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丝绒陨：如何看待被“金句化”的诗歌

近来不少“诗歌现象”颇受关注。比如英国BBC关于诗人杜甫的纪录片受到热议；某出版公司出版《大山里的小诗人》，推荐留守儿童的诗歌……“诗歌热”正在发生吗？与此同时，诗歌在互联网上以金句的形式广为传播，“转发”就是“读懂”了吗？6月3日，同济大学中文系教师、诗人胡桑和诗人丝绒陨做客“跳岛FM”第十期，就诗歌的认知、传播与阅读启示畅所欲言。

“我们经常在哪里会看到诗歌？除了去买一本诗集，我们只能在朋友圈、微博上看到从一首诗里被摘出来的两段，或者一个单句，它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可有可无的装饰性的东西，就像一枚胸针，或者一对耳坠。”在丝绒陨看来，如今诗歌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已具有了一定的装饰性。

比如他发现自己的一句诗现在常被用来向爱豆表白——“遇见你，而后有悬崖，而后有夜晚与夜晚之分别，有烛火惺忪和万物生长，又凋落”，不少人还会在这句诗后再加一下“丝绒陨”。“他也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作者名字还是什么，反正跟在后头了。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有意思的。他把诗歌复制粘贴在他的社交媒体中，虚拟生活中，让诗歌真的很像一枚胸针、一对耳坠。”

“这种流转过程本身是有意思的。”胡桑说，从前大家一直预设一首诗就属于一个诗人，但这个社会还设想另一种状态，即“作者不重要”，隔绝了作者的绝对权威，“文本本身是一个不断在流转的东西，金句的流转就是这样。允许我用个学术概念叫 ‘可写性’，它是一个不断可以被改写的东西，哪怕这个改写只是多了 ‘丝绒陨’三个字。在被流转的时候，文本就像钱币一样印上了我们手指的痕迹，这是一个让文本越来越丰富的过程。”

“标签化”诗人更易传播，但诗人也被简化了

在互联网时代，许多诗人在进入公共视野时常被贴上了某一标签，比如陈年喜，就有“矿工诗人”一说。

“我去看陈年喜的文本时，已经有了 ‘矿工诗人’这样的代入，我知道他是一位矿工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血液中必定溶有矿工色彩的东西。因此他用的词语，包括他推进节奏的方式都非常具有旷工的纪律性力量，它的秩序是非常紧密的，和他的身份也连接得非常紧密。”

丝绒陨说，“矿工”这个标签可能更多来自于经验，而不是来自于身份，但是标签传播出去后，很多本身可能没有诗歌写作经验的人会很窄地从陈年喜的矿工身份进行认知。

“中国很多诗人会被贴上标签，比如 ‘打工诗人’、 ‘矿工诗人’，甚至像余秀华在很早期的传播中会被贴上 ‘脑瘫诗人’的标签。难道诗人总归要贴上一个地位相对卑下，或者说来自社会底层，或者说身体有某部分缺陷的标签，才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吗？而不是说因为我的文本和我的角色本身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合，我的诗传递出去，能让大家看到来自矿工的经验，来自大地深处的经验。”丝绒陨感慨，“我作为一个文本的传播力量被削弱了，而我作为在传播中需要拎出来的一个标签被放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通过那个标签进来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他诗歌中和他个人独有经验结合得非常紧密的那部分力量。”

在胡桑看来，诗歌至少有两种功用，一种承担的是社会认知与传播功用，在这种功用下人们想要理解的可能不是诗歌本身的价值，而是诗歌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比如标签可以简化诗人的东西，但是更容易传播，让读者觉得“我可以理解诗人”。另一种功用就是文学性的功用，会强调文本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具有技术含量，或者具有精神的传统、对话的能力。

他认为，这两个功用不冲突，我们也不需要贬低普通读者的认知，说通过标签去读一定是误读。“我觉得可以宽容一点。因为对他来说，读诗可能就是激活身上的一点点经验，哪怕是个标签经验，我觉得也可以，至少他的生命还是在被阅读过程中被打开的。”

“我也不认为这两种是冲突的关系，但我还是希望，在标签提供了一个通道后，有更多人能够真正去看一看诗人内心的东西。误读肯定是存在的，只要有诗歌就会有误读，或者说只要有文本就会有误读。但作为诗人个体，我还是希望诗人被大众看到的是他真正的那部分，而不是说去曲解他，歪曲他，甚至造成一些很扭曲的事件。”丝绒陨说。

