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两会”应对疫情的一揽子政策方案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实质性地提出了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当前还存在着对政策方案力度等方面的担心。在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个问题被屡次提及。

对“两会”政策力度等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一些基本参数发生变化后，由于体制性问题导致经济调整滞后，呈现出了大量结构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一系列短期冲击，强化2019年以来的周期性问题，对经济产生巨大的下行压力。但是，在应对疫情中，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过度刺激导致周期性问题结构化，使得中国经济可能永久性陷入低增长轨道。“两会”公布的政策方案已经排除了这个最大风险，中国经济会迎来光明的复苏与持续增长。实事求是从中国情况出发，不简单盲目攀比西方国家政策，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最大风险是周期性冲击结构化

我国经济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叠加的结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在逐渐改变一些基本参数。例如，2012年之后，65岁以上人群占比上升，老龄化加速，劳动供给降低的同时也抑制了消费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投资历经快速工业化、融入国际价值链和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几个阶段，回报率逐渐下降。在日益接近国际前沿后，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对外出口的增长日益依赖我国在全球市场份额的扩大，但是进一步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面对经济基本参数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主要以规模为导向，尚未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转型。为了强拉速度，导致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经济由实入虚、收入分配恶化、城乡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在体制因素放大基本参数变化导致结构性问题突出外，近年来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也屡屡受到一些周期性冲击。可以说，经济结构失衡叠加周期性冲击导致了下行压力加大。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应该在体制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为主线下熨平周期性问题。但是，在现实中面对周期性问题时，往往会强行提高经济增速，导致宏观政策过度发力，进一步使得结构性问题固化。例如，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初次分配更加不利于劳动收入等。一旦陷入周期性问题结构化，我国经济调整的难度将一次次加大，面临着积重难返，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的风险。这是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来源。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后全人类面临的最大周期性冲击。疫情全面切断了人与人的正常联系，导致很多产业大面积停业，对经济带来巨大的供给侧冲击。由于产品之间是互补的，某些产业停业或者大幅度减产导致无法便捷获得相关商品后，人们会减少总的消费量，导致总需求下滑。这种下滑可能会大于供给侧的下降。在此之后，总需求下滑导致企业收入降低，解雇工人，居民收入下降，总需求进一步下滑，企业出现倒闭浪潮，经济陷入严重的负向循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各国都会采取大规模的宏观政策对冲。我国也同样需要。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风险，即周期性问题结构化，这种政策组合必须把握好度。

“两会”一揽子方案明确了总方向是稳定和优化市场经济

在全国“两会”中公布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很有针对性的化解周期性问题结构化这个最大风险。保市场主体基础上以改革为动力的总体思路确保了政府和市场之间应有的边界，通过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后疫情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坚实的内在动力，是利国、利民、利企业的政策组合。

第一，着眼长远发展，没有设立GDP增速目标。这次政策方案里面最鲜明的是用“六保”取代了简单设立GDP增速目标。不设立GDP增速目标不是增长不重要，恰恰是增长太重要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正因为其重要性，我们更要明确要什么样的增长，怎么保持增长。不设立GDP增速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复杂，与去年可比性大幅降低，更重要的是为了长远发展。短期内追求速度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忽视结构性问题，忽视民生问题，发力过度强化结构扭曲，更加不利于企业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不设立GDP增速目标实际上要求更高，是以高质量为导向的发展。

第二，宏观调控政策体现了“保”市场基础，而不是过度刺激。宏观政策关键就是钱从哪里来，花向哪里去。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共2万亿元。减免社保费，动用失业保险结存，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共约4万亿。这两部分资金直接指向广大中小微企业，确保最易受到冲击的主体生存。保住了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就保住了民生和消费。加上新增1.6万亿地方债增加投资，这部分资金基本上抵消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季度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带回到正常轨道。在此之后，更要靠市场发力。

第三，预留了充分的政策空间，保障市场主体能够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国政策还有最够空间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确保市场主体稳定运行。财政赤字是“拟”按3.6%“以上”安排，未来还可以扩大。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进一步创新，纳入更多选项，准备金和利率有足够下行空间。

第四，以消费为突破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更加完善的国内循环。面对疫情的国际扩散、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调整和我国从外需向内需过渡的发展阶段要求，扩大内需自然成为政策主要着力点。内需中以终端消费为抓手，有利于构建国内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投资承担了“补短板”和“调方向”的重任，通过“两新一重”巩固国内发展基础。

第五，以市场化改革化解结构性问题，提供长期发展动力。“保”住了市场之后，应对疫情和长期发展都更加迫切需要激发市场活力。近期一系列改革文件的发布宣示着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落实。“两会”方案明确了今年的工作重点，通过进一步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调整和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新就业形态，给市场松绑，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两会”方案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奠定了进一步培育市场力量应对疫情冲击的基础，避免了对周期问题过度发力使得结构进一步固化。未来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执行中有效落地。例如，如何创新财政转移支付，确保资金直达市场主体，如何创新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不在金融市场空转。

（作者于泽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