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儿｜地摊经济热下，“人间烟火”面临哪些挑战

5月27日，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6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

在后疫情背景下，此前“一禁了之”的粗放式管理已不合时宜，全国多个地方迅速做出积极响应，在当地规范下大力恢复和支持“地摊经济”、“马路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自1990年代开始因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而导致地摊经济被取缔和严控以来，地摊经济又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昆明街头的流动摊贩。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图

“地摊经济”具有低门槛、低风险、低成本的特征，不仅是城市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解决失业贫困、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城市活力的体现和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即城市零售商业网络体系的一部分，以便利和廉价的特点，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降低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同时与城市正规经济（如各类商品批发市场）存在紧密的功能联系。因此，恢复和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项保就业、暖民心的善政，也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弹性。

然而，地摊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管理问题。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地摊经济在进入现代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争议。一方面，地摊经济具有解决就业、增强城市活力、提供廉价商品等益处；另一方面，它又背负着占用公共空间、妨碍交通秩序、扰乱市场公平性、影响市容市貌、危害食品安全等“骂名”。因此，在恢复地摊经济发展的浪潮下，有必要冷静思考和预判管理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促进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我将讨论四个摊贩治理的挑战或矛盾。

第一，有限的公共空间资源与规模庞大的地摊经济需求的矛盾。

地摊经济的空间非正规性，体现在它占用公共空间（如人行道、人行天桥、广场、桥底、社区内部空地等），其根源在于城市规划没有为它安排用地。在大城市中，特别在中心地段，由于维护交通秩序的要求，可用的公共空间资源极其有限，因此只能在社区内部或依托商业广场寻找供于摊贩的空间，同时这些地方还必须在满足不影响城市秩序和居民生活的条件下，拥有一定的人流量。这限制了允许摆摊的空间资源，难以满足摊位需求。

例如，广州建设有147个摊贩疏导区，提供了10760个摊位，远不能满足广州约30万个摊贩的需求。空间供给不足造成大量无固定摊位的摊贩仍游离于规范管理之外，而他们可能影响正常的城市空间秩序。

第二，摊位租金上涨与摊贩经济承受能力的矛盾。

收取一定的摊位租金是合理的，因为要提供日常管理和服务，如卫生清洁、日常监管以及水电费等。虽然起初的摊位租金可能不会太高，但在市场作用下，摊位供不应求的现状会推高摊位租金。特别是在一些交通区位较好、人流量大的地段，获得摊位的经营者受利益驱动将摊位转让给其他摊贩，导致租金在每次转让时都被人为提高。结果导致真正需要摊位的低收入者被排除在外。

第三，地摊经济的流动性与入场经营的固定性的矛盾。

这个矛盾主要存在于那些需要流动和变换摆摊位置的摊贩群体中。一些商品，如玩具、饰品、爆米花、甘蔗汁、烤红薯等非日用品，不太适合在消费需求有限且稳定的社区内部或固定地点长期摆卖，摆摊者在追求最大化销量的目标下，需要周期性地变换位置来寻找消费需求。例如，他们可能偏好火车站、汽车站、会展中心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一般不满足被划为摆卖区的条件。这是为什么有些摊贩不愿进入政府划定的经营场所的原因之一。

第四，地摊经济与室内个体经济的利益矛盾。

由于较低的租金和税收成本，地摊经济的发展对室内个体经济会形成不公平竞争，这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引发室内商户的反对。例如，2010年广州提出流动商贩疏导区政策时，就有正规商户代表表示反对，认为摊贩合法化损害了他们的正当利益。另一种结果是导致室内商户通过灵活的方式加入地摊经济，如他们白天室内经营，晚上摆地摊，或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个室内经营，一个摆地摊。这势必加剧摊位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真正需要摊位的就业困难者更难获得摊位。

可见，恢复地摊经济发展还有许多管理上的细节问题亟待探究和解决。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以下参考建议。

第一，划定摆卖区不必强调经营场所的固定，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开区位管制，给予摊贩在一定区域范围、一定时间段内流动摆卖的许可，这既可以增加摊位供给，也可以满足部分摊贩的流动需求。

例如，在街道尺度或若干相邻社区的范围内，在不影响正常秩序的条件下，允许摊贩根据市场需要变换摆摊位置。

第二，发放摆卖牌照，并借鉴交通运输领域的驾驶人记分制度，给予每个摊贩一定的分值，对违反流动许可管制、食品安全、卫生要求等规定的经营者进行扣分，分值扣完，收回其牌照，取回牌照需要接受教育、培训或罚款。

第三，租金设置要充分考虑摊贩承受能力和不同区位下的盈利能力，严厉禁止摊位转让，杜绝租金市场化。同时，建立灵活的租赁模式，设置按天、月、年计的摊位出租方式，满足不同摊贩群体的租赁需求。可借鉴欧洲国家的做法，通过不定期举行跳蚤市场，满足一部分人不定期从事摆摊的需求。

第四，建立由市场调节和因地制宜结合的商品管理制度，一方面不必对所有摆卖区的商品做出硬性规定，交由市场调节，但要注重所售商品与周边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对正规商户利益造成影响的摆卖区，要求地摊经济不应销售与室内个体户同类的商品，而应销售与室内商户形成互补的商品。

（作者黄耿志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出版《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