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评《王伯祥日记》︱出版人的“朋友圈”

欣闻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由张廷银、刘应梅两位教授整理的王伯祥日记。王氏日记曾于201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可惜因定价过高、印数稀少而仅为大型图书馆购藏，加之日记以行书写就，杂以草书，辨识困难，导致阅目者不多，征引者更见其少，故未能引起足够关注，殊为遗憾。我因研究民国出版业的关系，曾系统阅读国图版王伯祥日记，相信仅就时长度和丰富性而言，它于诸多出版人日记中无出其右。王氏日记始自1924年1月1日，止于1975年8月30日，而他1922年入商务印书馆，1932年转开明书店工作至1953年，在出版业任事达三十二年之久，日记绝大部分记录他在书业身逢目睹之事，的确可谓此时段出版界最值一观的“朋友圈”。

王伯祥

一、开明书店

提到王伯祥，话题离不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1926年8月1日由章锡琛挂牌于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1929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尚在商务的王伯祥是创始股东之一，据其日记，“（1929年1月17日）散馆后，与调孚、圣陶、振铎到开明编译所，晤雪村。予认入二股（开明书店股票一股为一百银元——引者注），当缴保证金四元，掣有收条。旋归”（日记引文均据国图版《王伯祥日记》）。1932年“一·二八”，商务印书馆遭遇重创，王伯祥失业，后应邀入职开明书店，“（1933年1月4日）晨九时，冒雨到开明编所，正式就事”。入店后的王伯祥参与了出版社各项大小决策，从其日记可以管窥这家知识分子掌舵、以青年读者为服务对象的出版社，由“启蒙”向“生意”，最后归于“政治”的嬗变之路。

开明书店以中学教科书为世所知，至今亦为人称道，日记揭示了作为营业大宗的教材“生意”背后种种未为外人所知的方面。如他曾感叹彼时教育部负责审查教本的机构裙带严重：“（1933年3月16日）彼执笔者大都起自大黉，党附枝连，方霸教育，并教部编审亦半为所据，我辈所作且将受其挑剔也。可胜叹耶！”个中人士全凭好恶审阅：“（1933年6月24日）前送部审查之教本已批回，指摘不合处甚多，须修正再送云。丏尊、雪村之意，不理会它，照常进行，勿再送审矣。据云，审查者孙俍工与丏有不快，故藉为报复之具也。此日何日，尚待究纪纲与是非耶？俍工不俍工固滔滔皆是耳！”同业竞争亦是惨烈：“（1933年7月27日）商务、世界在苏竭力破坏开明营业，竟有挟胁书坊拒售开明各书之说。竞争之烈至此，深堪浩叹，而卑劣若是，尤不胜诛伐耳。资本之威胁不撤除，货真价实之品终难立足也。然为自存计，亦惟有与之周旋角逐，尽力从事而已。”1935年“新生事件”后，南京政府厉行新闻舆论管控，教材同样受到波及：“（1935年7月19日）教部为《新生》事，传各书局分店经理今将已审定各教科书缴进，听候抽换推行教材。各分店向中枢请示，以为如不送，显属违抗，如送，既无明令下来如何不明不白地随便乱政，为此，各同业将有表示云。政府无耻至此，不亡何待，犹觍颜高居人上耶！”今天大部分读者接触重版的开明教材，只注意到其“知识”一面，而日记说明教材同样是资源、权力、政治、经济等各种话语争夺的场域。

1949年后，以叶圣陶、章锡琛、傅彬然为代表的老一辈纷纷离开出版社，就职于新政权，王伯祥是老一辈中为数不多的留守人员。从他的日记，能够感知旧出版在新国家的艰难“改造”。

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主管部门将开明书店的出版方针调整为应用社会科学、文史和中级读物。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年轻一辈不惜代价与书店的传统毅然切割，不再出版与此无关的书籍，甚至连大股东郑振铎编辑的《古典文艺丛书》、北大教师编辑的历史丛书都拒绝接手，王伯祥对此徒叹：“（1950年12月13日）开明交臂失之，为他人所先，又蒙拒人之名，殊感遗憾耳。”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三反运动”，其时日记还认可该事：“（1952年2月8日）此次运动，群情激发，学习时每多过分之谈，偏差难免，然勃勃之气，足以药疲癃而有余耳。”他的态度可证之于叶圣陶：“（1952年1月28日）傍晚，伯祥应余之邀来小饮。开明亦方进行三反运动。伯祥甚称此举之有意义，互相批评，开未有之前例。余于此运动，初以为与贪污浪费无涉者，意义即较少。及蠖生之遭批评，乃悟官僚主义者也，益非泛泛言之，实与贪污浪费同其可恶，且为贪污浪费之源。而官僚主义实为人人所有之通病，仅程度有深浅耳。此次运动将使人人于思想上洗一回澡，洗濯干净，工作必将改观，故其意义至为深广矣。”

