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陈寅恪与胡适五题

之一 恋爱是小事

吴宓和陈心一终成怨偶，说来话长，我就不说了。只说开始的时候，是陈心一托弟弟陈烈勋主动求婚，正留美的吴氏一时陷于选择困难。这个当口，吴在日记里录下了陈寅恪的几句话：

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册35页）

类似的意思，胡适也有。胡适早就提出过所谓“无后”主义（《留学日记》卷六“波士顿游记”“再论无后”，卷七“近世不婚之伟人”，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后来跟女友聊天时又有讨论：

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5页）

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谈到：

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n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胡适给刘公任的信》，此据耿云志编《胡适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186-187页）

陈、胡之言，显然很有一致处，可谓之“恋爱小事论”。我们不难想象，当日中国社会仍惯行早婚，而留学生作为适婚者，不免有婚姻的压力，而厕身异域，也有性欲的需求。陈、胡皆学问中人，自以学业为先，自然会压抑其婚恋的欲望，但欲望既难满足，必有或多或少的焦虑。则他们发为此论，自与其处境有关，带有克服焦虑的成分在内。

而另一方面，就事论事来说，“恋爱小事论”也言之成理——我想，今人已越来越习惯晚婚甚至不婚，对此是会更容易接受的吧。

之二 佛教骗人

在现代学术史上，论治佛教史，尤其是禅宗史，胡适是最有创获者之一。但他又以佛教的激烈批评者而著称，晚年的自我总结尤为典型：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Indianization period）。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二章）

恐怕再无别人说得比他更凶猛了。

据胡适日记，他跟汤用彤也说过否定佛教的俏皮话：

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都大笑。（《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642页）

汤用彤大约本来是跟西化派的胡适开点玩笑，而胡也针锋相对，顺势回敬了专攻佛教史的汤用彤一句——玩笑归玩笑，但也透露出他们各自的文化观。

陈寅恪对佛教也下过大功夫，在思想文化立场上，他早年对佛教入华更有积极的评价：

佛教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吴宓日记》，第二册102-103页）

这种思想史的评估，跟胡适正成镜像。

可是，陈氏对佛教也有大异其趣之见。据其侄陈封雄回忆：

一次他将积蓄的2000元买了一套日本印的《大藏经》，大约有二三百巨册。可见他对佛经研究兴趣之深。但他又绝对不信佛。我祖父（按：陈三立）逝世的时候，他坚决不同意请僧道唪经，这和我的其他几位叔父意见相左。他说：“佛经讲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都读过，并且能像和尚一样地背诵。不要搞这套迷信蠢事。”（《卌载都成断肠史》，《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多年后的回忆，未必准确，但应不至于无中生有的。这么看来，在思想立场上，陈氏虽肯定佛教的意义，但在信仰立场上，陈氏并不特别同情佛教。陈氏的“佛经骗人论”，跟胡适的“反印度论”倒是殊途同归了。

之三 新式标点问题

胡适1929年曾写信给陈寅恪，讨论陈寄去的论文《大乘义章书后》，顺便提了个意见：

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761-762页；原件见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版，116-117页）

后来胡适又在日记里私下吐槽：

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657页）

胡适规劝陈氏采纳新式标点，非一时之见。事实上，他对标点问题向来最重视，且对现代中国的著述规范也有最大的影响。早在留学时代，他即写过一篇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据说就是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的著作；他联名多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获得北洋政府通过。这些都属于常识了。

此外，还见到两条小材料。徐凌霄1931年偕其弟访问胡适，随后记事有云：

中国哲学史为中外瞩目之巨著，然工程浩大，及今尚止于汉武之世。因出示其第五卷，为《淮南王书》手写稿，字字认真，行列高下，标点大小，皆罗罗清楚，不假手抄胥，而自无凌乱模糊之病。自云系照西文例随写随点，久之成习惯，故不觉吃力。……吾曰，博士真排字人之良友哉。……西式标点本与横行联体之字母相联带，用之于上下行之中国字句本不合式。适之云，昔年与其友陈君煞费苦心，亦尝思创作一种中式标点。（colon之两点改竖为横，即其一例。）因感觉种种不易，只可径用西式，盖为利于通行起见也。（《访胡记》，《凌霄汉阁谈荟》，中华书局2018年版）

晚年的时候，胡又跟其秘书胡颂平提起过一桩旧事：

先生拿着孟森（心史）的[清代史]给胡颂平，说：“这书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你拿去看看。心史先生是老辈，他的文章的行款、标点，都是我给他整理的。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不好看，印出来也不好看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160页）

