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建新：再谈1991年兖州会议以及新考古学

2020年4月10日，不少考古学人都在微信朋友圈中转载《兖州会议1991：中国考古学思想解放的号角》这篇文章。文章的作者裴安平先生详细回顾了关于筹备兖州会议的种种细节，同时还公布了围绕会议的大量信函。从题目观之，裴安平先生对兖州会议给予了极高的历史定位——中国考古学思想解放的号角；但是仔细阅读文章，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兖州会议有着很多的唏嘘以及不甘：办会过程的一波三折、参会人员的顾虑重重、各种力量的掣襟肘见，甚至一度上升到学派、阵营之间的相互对立，所有的一切都与办会者的初衷渐行渐远。他曾经对会议寄予了无比的期许，但会议的进程以及最终的走向，却并不如他期许的那般美好。

兖州会议距今已近30年了，重返那个历史的现场已无可能；但是与经历现场的学者对话，成为了今天我们理解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兖州会议所处的年代，是思想激荡的岁月，每一位侧身其间的考古人，都有着值得后辈敬佩的学科责任心和历史担当。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一代人终将老去，一代人还在征程，作为历史的守望者，我们衷心的希望风烟散尽之后，一切恩怨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本身，让今天的我们不再为过去所牵绊，轻装上阵，砥砺前行。

当年兖州会议与会者之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兖州会议，以及1980-199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情况。以下为口述正文。

王建新教授

兖州会议的时代背景

咱们先从兖州会议讲起。裴安平那篇文章把兖州会议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个描述，基本上是这么回事，但可能有些细节和角度不同，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把我所了解的过程说一说。

在重谈兖州会议之前，我们需要认真地梳理一下会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代后期新考古学的一些东西介绍进来了。当时，俞伟超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编译了一本《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应该说那是第一本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它包括了二战以后考古学界各派、各种代表人物，当然可能还是以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多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需要考虑。在上世纪50-70年代，针对传统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批判，特别是对类型学的批判，把类型学或分类学称为“资产阶级繁琐哲学”，“反右”的时候就有批判类型学为繁琐哲学的文章，这里包括对陈梦家和苏秉琦的批判等等。

第三个背景是，在当代大学的教学当中，教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有这样一个背景。举个例子，在西北大学，我们从1978年入学到1982年毕业这四年上学过程当中，我觉得讲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但是没有系统的讲。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有几个人写的文章你们要注意到，首先是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的文章《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接下来，俞伟超、张忠培、邹衡、严文明等几位先生先后写了文章，都是讲地层学和类型学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考古界存在着一个“补课”的过程，尽管说在1980年代以前有考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文革”期间中一大批工农兵学员，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都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在教育当中就缺乏。因为时代原因，大家都共同需要补课。当时有个话叫“拨乱反正”，把搞错的重新恢复。也就是说，对传统考古学的东西要补课！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背景，包括八十年代开始办领队培训班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因为参加领队培训的学员很多都不是初学者和大学生，都是工作了很多年，已经在当领队的人了，这些人也需要补课，所以才办了领队培训班。

在当时，中国考古学还有几个事儿搅在一起。夏鼐先生去世以后，苏秉琦先生当考古学会理事长了。苏秉琦先生在北大搞教育时间长，培养的人多。从学生这一辈来说，苏先生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夏先生，这是个过程。

在八十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曾经组织了很多区域的考古学研讨会，我也参加过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以大地湾作为一个点，辐射陕甘宁甚至包括青海这样一个西北地区，当时并不包括新疆。实际上，苏公主持考古学会过程中有若干次，会议的召开是具有针对性的，开一次会解决一个区域的问题，大家在一起讨论，即使是到了一个点上也是为了解决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

所以从现在看来，补课和国外理论方法的传入有冲突的。这个可以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对新考古学的评价看得非常清楚。这个评价代表了对新考古学的认识，这与张忠培先生的认识是一致的。什么认识呢？就是外国的这一套东西来了，会影响中国正在补课完善的东西，会把人的思想搞乱。这个评价把新考古学说的一无是处。

