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蔡洁皓：不仅要把患儿的病治好，还要关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蔡洁皓，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感染科主治医师。

采访笔记

与他的聊天，很轻松。

他刚从战疫前线回来，已经洗净了铠甲上的征尘，以后的日子，但愿岁月静好，江河无声。

事实上，他的战疫分两个阶段，一场在本院，另一场，在公卫中心，他的病人也分两拨，一拨是本土病人，另一拨是输入性病人。

不过，他觉得在公卫中心，得到了人生的洗礼和顿悟，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在他担任儿科医疗队队长的一个多月，他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在这一行人中，他是率队的将领，在医院领导面前，他是冲锋的勇卒。大兵小将，正适合这位年轻的主治医师。

他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新冠患儿，大家闹着要送他礼物，他说，你们好好的，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他知道，这辈子与他们不会再相见，就这些消失在人海，相互挂念，相互回忆，直到相忘于江湖，真的挺好。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他是个最有耐心的父亲，最近在和女儿一起阅读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他说，重读这部作品，对他这一辈80后的人来说，已经带上了符号的色彩，重温起来，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怀旧与思念。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当年那颗单纯的心。”

我当然也读过这些漫画，那位肥胖、谢顶、平凡无奇的父亲，是多么可爱的人啊，我总是想，在这个冷眼如针和充满反讽的时代，在这个幽默越来越冷、越来越黑的时代，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眼里再也流露不出那种充满爱意和智慧的眼神？

我告诉了他我的感受，阅读这部漫画，展颜之余总觉得眼眶发胀，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是的，我相信，每一个读《父与子》的成年男人，都会不由自主想起童年，想起曾经如山一样给我们保护，如今却垂垂老去的父亲。我甚至意识到，父亲当年的强壮往往是由信念，而不是肉体来支撑；他的轻描淡写，往往是精疲力竭时，咬紧牙关的不露声色。

“是的，一个成年男人，只有当他读懂了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男人；只有当他自己成为了父亲的时候，才真正算得上一个男人。”他说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的是父与子，也是长大成人的必由之路。情感也罢，职业也罢，大抵如此。做人是这样，行医也这样。

最后，我们怀念了一下《父与子》的作者，伟大的德国漫画家卜劳恩：他出生于1903年，原名埃里西·奥赛尔，幼年随家人迁居卜劳恩市，后以该市名称为笔名。1934年到1937年，他创作了不朽名作《父与子》。1944年，因纳粹迫害自杀身亡。他本人于1931年拥有了可爱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成为父亲——那一年，他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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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号吹响了

唐晔：蔡医生，请回顾一下您何时进入战疫模式的？

蔡洁皓：好的。1月19日当晚送来第一例新冠患儿的时候，我正好在急诊排班。当时我有一种预感，冲锋号已经吹响，战斗拉开大幕，我很有可能被调回我们的主战场——感染科病房。那一阵医院的氛围很凝重，果然，两天之后，领导正式通知我，调回来参战。于是，21日我回到了病房。

唐晔：当时的心情如何呢？

蔡洁皓：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激动，作为一个感染科的医生，能捞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仗打，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么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特别在国家、城市、单位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能够担当起来；而另一方面是犹豫，并不是考虑自己的风险，而是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老大6岁了，老二才5个月，一旦家里人因我受到感染，我将难以面对我的亲人。

好在，犹豫很快就打消了，一方面是因为这次战疫，我们的院感防护特别扎实到位，令人安心；另一方面，上了战场，和战友们朝夕相处，穿上全套防护设备进入病房，眼睛里只有患儿，一切担心犹疑都抛在脑后了。从1月21日到3月23日，两个月零两天的时间，迎来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胜利。

唐晔：这两个月，主要的压力来自哪里呢？

蔡洁皓：主要的压力有两个。第一，病情是未知的。就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说它是冠状病毒，表现还不一样，无论是传染性还是致病性，致死率，都不一样，在未知面前，很是棘手；第二，病人的数量是未知的。就怕一下子病人全来了，人满为患，无处收治，压力就会空前巨大。

我记得，1月下旬到1月底，包括整个春节，我整天焦头烂额，一方面是临床，另一方面是参与制定各种预案——万一患儿大群涌来，该送到哪里去，要有一套相应的预案，还要参与制定一线工作流程的细化，比如送样标本——哪天采样，谁放标本，放在哪里，谁来取样，何时出结果，如何反馈到临床，等等，牵扯到多部门协调，必须照章办事，以免挂一漏万。

唐晔：听说还发表了文章？

蔡洁皓：是的。我们的病例来的相对较早，所以就想把诊治的体会写成文章，早点告诉大家，让同行看看我们做了什么，遇到了不至于那么恐慌。我和曾玫主任一起写，2月初，这篇文章就投给《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当时文章很受欢迎，浏览量很快就攀升到该杂志全部文章阅读排行的第二位。接着我们又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发表在国际感染界里一本著名的期刊上。

