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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是一本书

2020-06-02 06: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杨芳州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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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传记，传主是一本书。

自1942年出版以来，加缪的《局外人》被翻译成六十种语言，累计售出上千万本。在中国，几代翻译家翻译过多个版本，即使你没读过，也一定听说过。

阿尔贝·加缪，这个阿尔及尔贫民窟里走出的孩子，如何能在二十六岁就拿出这样一部震撼世界的作品，并且在七十多年后仍然被不断地阅读？加缪尽管已经去世六十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被讨论，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围绕《局外人》似乎总有无法穷尽的迷等着人们去揭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到底为何有这样的魔力？

加缪代表作《局外人》首版封面

爱丽丝·卡普兰是耶鲁大学法语文学教授，著名法语文学研究者和译者，她在大学里开设法语文学阅读课，常常会带领学生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全部加缪作品的阅读。其中，尤以《局外人》的讨论最为激烈。“阅读《局外人》犹如一场成人礼，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将这本书与自己的成长紧紧相连，借此展开对存在的艰难追问。”最近对作者的专访中，她提到她的一个学生将《局外人》中海滩谋杀的场景纹在了自己身上。

关于阿尔贝·加缪，那么多的作家、批评家已经说了那么多，还有什么可说的？作者认为，对作品的理解还有不少东西是缺席的，一直以来，人们把《局外人》这本书的存在当做是理所当然，并且常常不自觉地，对作品的讨论变成了对作者的关注。所以，这部书值得有一部传记，作者说：

“从加缪的手记与书信中第一次出现这部小说的蛛丝马迹开始，我逐年追寻着它的创作历程，从写作中的作者，到落在纸上的字句。我采用的方法接近虚构类写作者所说的“近第三人称叙事”（close third person narrative），我一连数月追踪着加缪，仿佛从他肩头看下去一样，尽力用“他的”而不是我的视角来叙述这本书如何诞生。我力图最大限度接近和还原加缪写作《局外人》、将手稿发出请人评估、在战时法国出版等等经历，以及他的心理历程。”

作者的连续追踪，让我们能体会“创作”这一神秘过程的有迹可循。贫病童年经历，对荒诞的感悟，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关于死刑的记忆，大学文学圈子的相互激励与启发，那部无论如何也不成立、躺在抽屉里的失败之作《快乐的死》⋯⋯这些都慢慢积攒在年轻作家的心底；一次偶然的葬礼见闻，朋友在海滩上的一次打斗的经历，当上记者的加缪见证的不公正的庭审，以及忙碌的记者闲暇时的阅读和观看的流行电影，在作家不自知的情况下悄悄进入了他的笔记、他的构思。如同拼图般，创作的历程被一块一块地复原和完整了。

作为从业者，我也特别关注到《局外人》出版的过程是一个出版史上尤为惊心动魄的故事。伽利玛和《法兰西文学评论》在二战时期的艰难历程，几乎是法国知识界抵抗运动的缩影，而新书能够越过封锁线、避开审查得到出版本身，似乎也象征着某种胜利。

加缪刚刚到巴黎时在伽利马的办公室，面对偶像安德烈·马尔罗，他脸上的神情完全像是小学生一样，又崇拜又敬畏。

这张就已经是《战斗报》时期了，此时的加缪不但是文学新星，同时也是战后的道德楷模。

除了萨特、波伏娃和毕加索，这里头还有雷蒙·格诺和拉康，在加缪左手边盘腿坐着的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勒西斯，后来培根还给他画过像。

加缪搂着的这位就是出版人米歇尔·伽利马，日后他们就是坐他的车出的车祸。加缪当场死亡，伽利马六天后不治身亡。

对不少读者来说，“马尔罗因素”这一章详细评述了安德烈·马尔罗对《局外人》手稿的修改，可能是一个令人满足的惊喜：这段故事并不那么广为人知，而这个修改的过程，不光体现马尔罗的激情，也是文学修改的极好案例。“马尔罗建议，也许，只需要再添加一小段，强调一下强烈的阳光和阿拉伯人的刀子。”

而同样，在《局外人》出版后，著名哲学家萨特对其发表的重要评论《〈局外人〉解说》，几乎是一锤定音地将其提升到法国文学殿堂的一流地位，“他写道，小说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座岛，相邻的句子被虚无隔开。”用这样的句子，加缪创造出一个“被动的、无动于衷的、拒绝交流的、闪光的”世界。萨特熟练的评论，尤其是对加缪语言风格的分析，对我们如何定义“好文字、好作品”带来不少新的思考。