而俞先生对新考古学上却是这样一个态度：他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东西，需要借鉴和思考。我们需要考虑这些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帮助，我想大家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没有人想把新考古学的东西全盘照搬，所以中国不存在“新考古学派”，只是对新考古学的态度不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存在不同的态度。

兖州会议的经过

交代清楚背景和影响会议的因素以后，反过头来说这个会议。

首先兖州会议是由裴安平先生发起的。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一开始采取了写信的方式，他给若干人写信。大家讨论，都同意这个事，我觉得一开始大概有二十来个人左右。开会目的是中青年学者在一起搞一个沙龙性质的座谈研讨，畅所欲言，主题不针对任何人。

当时有几个会议地点可以选择，北京、西安、长沙等。后来决定在兖州召开会议是因为李季、王军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原来民间自发的会议，最后演变成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个会了。

这个会在兖州开的时候，裴安平已经讲了，这个名单是有变化的。当时陕西是我和姜捷两个人。大多数都是考古界的人，李水城、信立祥去了，赵辉好像也去了，裴安平、李科威、栾丰实、车广锦、贺云翱等等，贺云翱当时在办《东南文化》，还有安徽大学的陆勤毅。有一个人很特殊，待会儿还要说到，镇江博物馆的馆长刘建国。刘建国比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当时三四十岁，他有五十岁左右，我感觉他可能不是考古界的，学没学过考古我不清楚。吉林大学出身参与会议的我记得至少是八个人，许伟、陈雍、张文军、高蒙河、许永杰、乔梁、方燕明，李季和王军提前走了，没再参与会议。张忠培先生参加了会议，山东还有两位先生，一位是张学海，一位是郑笑梅，还有当时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黄景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会议的过程裴安平他讲得比较准确。会议的气氛，跟原来的想法不一样，原来说是沙龙性质，平等地交流讨论，畅所欲言，这是关键！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无所谓，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第一天开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讲的问题都不一样，不是集中于某个问题讨论。然后就是张先生不断插话，不断打断，不断反复提问，会议的氛围就是这样的。

可是，第一天吉大系学生没有一个人发言，我们感觉到气氛不好，没有原来想象的平等的讨论气氛。张爱冰的发言内容，就是后来他和俞先生合写发表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李水城讲的是在葫芦河流域的调查等等。我觉得大家的发言，第一个没有针对性，绝对不存在围攻张先生的事，也没有那种主导思想。后来张先生在文章中说“有人组织一帮年轻人在兖州围攻我”，这个事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件事情，就是刚才提到的刘建国说的话有点出格，说什么话呢？我印象很清楚，他针对的是张忠培、郑笑梅等老一辈学者，没有讲太多理论方法的问题，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原话说：“忠培先生，笑梅女士，你们思考中国考古学问题已经太久了，你们该休息一下了，该由我们来思考了。”这是他的原话。听他这样讲，我感到很突然，大家也觉得他怎么能这样讲呢？刘建国说完那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张先生、郑笑梅在现场说：“原来这就是新考古学呀！”刘建国怎么能跟新考古学有关系呢？严格来说，他不是考古圈的人，谁也没有附和他什么。

江苏的车广锦也发言了，他没有针对个人，只是针对现象。他说：“井底之蛙戴上了无线电，抬头看看，还是那么一片天。”这就是说当时国外新的技术开始引用了，有了一些现代的技术装备，也了解了一些东西，但思维方式和视野并没有变。这就是他说的最激烈的一段话，不过是做了一个比喻，并不是针对谁的，更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最后一天，吉大出身的几个年轻人中推举了陈雍讲话，他讲的是后来发表的关于仰韶半坡鱼纹的研究——《半坡文化彩陶鱼纹的分类系统》。鱼纹的演变最后能跟不同族群，叫氏族也好，叫家族也好，鱼纹的演变和它们相关。他当时讲的是这篇文章，我想他讲这篇文章有一个目的，就是说类型学可以研究人群。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推举他来讲的原因。

陈雍讲完以后，张爱冰讲：“你这个方法不像是类型学，而像是结构主义的！”陈雍当场也承认了自己确实看过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的书，确实受斯特劳斯思想的影响。他承认了，等于让张爱冰把这个底儿给“捅漏”了。

