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孤岛｜有关免费送花的思考

因为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去送花，给街头遇到的人们赠送免费的鲜花。从今年2月中开始构思，到3月完善这个想法，至今我和我工作室的成员们以及二十多位爱心人士共同完成了4次送花行动。每次行动，我都有收获很多灵感，并且有所思考。今天写作这篇文章，是想跟大家分享有关设计师的姿态，以及今天城市生活的规制。

社会设计

我一直认为设计师是需要肩负社会责任的。这并非多么宏伟，而是脚踏实地和力所能及，就能关心我们所共处的社会。我认为这是一位设计师应有的姿态。

从疫情开始以来，“社交疏远”（“social distancing”）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保持一米距离”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暗号和口号。在最疫情最严峻的那两个月，任何一个咳嗽声、喷嚏声都会引起“距离”上的恐慌，而且恐慌从身体上的“无接触”蔓延到了心理的“无接触”。

针对这种特殊的“隔阂”问题，我想做点什么。我是一位设计师，“行动”是我能想到的比任何概念设计更有力的方式。此刻，当下，直接。又因为平日我喜欢养花和买鲜花，花本身就寄予美好。我考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传递花所代表的寓意。送花这样日常而简单的行动，是不是有可能会稍稍缝合一些心理的裂缝呢？

我发起的“送你花”行动，不像设计一件家具，设计一栋房子，它的目的和方式有别于空间设计和产品设计。这是一次社会设计。

社会设计强调的是针对社会与社区问题及公众问题而展开的非商业设计，它致力于建设公共价值和解决公共事务，在发挥设计师本职工作的同时，愿意与社区和市民在内的各界力量展开合作。

社会设计是一种实践，也是设计师在反思什么是设计和设计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方法与思路。社会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案例。举例来说，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领航员”计划，在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里，致力于此。该计划通过邀请、征集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在地居民及商家的方式，尝试解决在区域改造过程中的一系列公众难题，通过各界人士的实践与经验，用创造性思维和设计面对社区发展中的种种不同层面的挑战，为大栅栏社区及内部居民带来直接积极的改变。其结果以临时展览、研究报告、空间改造等形式不断展开。

大栅栏领航员计划对空间的改造 图片来源：大栅栏官网

发起于旧金山的Parklet，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意在拓展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它利用了城市里人行道旁停车位的闲置时间，针对人行道过窄、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创造出临时的休憩区域。这个项目其实是在告诉市民，这些城市里的公共区域是供大家使用的，它不一定要限制在特定的功能和特定的使用人群下，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转化，提升当下的使用价值。Matthew Passmore是这个项目的联合发起人，他在采访中说，第一次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想试试，自己花钱租了一个停车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后来他们与城市合作慢慢制定了临时转变停车位为休息区的规范和申请程序，再后来城市管理部门主动说准备提出一个计划来转换路边停车位的功能。Matthew说，对于旧金山，这个项目就算是成功了，因为可以看到它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去影响这座城市。 

旧金山的Parklet计划临时转换了停车位的功能 图片来源：wikipedia

“送你花”的初衷也即如是，我希望实践一个善意的行动并牵引出美好的结果。在私人层面上，我希望以一种创意方式与疫情后的社会开展一次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次社会设计。

市民的基本权利

我还想与大家分享在“送你花”行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趣而严肃的思考。

骑三轮车这么简单的权利，却没有公示

我们设计送花行动和三轮车骑行时，一开始没有想到骑三轮车上街是件“难事”。在我看来，骑三轮车就像骑两轮的自行车一样，没什么特殊的，这不像驾驶机动车。难道骑三轮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允许吗？

不过，我们查询到一条来自市公安局交通部门的信息，称“自2017年1月1日起，未领取‘2016式’非营业或营业人力三轮车牌证的公车和私车，禁止上道路行驶，违反规定的按照有关法规处罚。”

从严谨考虑出发，我们还是希望与相关交通部门取得联系，咨询骑三轮车的行驶规范。然而，在我们打了几个电话咨询了相关部门之后，对于三轮车到底能不能上路、究竟有什么规范这两个问题，答案还是很模糊。有的人回答“我们只查处那些改装成电动的三轮车”，也有的直接回答“不能上路”。后来，我们又对黄浦区和徐汇区几个实际路段进行了考察，发现还是有三轮车在路上行驶的，而且有的路段上会有注明允许三轮车行驶时间段的交通标识。我们决定上路试试。