唐晔：第一阶段的战疫，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蔡洁皓：每个患儿都是个体化救治，总体来讲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重症，这点让我们欣慰。而且，从疾病的认识来讲，危机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更耐心地认识它，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唐晔：到第一阶段快收工，也就是病房即将清零的时候，是怎样的感受？

蔡洁皓：早中期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晚上要加班，等核酸检测报告，写各种流程，甚至会熬个通宵都不知疲劳。而3月下旬即将清零的时候，开始关注自己，发现还挺累的（笑），想着仗打完了，可以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了，很开心。不过，还没来得及得意忘形，第二阶段的战斗又打响了。

2兵来将挡

唐晔：我知道，您授命率队支援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 ，说说接到任务的情况？

蔡洁皓：3月23日下午5点，我在市疾控中心，接到了医务科主任电话，有点突然。说实话，对这种突然的使命，已经比较习惯了，已经没有两个月前那种激动与忐忑，而更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和家人匆匆告了别，7点钟就坐上了去金山的汽车。这是儿科医院派去支援公卫中心的第一支队伍，5个人，我是其中唯一一位医生，其余四位是护士，我是这支医疗队的队长。

唐晔：您这次出征的任务是什么，到了公卫中心，又发生了什么呢？

蔡洁皓：整建制接管公卫中心的儿科，这是我们的任务。刚到的时候，就4例患儿，一个医生肯定是足够的，后来就越来越多，于是，我们院领导就决定派出第二批医疗队队员。3月27日，第二批队员到位了，我们组成了一个16人的医疗队。

唐晔：作为队长，您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呢？

蔡洁皓：第一，电脑系统程序不同，这个困难马上可以克服，多操作几次熟练一下就行了；第二，病房布局不同。这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面对。比如，缓冲区、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等等，要非常熟悉，一旦走错，就可能造成污染。我刚到的几天，亲自走了几遍，摸索出一套心得，新队员来了以后，经过培训，很快都熟悉了；

第三，用药不同。儿科医院有很多院内制剂，到了公卫中心以后，没有这种药物，即使有，剂型、规格也不同。我们向本院领导反映了情况，医院很支持，想方设法把儿童的专属药物送来了公卫中心；

第四，面对患儿的突然间增多，给了我们医疗队沉重的压力。因为不知道后面是否还会源源不断，而患儿越多，有可能就出现重症病例。我们和公卫中心的领导也一直在做预案，好在，有惊无险，所有的预案都没有用上；

第五，也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医务人员的防护，因为流程不一样，就怕防护中间出了问题，稍一闪失，医务人员就有被感染的危险。这是零容忍的，一旦发生，我会惭愧一辈子。我和同去的一位护士长，对整个医护人员进行反复培训，好在，几乎所有人都参加过第一阶段儿科医院的战疫，都有较好的防护基础，这一关，大伙儿顺利通过了。

唐晔：第二阶段的患儿比较特殊，在治疗和护理上，又遇到怎样的情况呢？

蔡洁皓：因为有不少是外籍患儿，沟通交流是一个难题，有些孩子并不说英语，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其他语种，我们就找了一种专业翻译器，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此外，还有生活习惯。有的患儿有种族习惯，或者宗教信仰，还得照顾好他的特殊饮食，在多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大家搞了一个小程序，扫二维码点单，他爱吃什么，能吃什么，自主操作，一目了然。

3管理与临床

唐晔：这次您要带一个团队打仗，必须有自己的领导力，说说您的感触？

蔡洁皓：一个多月在另一个战场，带兵也是头一次，的确成长很快。在之前，我是一个普通的主治医生，许多能力是欠缺的，而这一次领兵打仗，让我感到自豪，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进步很多，以前只要把我的病人管好就行了，现在不仅要管好病人，管理好一个病区，还有管理好同事，把大家完完整整、安安全全带回家。

唐晔：听说您部署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工作？

蔡洁皓：是的，首先是严格的考勤制度，加强纪律性。当然，我会以身作则；第二，排班时尽量两三个同事一起上班，互相有个照应，不让一个人落单；第三，加强院感的培训，培训一次还不行，多次演练模拟；第四，大家在外隔离很久，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会孤单，会想念家人，会出现各种焦虑和失眠。我们请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医生，陈俊主任，给我们上了一堂讲座。就讲“疫情下如何做到心理评估和处理”，解决了许多心理困惑，真的很管用。