但当共产党将队伍腐化的根源追溯到了私人工商业阶层，开展“五反”后，一切发生了逆转。特别是私营书业中“三反”“五反”二者孰轻孰重，中共中央宣传部已有指示：“在私营的商务、中华、开明部分进行五反运动，决不能笼统一概都进行三反运动。因为在商务、中华、开明等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将使资本家获得借口，转移目标，打击职工，保护资本家利益。”年轻职员主持的工会，非常切实地执行着上级命令，将斗争对象明确对准邵力子、王伯祥等资方代表。王伯祥对此冲击有切身之感：

（1952年2月28日）十一时，余与力子召工会执委谈协助五反事，群少偏执甚，力子致为不怡。我总觉雪山、彬然太不负责耳。

（3月1日）七时，与达步往馆中会力、彬、联，谈五反事，竟谈不出何事，而联、达所写材料谓须通过工会始可达。彬然颟顸尤甚，若此等类真难办之至矣。不图开明内情复杂纠纷，遂至不可爬梳之境也。

（3月5日）五反运动工作甚热闹，漫画标语四处张贴，不免过于嚣动，恐非正轨也。余有所感，戏作字诂一则，以自解。录如下：

□（作者按：此字为次加力）资劳切，读同糟糕之糟，尴尬也。从资无贝，无贝，当然只处次位；从劳无头，无劳方领导，当然向壁宣力，徒劳无功，得不到劳方之荣衔也。处境在“两头不得实”中，宜乎无为尴尬之确诂矣。

录罢一笑，所谓由他遣也。

（3月26日）工会黑板报等于揭发隐私，乱传挑拨，殊失起码做人之道，自谓前进，其实相率而入于无耻之境耳。可叹！可叹！

新中国建立后，开明书店作为“同人书店”而被另眼相待，各项业务未受影响，但人心思公，出版社于同业中首家申请公私合营，王伯祥对此举极为赞同，相信“（1949年11月5日）开明前途或将获一生机耳”。1950年3月出版总署正式复文开明书店，同意合营申请，“惟以贵店现有之资产及存储原料状况，尚足应付本年度编辑出版计划。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形下，贵店应首先就原有资金恢复生产，逐渐发展，至于国家大量增资，尚无必要。因此，本署拟先从编辑、出版、发行及加强干部教育等方面，由国家予以协助和指导”，对出版社采取了“公私合作”的方式，待时机成熟再“公私合营”。孰料第一次出版会议后，署方有意结束公私合作，转而希望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在胡乔木的亲自过问下，议案获得通过。王伯祥知悉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之性质：“（1952年3月15日）总之，此一精神决非寻常两单位联合组织，而是开明接受团中央领导也。”因此直到“三反”“五反”结束，开明书店自身各项问题清查完成后，双方才正式开始合并事宜。

1953年4月15日，公私合营的股份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宣告成立，当日的《人民日报》予以报道，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四月十五日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原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后仍为国家出版青年、少年儿童读物的专业机构，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由胡耀邦、邵力子、刘导生任常务董事。青年团中央候补书记杨述兼该社社长，朱语今、李庚（兼总编辑）、顾均正（兼副总编辑）任副社长。

自此而后，“开明书店”成为出版业的陈迹旧招，而王伯祥是日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今日正式公告成立”则是开明书店政治归宿最好的注脚。

二、品评人物

王氏日记以记事为主，涉及人物时会略加点评，日记的私密性，使其留下了真率的文字。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格外特别。如“（1935年3月4日）夜饭后看《文学》，鲁迅《病后余谈》，刻极！此老笔端可畏，宜人之忌恨之者多也。顾捧者綦多，不啻踞彼于炉火之上，而又幸其不爇耳。”鲁迅晚年屡以“苦工”自喻，王伯祥“顾捧者綦多，不啻踞彼于炉火之上，而又幸其不爇耳”一语可谓知人。再如“（1936年9月11日）光焘、端先来，大谈今日文坛诸现象，至堪发噱。丑恶万状，而世方以作家相高，宜乎学人扫地而叫嚣诬妄之徒之傲视一切矣。予久怀鄙夷之心，昧者以为背时，则亦闷之。今乃得之个中人自道，且于所谓‘老头子’如鲁迅、茅盾等尤多微词，益征所怀之非谬也。”日记留下的夏衍对鲁迅、茅盾的不敬之词，折射了“两个口号论争”在左翼内部震荡未了。

鲁迅逝世当晚，开明书店适有酒会，王伯祥留下了一群进步出版人对此事的看法：

（10月19日）散馆后与圣陶、调孚、丏尊同出，过福店，晤雪村、洗人、雪山、晓先、振铎。有顷，洗人、雪山去，予等七人同赴聚丰园会。七时许入席，除予等一行外，到煦先、心如、文祺、一岑、愈之、仲持、济之、韬奋、仲华、剑三、东华、予同等十二人，分坐两席。……鲁迅（周树人）今晨五时许病卒沪寓，文坛大震，故今夕之会，谈资无非涉及周氏者。平心而论，周氏思想前进，确为时代健者，虽不无刻薄吊诡，而文艺立场侧重大众，宜乎为人所赞，誉之为“中国之高尔基”也。