可知他始终重视借新式标点改进学术规范，对徐凌霄所示，对孟森所行，与其对陈寅恪所言是一以贯之的。

可惜，陈寅恪似未接受胡的意见。观其论著格式，最基本的标点虽不能不用，“引书起讫、删节之处”则采取另起段并退格的处理方式（不用省略号），但“书名、人名”仍无标识，终不免“标点尤懒”之讥。近期因译林出版社刊行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颇引起争议，论者多举出陈氏1965年致出版社的信为据。陈在信里有一句：“标点符号请照原稿。”可见在使用标点方面，他还颇有文化自信呢。

我以为，陈氏使用标点确不合乎今日规范，但木已成舟，再改反而多事，不如尽量保持原状即可，只是书名号实在应该加上——若能照民国习惯，凡人名地名皆加上专名线，那就更好了。我还希望，一般整理古籍，也能恢复专名线的处理方式。

之四 穿衣风度

胡适对陈寅恪，还有一句不经意的吐槽。他1961年跟胡颂平谈起杨杏佛：

杏佛的背影很漂亮，人聪明，非常的聪明，诗词都做通了，在我辈中算是一位好手。听说他有一个儿子，衣服穿得臃肿像陈寅恪，是一个白痴，不知后来怎么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第十一册，[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337页）

谈的是杨杏佛的白痴儿子，却让陈寅恪躺着中枪了。

有意思的是，约略同一时期，陈寅恪正在做“颂红妆”的工作，也注意到了一个“衣服穿得臃肿”的问题。据顾苓《河东君传》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补题顾苓的传记，又谓柳氏“冬月御单袷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陈氏据此遂指柳如是体格耐寒，并进而有个大胆猜想：

……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著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著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者教正。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即是其例。（《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册第572页）

陈寅恪猜测，柳如是为了避免“衣服穿得臃肿”，冬天可能服用砒霜御寒，也就是要风度不要温度了。那么照胡适的话来看，陈氏自己，则是要温度不要风度的。

不过，胡适的话只是个人印象，未必就作得准。钱穆在回忆陈寅恪时也谈起他的衣着，印象倒是颇为正面：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师友杂忆》之十，三联书店1998年版，180页）

可见陈寅恪倒成了钱氏穿衣的样板呢。也许，在更洋派的胡适看来不够漂亮的，在完全土鳖派的钱穆看来已够潇洒了。

之五 藏书与遗嘱

陈寅恪、胡适都不以藏书名，但两人都在现代最顶尖的学人之列车，藏书当然都不少。而对其藏书，他们都留有遗嘱；更重要的是，遗嘱的背后，都透露出时代的风暴，都笼罩着政治的阴影。

胡适1957年用英文立下遗嘱，至1962年逝世后，由钱思亮翻译，揭载于当时台湾的《联合报》。有关藏书的是第二、第六两条，第六条是：

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

这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第二条：

离开北平时，有一百零二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遗嘱》，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又见《胡适博士纪念集刊》，[港]独立论坛社1962年版。另参《遗嘱及遗产》，《胡适博士哀荣集》，[台]则中出版社1962年版。按：此参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提供的线索。）

胡适藏书的大部分后来倒是真的移交北大图书馆了——但显然并非出于执行他的遗愿。

至于陈寅恪这方面，死而不得其时，并未正式立下遗嘱。但在1969年5月陈氏八十寿辰时，次女陈小彭回家探望，他有过一点表示。据蒋天枢记录：

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逼，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学外集》十二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84页）

这一表态，离他去世仅五个月，可视为口头遗嘱。

只是此事尚有异闻。胡守为另有说法：

临终前，陈寅恪嘱咐把他在广州的藏书全数赠送给中山大学图书馆。（《陈寅恪传略》，《文史哲学者治学谈》，岳麓书社1984年版）

此与蒋天枢之说正相对峙。孰是孰非？抑或两说皆有根据？这就有点历史罗生门的意思了。我想，照今日所知，陈氏不愿赠送藏书给中大，是更符合其真实心理的；但即便如此，到头来陈家势难坚持他的这一遗愿，还是只好将书留在中大——那么在校方看来，这就算是陈氏遗愿了吧。

历史问题不必纠缠，只论现状好了。归入北大图书馆的胡适旧藏，经历了从开架借阅到文库特藏的反复，现已汇同台湾胡适纪念馆旧藏，一并编目为《胡适藏书目录》四大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胡适相比，陈寅恪早年的藏书或散佚或售卖，留存于中大图书馆的并不太多，但至今未有正式的整理。这就有待于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