这个会完了以后，张先生对两个人(裴安平和车广锦）的意见越来越大，与俞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相继发了几篇文章来说这个事，甚至发展到张光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文章来调解。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俞先生对会议这个事情没有发过任何文章。

今天之所以再次谈到兖州会议，主要是想在裴安平先生的基础上，澄清一些事：第一，不存在谁预谋围攻张先生的事，事实上也没有。第二，除了刘建国那个人讲的那番话以外，会议上的诸位谁也没有响应他，而且他也不是圈内人，所以不存在围攻这个事儿。

拟参会人员

传统考古学还是新考古学？

兖州会议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跟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发掘有关系。俞伟超先生没有参加兖州会议，因为当时他在考虑怎么样搞班村的事，选一个点做一些实践，俞先生从这个角度考虑，认为争论没有用，还不如去做点实践探索。

对新考古学的评价，我们肯定不认为新考古学都对，但是新考古学的一些视角，不但对国外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也影响很大，而且是需要的，不能仅仅是研究器物类型。

我记得兖州会议那个时候，我在会下跟许伟、陈雍他们一起聊天。他们问我：你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说是研究人的，我觉得研究人跟研究物是有根本区别的！

正如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宾福德（Lewis Binford）所说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意义所在，把我们过去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中国的考古研究有研究器物的传统，这个当然跟中国人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多学科的研究，这是新考古学带来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要捍卫考古学的“纯洁性”了。当时确实存在这样的背景，会有这样的想法，新考古学被视为洪水猛兽，害怕干扰中国考古学的大方向，害怕年轻人走入误区，被新考古学引诱。

宾福德

在当时的背景下，不管是传统考古学，还是新考古学，很多东西都是才开始提倡的，包括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都是才开始提倡不久的。我觉得背景就是因为他们还在讲传统考古学这些东西，还在“补课”。实际上，他们对新考古学不了解，还有就是和教育的渗透有关系。

2003年，在北京开了一个区域考古的研讨会，是中外合作的。这个会一开始没通知我，后来国家文物局让我参会并让我发言。会议发言中，栾丰实在山东和美国做区域调查，陈星灿跟刘莉在豫西伊洛河流域，我们在甘肃和新疆做游牧考古调查。这个会议是国家文物局召集开的，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都参加了。

在这个会上有个问题，就是从工作方式上，山东大学和吉大的工作方式差不多，捡陶片、数陶片、拉网式调查。当然山东大学比吉大有所改进，山大不但用了外国的，也用了中国传统的方法，不仅仅是在地表上，还注意了地层堆积。而吉大当时在赤峰做的基本上就是在地表上捡陶片，然后数出来，人口也能数出来，遗址规模也能数出来，遗址性质也能数出来。

严文明先生在这个会上对这种方法很质疑。我当时在会上就讲我们在新疆不是不捡陶片，而是不数陶片。对于游牧遗存来说，数陶片是没有意义的，比陶片更重要的是地表遗迹。在这个会上，我讲的这套东西反倒是自己创建的，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工作方式，包括调查方法，都基本上是在实践总结出来的，也有创新和突破。

我下来就找张先生，我跟张先生说，你这不是新考古学吗？而且甚至带有一种全盘照搬的意思，完全是按照那套办法。所以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张先生并不是真的反对新考古学，而是他不了解新考古学。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过去的那些争议了，我想现在多学科研究谁也不会反对了。在当时来说，兖州会议还是很重要的。兖州会议之后，大家积极地做了很多实践，包括渑池班村的实践，这种实践越来越多了，非常有意义，中国考古学从一种单一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向一种综合的多学科的研究发展。

兖州会议不是谈新考古学，而是谈中国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兖州会议有一定的转折性意义，当然，仅仅只靠这次会也是起不到转折作用的。