思想的“时代健者”与文艺的“中国之高尔基”，是主流对鲁迅的定位，他认同该说法之余，却又有“刻薄吊诡”这类不会见诸报端的话。

当事情涉及友朋时，王伯祥反应就颇为直接：“（1938年8月26日）散馆后冒雨归，濬儿、文权、顯孙仍在，携到道始一缄，谓《鲁迅全集》中《准风月谈》有一则滥摭浮词，诬及道始为伤兵怒斥云云，颇致不快。其实太认真矣，此等笔墨，本不值一唾，狂夫浅人固尊之若帝天，在我视之，与风花雪月之谈何异。过重之，反助其气焰也。”“道始”，即孙祖基，他与王伯祥交善，还是开明书店大股东。此文即鲁迅《准风月谈》之《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1933年的双十节鲁迅剪贴1930年上海大小报新闻标题作成文章，内中有“伤兵怒斥孙祖基”一则。文章本意自不在针对孙祖基，但因为好友被揶揄，王伯祥至为不满，由此可见他对鲁迅的评价，倒也难得。

王伯祥一向关注同辈学人的论著，在日记中多有评述，可观之处不少。如他对郭沫若《青铜时代》的点评。王伯祥于1946年12月17日开始阅读，次日即记：“看郭沫若《青铜时代》已及半，此君见事犀利，勇于批判，时有精义而不免武断，然能冲决俗囿，揭发伪学，亦时代宠儿矣。”他12月27日、1947年1月16日续看此书，1月18日“郭沫若《青铜时代》今日全部看毕。于周秦诸子思想之真际及当时社会状态之反映至有新解而不伤穿凿，殊可佩也”。于今看来，评语不多，持论公允。

王伯祥在人际交往中的观察也颇有价值。1935年，继《二十五史》后，开明书店推出他负责的《二十五史补编》，为了推广销路，出版社方面拟请胡适、傅斯年题词。王伯祥早年至北大预科以及商务编译所任职，系通过顾颉刚，由胡适出面推荐。但此后联系日少，王伯祥不愿为此事求人，胡适、傅斯年却态度谦和：“（1935年4月24日）依时到公司办事。上午九时半与雪村、圣陶、索非往跑马厅国际饭店访适之，谈至十二时半乃别。话甚恳切，允为《补编》题辞。适之与孟真俱尚念旧，予向以阔人视之，不愿通问，遂致疏远。今因《补编》事勉与周旋，孟真则复信甚挚笃，适之亦接待至殷勤，予至此，不得不自恨过介，错怪他人矣。”王伯祥在日记中深为自己的清高疚责，不过胡适、傅斯年为何最终没有兑现承诺为《二十五史补编》题词则是一桩未解的悬案。

三、寓意于形

王伯祥日记正文以外，由形式承载的一些额外信息，亦值得留意。王氏日记正文字体一致，但部分补充说明信息用小号字体。如抗战爆发后他的日记新添“报载要闻”，专事记录国内抗战状况及国际新闻，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此栏停更：“（1941年12月8日）明日起但有《新申报》等一系之报道及德人新发行之《政汇报》可看矣。消息既仅露片面，信史当俟诸异日，今后报载要闻惟有效尼山获麟耳。今日能见者，仍录于后。”王伯祥在此借孔子闻鲁国获麟而辍笔《春秋》的典故，显然是心有戚戚焉。

此外，他的日记以民国纪年，公历月日，二者为大号字体，排序在前，其后为农历月日与星期，小号字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后，1941年12月17日起他的日记失记六十天，直到1942年2月15日始恢复，自此往后王伯祥日记改以大字号夏历纪年在前，小字号公历纪年在后。此类信息虽然细微，但无疑是一种属于“遗民”心态的另类抵抗。

抗战胜利后此格式依旧，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各种倒行逆施让王伯祥愈益失望：“贞元交会（王伯祥1945年日记名——引者注）之录，颇存奢望，窃谓抗战获胜，大敌已摧，全民交奋，富强可致。乃党人蟠据政津，劫持垄断，民岩莫伸，内战日亟，夷民于刍狗，实有甚于曩昔。中心苦痛，殆难为怀。前之空欢喜者，不啻痛定思痛之报酬耳。因自今岁之始，即以干支颜我日记，老老实实，默数山中历日而已。”

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日记才改回公元纪年大字号在前，夏历小字号在后的格式，其缘由见之于1949年10月1日另起一册的“更新日记”之“题记”：

余自写日记以来，历年已多，称署屡更，咸有所托，即系年书月亦每臆定，或用民朔，或遵岁阳，要皆对时局示抗议、葆坚贞也。今得解放，豁焉重睹天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适圆满告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于焉诞生，中央人民政府亦同时成立。五星国旗既制定颁布，文书纪年亦采用世界共行之公历。万象更新，斯为实证，遂以公历系我日记，并以“更新”名我日记云。

随后日记的格式还有反复。上述种种“形式即内容”，我希望出版社能予以妥洽处理，保留日记的多重声部，让阅读者能真正共情于王伯祥日记的文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