作为美国人的作者并未止步于此，确实，假如《局外人》只讲法语，它远远不会到达今天所到达的地方。《局外人》在美国和英国的同时出版也同样有趣，尤其是，为何在美国被翻译成The Stranger，在英国被翻译成The Outsider，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原因竟完全不是文学的考虑；还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的加缪为何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这竟与1946年美国出版社对他的宣传有关。加缪的美国之行还惊动了FBI，那位负责的探员为完成任务不得不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主张⋯⋯此外，中国读者可能很少意识到，民族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暗线，那么阿拉伯世界是如何看待这个“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的小说的呢？

当然，这部“书的传记”本身也是文学批评，也可以为理解《局外人》提供不少帮助。《局外人》不同于《鼠疫》，是一部矛盾的书，我们可能都见过一些人读后觉得很不以为然甚至被激怒：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人杀了人还毫无悔意？作为道德完人般的加缪为何会写这样一部作品？它的复杂难懂，令人困惑，才赋予它文学的生命力。文学批评也有潮流，通过展现而不是武断地加上自己的评判，作者带我们领略七十年来这本书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起伏变迁。

作者使用她出色的文献资料的耙梳能力，几乎穷尽加缪及师长友人的书信、日记、手稿中关于《局外人》的蛛丝马迹，再加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资料：电影、报纸、杂志专栏、地方志、出版史等等，并用令人惊叹的叙事性手法将它们编织在一起。

当时在正文翻译完成之后，我鼓了很长时间的勇气才去继续翻译“致谢”，为何作者的“致谢”会如此之长，其实这长达六页半的致谢，展示了她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过程：三个大洲的学院和文学研究室、图书馆、资料中心的资料查询，写作期间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与研究者和专家以及见证者的访问和座谈，以及带上摄影师对加缪居住之处、所到之处的探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专业性的保证，即便你是“像集邮一样收集加缪”，也能在这本书里发现你此前不了解的东西，同时，也能给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们提供不少有趣有益的启发。

然而，只是资料的罗列是不远远不够的，这是一部像推理小说般的文学史，它不乏细节，也不乏令人感动的相互呼应。我想作者文笔的特点可说是“绵密周到”。她运用同情的联想，来阐释安排这些资料。我会建议大家读的时候不要忽略注释，注释里不光指出了资料的出处，也有不少有益的补充，放进正文中似乎会偏离文意，但对关心《局外人》或加缪的读者来说又是非常有趣的线索。

例如，加缪作为《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的记者去报道著名的“奥克柏案”时，看到治安官威朗法官对着被告挥舞一个十字架，正文中引用了加缪为报纸写的报道，同时，在注释中，作者补充道：“在后来的法庭审议中，有位聪明的律师指着那个十字架提醒陪审团注意，耶稣基督本人就是不公审判的第一个受害者，加缪对此事乐不可支。”

再举一例，这个片段也出现在注释之中：

十年后，加缪将把他创作《快乐的死》时痛苦的失败经历用于塑造他最心爱的人物之一，约瑟夫·格朗，即《鼠疫》中的一位公务员，此人发誓要成为作家，每天都在为寻找合适的词语而寝食难安，总是把开头的一段话重新写了一遍又一遍。在《鼠疫》的结尾，从鼠疫中奇迹般生还的格朗终于对他的第一段感到满意了：他删去了所有的形容词。很难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缪在向十年前的自己眨眼，他仍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痛苦，过于浮夸的风格，最终又是如何矫正了它。

这些当然可以单纯只看做是对文学创作手法的追踪，然而我们会关注到这些细节并为之心中一动，正是文学对我们的馈赠。

作者的“同情的联想”最大地体现在终章。加缪研究者们似乎都知道《局外人》中，海滩斗殴谋杀是有原型的（甚至那个海滩成了“局外人海滩”），作者找到了斗殴事件的报纸报道，并去寻访了那次事件中的阿拉伯人。那个阿拉伯人有了名字，前所未有地变得具体了：他属于当地望族，英俊异常，能说四种语言，有一个欧洲人女朋友，他的姐姐还健在，说着优雅的法语，用精美的点心招待一个从遥远的大洲来的文学研究者⋯⋯

而且，他与加缪一样身患肺结核，曾经在法国山区疗养。作者”情愿用这样一种和解的幻想来结束对《局外人》的探寻：卡杜尔·多依和阿尔贝·加缪，他们在各自的山居疗养院内，疗愈着。“在七十多年后，这种幻想令人满足，给人安慰。

文学给人留下的空白就是需要用这种同情的想象去填补吧。这次我征得父亲的同意，使用他的小名”琴岗“做笔名。这个名字是我的祖父给他起的，祖父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琴岗”与加缪一样，是失去父亲的孩子，母亲给与的是一种沉默的爱。如今父亲已经比祖父母活过的年纪加起来还要多。当我第一次读到《第一个人》中，”葬在这块石板下的男人，那个曾是他父亲的人比他还年轻“那一段动人的陈述时，不可抑制地想到我的父亲与祖父。祖父盛年去世的原因？正是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