一次化险为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陈伟平，民盟嘉兴市委会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南湖纪念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