唐晔：作为这支医疗队的大家长，其实您也很年轻，您对那段时间很难忘吧？

蔡洁皓：是的，其实大家也都很年轻，都合得来。有人过生日，我们就组织生日会，切蛋糕，偶尔还会玩一下“狼人杀”，当然，一定会控制时间，绝不影响别人。

唐晔：临床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病例呢？

蔡洁皓：我们在公卫中心的工作模式中，有个疑难病例的专家会诊制度，几乎每天都会和儿科医院曾玫主任等，连线会诊。印象较深的有一个患儿，影像显示肺炎相对比较重，连续1周多一直发烧，持续高热，经过专家组会诊，还有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重转轻，最后终于痊愈出院。还有一个患儿，经过治疗，看上去已经活蹦乱跳，但就是很久很久出不了院——核酸检测始终都是阳性的，漫长的等待，看着周围的孩子都出院了，对这个孩子来讲，是极大的煎熬，甚至偷偷哭过几次。所以，我们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每天都会多次到孩子的病床，同这个孩子说说话，安抚一番，让她破涕为笑。当然，最后检测还是转阴了。

唐晔：您跟患儿沟通，他们会跟您说些什么吗？

蔡洁皓：每个孩子都不同。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是话唠，拉住你不放，一聊聊半天，想走都走不成（笑），有的是闷葫芦，问两句答一句……所以，不同患儿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唐晔：面对新冠患儿，对临床医生来说，有没有哪项工作是最具风险的呢？

蔡洁皓：采鼻拭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要医生去采，一方面风险很高，另一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此外，还涉及到一个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都是外籍患儿，要同孩子沟通，也要和家长解释。过程很艰难，每次采完，都是鸡飞狗跳。有的孩子死活不让医生靠近，哭声响彻了整个楼层。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太多的育儿经验，只能硬着头皮，以家长作后援，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孩子，如果表现好，会给个小礼物作为奖励。总之，要保证质量，顺利完成任务。

4有感触，更有感动

唐晔：经过此疫，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蔡洁皓：原先看问题，可能只是关注临床那个点，现在的思路会更宽广一些，这就是人文吧。比如，不光是要把患儿的病治好，还要关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有些家长当孩子一生病，就变得非常焦虑、急躁，甚至会打骂孩子。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做家长的工作，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再比如，我以前管好自己就够了，现在要考虑同事们的感受，这样做是对我自己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

这次战疫，还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就像有一句话说的，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差，从孩子的身上就看到了，他们的精力是很旺盛的，痊愈之后活力四射那种感觉，真是美好。看到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我就想，这份工作是极有价值的，你想做的事，正是你热爱的事，那就追随内心去做，会有不断的激情在燃烧。

唐晔：有感触，更有感动吧？

蔡洁皓：其实有很多的感动，有一家武汉来沪的，一共八口人，其中七口人感染，两个孩子住在儿科病房。老人已经上呼吸机了，病得很厉害，年轻的还比较稳定。这一家人抱成团，心非常齐，从不互相抱怨，而是相互鼓励，不离不弃。最后他们都顺利地出院，当全家人再相逢抱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劫后余生的团聚，悲喜交加的释放，让在场的人都泪流满面。还是那句话，为了他们，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再说一个感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受到孩子们的小礼物，比如卡片，孩子们很敏感，会觉得我们儿科医生真心关注他们，真的会对他们好。有个大女孩，才艺出众，会花样滑冰，会舞蹈，还会做手工。她出院后，给我们每个医护人员都做了一件手工小礼物，礼物目前还在路上，比较神秘（笑）。其实，将来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可以见面了，希望就这样消失在人海，大家互相挂念，互相回忆就好了，我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唐晔：你现在已经回到正常的状态，解除隔离回家，有没有特别激动？

蔡洁皓：对，一走两个月了。我的大女儿哭了好几回，她送了我一面自己做的小旗，上面写：我有一个医生爸爸，很自豪。

唐晔：您是共产党员，能不能感受到在这场战疫中，党性的力量呢？

蔡洁皓：是的。党性是使命感，也是试金石。在关键时候突出先进性，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的那一刻，让我觉得很光荣。

唐晔：回到医院以后，最想做的是什么？

蔡洁皓：回归到我最初的工作状态，做好临床和科研工作，要想对病人好，光做临床是不够的，还要把科研做起来，让更多人受益。

唐晔：在生活方面，有什么最想做的事情？

蔡洁皓：和家人在一起，多陪女儿玩玩。以前老想着带孩子要去这里旅游、那里旅游，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最好的长情，就是陪伴。我每个晚上会和她讲故事，分闭眼故事和睁眼故事。睁眼故事，最近在讲德国漫画大师卜劳恩的《父与子》，闭眼故事，那就搜肠刮肚，挖空心思编故事，讲大概半个小时，她就睡着了。

唐晔：当初考医科大学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蔡洁皓：我母亲是护士，她虽然工作很忙，但我觉得她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一直愿意从事一些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职业，能体现真正的价值，如今我找到了这种价值，这就是医者仁心，救死扶伤。

采访/唐晔 编辑/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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