兖州会议所处的大时代中，很多事情是慢慢积累下来的。我记得是1984年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来西北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当时并不是考古界请来的，是世界史的彭树智先生请来的。我是第一次从宾福德讲座知道新考古学是怎么回事，也没听太懂，一堂课也不可能把这个事全部了解。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出了那本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书，我想这本书至少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东西，虽然说不全面，不系统。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在国际交流方面的误解，就是我们出去留学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外语好，但是他们的实践经验不够丰富，所以他们在国外学习过程中，欧美的老师们就会对中国考古学界产生误解，认为你们啥都不懂。实际上这些人不代表中国考古学界，所以外国考古学者来中国感觉好像中国考古学者啥都不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也会带来一些互相抵触情绪。

我们在班村发掘，请了有帕蒂·沃森（Patty Jo Watson），那是跟宾福德齐名的女考古学家。还有艾肯斯（Melvin AiKens），是俄勒冈大学的教授，做我们的顾问。一开始做调查，就跟我们讲捡陶片、数陶片。所以，这一套在中国我们是最早接触的。如何调查，我们也试了，发现有问题，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针对美洲的情况可以，美洲没有那么复杂的人群变化。

调查必须结合中国传统的剖面、解剖、甚至钻探。我感觉到：第一，一定要搞清楚它是什么；第二，一定要认识到有效性；第三，要看看它有没有局限性，边界搞清楚。我们需要清楚，有效性有它的范围，而且中西之间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的传统是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新考古学是先搞个模式出来，是先验的，我们跟新考古学还是不一样。

中国考古学应该走出去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理论方法可以创新了，创新就是在这次会议后让我们接下来干的事。我看了裴安平写的书《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当然王巍领衔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我也注意了，还有其他人的一些研究。

文明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文明的研究，我不愿意用“起源”这个名称，我愿意这样去表达它，“中国文明形成、发展”或者“形成、演变过程”。不管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哪一个点是“起源”？哪一个东西证明它是起源？文明的形成是个过程。起源是需要在时间上、空间上有个标志性的东西，有了它就起源，没有它就不是？我觉得文明研究不能这样搞。

我说西方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这一点我跟裴安平是一致的，当然有些东西我是不赞同的。我最近在考虑是不是要给裴安平的《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写个书评，但这个书评绝对不是全部赞同的，我有赞同的部分，也有不赞同的部分。因为我在《西部考古》发表了一篇提要性的文章《中国文明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看》，就谈中国文明，是我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文明在最初的阶段，在农业发生的阶段就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走了不同的道路，并不是在它形成阶段。

回顾兖州会议的时代：第一，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背景，大背景是在中国传统考古学在“补课”和以新考古学为代表的一些外来东西的传入，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在这之前也有一些事情，比如宾福德，包括那本《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第二，在兖州会议之后的过程中，包括班村的考古实践。这些都说明不是我们全盘接受了新考古学的影响，影响是有，不能排斥这个影响，在这过程中，兖州会议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新考古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小内容，我们核心是中国考古学本身。我们吸收了一些新考古学，或者一些正确的东西适应了中国考古学，使中国考古学学科研究开始从单一的、传统的方式向科学的、综合的方向发展。

中国考古学现状与九十年代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开放性或者说国际化的过程，这是我看到的，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

1999年在成都开考古学会年会，在闭幕式上我发了言，提出来中国考古学要走出去了。我主要从两个角度来阐述：第一个从中国考古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说，这么大一个大国的考古学科，到现在我们只有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之外的领域，中国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发言权，这跟你的学科地位不相称，这是从学科建设上来说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文明研究，当时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开始了，我说研究中国文明如果不了解世界上其他文明，特别是跟我们临近国家和地区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你怎么研究中国文明呢？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说走出去已经不能再等了。而且我当时就提出来，作为东、西方文明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是首先应该了解的。会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发表在《中国文化遗产》上，就是谈这个意思。我觉得从那以后的二十年还是有些变化。

大家关注的中国文明的研究，这既牵涉到理论问题又牵涉到方法问题，还牵涉实践问题。文明探源工程一直在做，现在也没说结束。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文明探源工程，我觉得我们的开放性还不够，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的交锋是缺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有质疑才是正常的，我们需要能够有一种——不光是考古学——自由的、比较正常的学术氛围。保持一种健康的学术批判和反思、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