快速的“金句式阅读”也是重要的当代经验

“写作方式有两种，就像爱尔兰诗人希尼说的，诗人有两种，一种是火成岩式的，像岩浆一样突然爆发，另外一种就是水成岩式的，像沉积岩一样慢慢沉积然后成形了一块石头。”胡桑的写作方式偏于后者，“这种方式在这个时代其实不讨好，因为这个时代是个快速的碎片化时代。金句为什么能流行？就是因为时代的碎片化经验要求这种金句的传播。金句可以激活你一瞬间的感受。”

他说：“我没有贬低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把它确定下来，可贵的经验需要书写出来。我现在的写作方式越来越传统。以前我经常被称为新锐诗人，我现在常说 ‘新锐’两个字不能加，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也不年轻了，另一方面我的写作方式好像不那么追求新锐了。我不是说新锐不好，丝绒陨的诗还是很新锐的，是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年轻人生存境遇的诗，是很可贵的。”

丝绒陨认为胡桑的诗歌最终是以一个确定性的东西给到读者，而他自己的诗可能更多呈现出来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其实我也有沉淀，但我的沉淀可能不会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出来，它依然是一条流动的河。比如说我第二次又捡到一块闪光的碎片，我会发现它是我上一次扔进水里的那一块，也会唤起一些经验的重复、重叠、交叠、演化，最终它也有叠加的部分，也有确定性的部分，但它往往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状态下被召唤出来的。”

“我现在越来越宽容，就是中年心态，我觉得什么诗都能写，什么样的诗人都是可贵的，什么样的阅读都有它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你怎么认识阅读本身。”胡桑认为，哪怕有些人在几秒时间里读完金句，然后就把诗歌扔开了，也不能说那就是亵渎了诗歌。

“这种阅读本身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代经验。在这样一种快速阅读中，我们恰恰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极速流转的时代，是一个碎片的时代，或者说它是一个倦怠社会。大家无力于花大量时间在一个作品上，在一次阅读中。时间被很多工作和人情交际耗费着，我没有时间在写作、阅读上花那么多精力。我就是看一个金句，在这一瞬间我好像获得了某种安慰。但是这本身于文学无所损失。”

胡桑试图去命名这样的阅读方式，“可能它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原型，我们生活方式的原型。原型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相对稳定的一个精神内核。这些精神内核其实都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我们不能拿北岛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来衡量我们这个时代，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卑微的时代。我们这时代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是倦怠的，可能是破碎的，可能是急速流转的，可能是一次性消费的。”

文学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最近BBC的杜甫纪录片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胡桑的很多朋友提到这个片子拍得不好，因为片中用英语讲述杜甫的诗时，用的是英语译文。但胡桑认为杜甫既然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是一个经典性的诗人，那么他就应该被不断地翻译、变形。

“我想起来温伯格有一本小书叫《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一个好的诗歌作品，就是它永远处在不断被翻译和变形中，哪怕变形了，它的精神质地依然存在。它在英文译本中依然是有魅力的，你不能说它跟汉语表达不一样就是不好，我们应该去关心的是它在一种新的形式中，新的语言质感是什么。然后这种质感跟它背后那种沉郁顿挫的精神之间什么关系。”胡桑说。

两人还谈到对于杜甫诗的理解。丝绒陨坦言自己年轻时读杜甫的诗，确实觉得有点难嚼，不会去细细品尝它沉郁顿挫的滋味，但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再去读，就会有豁然开朗的状态。“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是更喜欢李白的诗。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让我去读李白和读杜甫，一定是杜甫更有滋味，你在读的时候能读出更多的层次和节奏的东西。再反过去看李白的那种偏激情式的东西，反而会觉得不如杜甫的。也不是说有高下之别，就是说现在的我更能够理解杜甫了。”

“既然生命是发展的，那么阅读也是发展的。”胡桑表示，所以有些时候很多人喜欢那种直觉式的消费性阅读，在一瞬间读两三行，可是慢慢也可能会转变他的阅读方式，去尝试大部头的作品，去钻研一首诗的结构，探索一首诗内在的逻辑和它背后的精神世界。

“因为世界太丰富了，它是个丛林，里面有乔木，也有灌木，甚至也有小草，每一个存在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有生命的要求。如果有些人读不懂或者不想读杜甫也没事。杜甫不是唯一的诗人。也不是说到了中年就一定说李白就不好，其实有些人可能越到后面越觉得李白好，因为他不沉重。所以人生有不同的选择，不同阶段你有不同的选择，还有你在同一时刻你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都是开放的。”胡桑称，“如果文学能够一直是人类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在文学里面的位置，这是文学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文学中找不到位置，这个时候文学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