“送你花”三轮车在路上  GIF提供：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

“送你花”行动掠影  图片提供：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

实际上路之后，我们发现允许非机动车行驶的道路基本上都可以骑三轮，但是对三轮车会有特殊的时间限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段行驶，就可以通行。但我们似乎没有找到明文规定，也没有明确的公示，这只是我们摸索出来的默认规则。

设计师的社会行动要不要得到许可

我们在开始送花行动前，比较担心的是三轮车上路的“合法性”和交警查处，但是实际上路了之后，我们发现市容管理人员才是对我们提出“敬告”最多的那一方。只要我们在某些公共空间停留较长时间，就会遭到市容管理人员的“驱赶”，尽管我们解释了自己是在做一项设计师行动，是在免费送花，不是售卖，但得到的沟通和谅解也是非常草草了事的。

我们在上海的街上送花，拿到花的市民很高兴，他们能从中感受到来自城市中的设计师和创意人士的温度，带着花朵和笑容离开。但作为一个设计师，要在城市里做一些像这样简单的社会设计的行动项目，我却不知道需不需要获得许可，以及去哪里才能获得许可。

位于塞浦路斯的非政府组织Urban Gorillas的项目负责人Claudia Konyalian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当城市中央广场需要全面施工的时候我们没有被询问，而当我们在城市中创造一个简单的临时性的城市行动时却需要获得允许？”我曾在TED演讲中看到她如是说。 

Urban Gorillas策划了一个叫城市表演的系列（The Urban Spectacle Series），其中有个项目叫城市晚餐（Urban Dinner）。图片来源：urban gorillas官网

相比之下，一些得到政府支持的社会行动就会进行得比较良性。举个例子，open! furniture项目是由东京文化中心tokyo culture center（SHIBAURA HOUSE）计划和运营的一项社区营造项目，项目经费从港区文化艺术活动支持款项（Minato Support Program for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中拨出，邀请了本地建筑事务所torafu architects担纲家具设计指导，以及本地的工作坊——石卷工坊作为家具制作指导。设计师通过场地调研确定了社区里需要添置座椅的地点，然后组织工作坊让居民们参与进来，自己动手做长椅，再放置到需要的地点。

日本在社区营造方面其实已经有很成熟的体系，这种通过工作坊来建设公共设施的方式已经常态化，而且早已从社区设计1.0版本（为社区设计）发展到了3.0（和社区一起设计生活方式）阶段了。所以这类的城市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open! furniture项目  图片来源：torafu architects 官网

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任危机

前两天，在我的一个微信群里，大家在讨论一个打着免费绘画教学的旗号拉人进群的现象，结果只是骗取入群者的信任，进群之后就会有强制转发、强制收取教材费用等等的要求。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我很担心，当此类事件越来越多之后，人们就会形成思维定式：免费的东西背后一定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如果社会形成了如此的“共识”，我想，这可不妙。

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有史以来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最严重的时代，我预感还会继续恶化下去。因为按照现在互联网引领全球经济、互联网生活引领人们生活方式的趋势，人与人之间将会越来越不需要沟通。然而，沟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我在这里所指的沟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还包括人与所生活的社区之间、人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沟通。

在一个良性的社会中，人是被包裹在社群里的，再由多个由人组成的社区去形成整个社会环境。而人与社群、社群与社会环境之间，各有一个相互连接的通道，那就是沟通和信任。在互联网生活中，社群变成了一个个社交平台，社会环境就是整个网络世界。我认为，在虚拟环境中是很难建立真正的沟通和信任的。

身处今天的网络社会，去认识一个人变成了去认识一堆数据：你的年龄、消费能力、每年出行次数、浏览习惯、粉丝数量等等。在这样的算法框架下，我们不需要真正的沟通，更不需要信任，一切都用数据判断。说实话，我很厌恶这样的生活方式。

今年1月以来，全社会又遭遇了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和社会情绪忧心忡忡，在这样的语境下，在上海做一个免费送花的行动，显得太格格不入。“这年头还有真正免费的事情啊！”一位拿到花的阿姨曾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其实是很伤心的。这年头，到底怎么了？

我还是希望“人间自有真情在”。也许这么几次小小的送花行动太微观了。尽管如此，我觉得在我们送出每一枝花，并且得到市民们的理解和采纳的每一个瞬间，是有一点点撬动了信任基础的。那一瞬间，我们与领花人之间的信任隔阂是最小的。我想，对于这个行动来说，有这些瞬间，就够了。

“送你花”这个项目，仅仅是一卷书的一个开篇，我深知还有更多的社会设计项目应当展开。

（作者吴佳音系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