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疫情补贴刺激身份证件申领：防疫大旗下的国家主义议程

当地时间5月25日晚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解除发布自4月7日的紧急状态宣言。这一举动既标志着日本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应对暂时结束，也意味着国家将开始面对可能的第二、三波再爆发以及重振经济等新挑战。

而作为经济振兴的重要一环，“特别定额给付金”——也即大众口中的“政府发10万”——无疑是受到最多人瞩目的。这一内阁在4月20日会议上拍板的政策旨在帮助受到疫情冲击的家庭缓解难关并同时促进民众消费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可还没有等到人们可以对这一对策实际的效果进行评价，在这笔钱发放过程中呈现出的问题却首先成为了公众的焦点。

疫情之下的大排长龙

从五月开始，日本地方政府按照各自规划陆续开始了这笔现金的发放。虽然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时间表，但各地基本都采取了先开放民众自行网申，后邮寄通知到户的两阶段方针。以东京都的新宿区为例，网上申请从5月11日就已经开始，而资料邮寄的发放则需要等到5月29日。如果再考虑到后者还需要住户填写银行账户信息再寄回到区政府核对，采用不同方法的民众在拿到政府补贴之间的时间差可能有三周以上。

但随着网申而来的却不是无纸化办公的悠闲。相反的，不少地方政府的办公厅因此排起了等待时间最长可达两小时的队伍。原来，网申需要民众使用被称为“My Number卡”（日语：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的身份证件才可以进行。但这一日本版的“身份证”其实从未达到广泛的普及度。来排队的民众既有想要临时申请此卡的，也有想找回早已忘了的登陆密码的人。一时之间，本该是给大家带来方便的My Number卡反而给地方行政人员和大众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而大量人群在通常是十分狭小的地方政府内的聚集从防疫的角度来看也充满了风险。面对这一困境，不少地方选择了彻底停止网上申请的手段。从5月25日开始，高松市就决定只进行邮寄通知。同在四国的高知市还有东京都的八王子市也采取了相似的对策。

其实，这已经不是My Number卡第一次遭受负面的评价。这一2016年正式启动的系统本质上是战后日本政府试图从宏观上对民众进行规训的一系列企图的延续。在战后经历了长足发展的日本公民社会似乎挡住了政府前几次的谋划，但这类国家主义政策在“防疫”大旗之下似乎正在以让人更难拒绝的态势不断前进。

给国民编号

如何证明自己是“自己”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出于履行纳税、兵役等国民义务，还是为了享受社会保障或拿国家补助等权利。在证明自己的过程中，国家作为具有最强公信力的机构顺其自然地在社会生活的细微处登场。而给每个国民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从而可以和其他人相区别也相应地成了理所当然的逻辑。

战后的日本存在着几个并行的身份编码体系。即使是在今天，包括养老金系统号、健康保险号、驾照和护照等都在日常生活中被民众频繁使用。各身份认证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的强弱关系。对于民众来说，没有统一身份证所带来的麻烦可能仅停留于在办理部分类似银行开户的业务时有可能会被要求出示两种证件以证明自己这种程度而已。

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在日本，仅仅因为无法监管公民个体多个银行账户而导致的税收损失就可以达到上兆的规模。由此，开发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国民编号就成为了困扰各届日本政府的难题。1970年，第三次佐藤荣作内阁就围绕着设置跨部门的统一国民编码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他们计划在五年后推出的这一政策却因为来自大众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终止。到了1975年，彼时还存在的大藏省和国税厅又提出要用“纳税者编码”来规范公民存款和利息的管理。同样因为公众的反对，这一计划最终被缩减到只对公民存款不需要课税的部分进行编号的范围。又过了五年后的1980年，出于相似目的的Green Card计划被提起。虽然伴随该计划的法案起初在国会得到通过，但在后续执行中所遇到的阻力又让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了撤回。

而和主要出于整顿税收目的而出发的身份管理所遇到的困难相比，日本政府在提高行政效率这一“大义名分”之下进行的以居住信息管理为基础的身份编码体系改革则在世纪之交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1999年，由小渕恵三内阁提出的《住民基本台帐法》在国会得到通过。据此，普及日本全国的“住民基本台账网络系统”（简称“住基网”）于2002年8月正式启动。本来，为了利用公共服务，每个日本人都需要在居住地进行“住民登记”，而相关的个人信息会被制作成“住民票”保存在地方政府。而在这一新制度之下，只要有住民票的个人都会被赋予长度为11位的“住民票编码”。这一编码所包含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和住址等信息通过全国联网的“住基网”被各地的政府所共享。在这一系统运行了一年之后，政府顺势推出了“住民基本台账卡”（简称“住基卡”）。市民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选择申请带有照片的该卡。可以说，直到这个时间点，日本版的“居民身份证”才真正得以诞生。

自然，对于这种对国民编码的行为，有许多日本人都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不少公民团体以该制度违反了宪法第13条对于公民隐私的保护为由，把国家告上了法庭。日本的最高法院直到2008年的3月才宣判原法并不违反宪法。但即使是这样，建立在地方行政体自觉加入基础之上的“住基网”并没有强制的效力。包括横滨等大城市在内的日本各地方政府纷纷表达了对于该制度的疑惑甚至是抗拒。直到2015年的3月30日，日本最后一个以“有泄露公民隐私危险”为由拒绝“联网”的自治体福岛县东白川郡矢祭町才正式加入该系统。

My Number卡的诞生

矢祭町在2015年加入“住基网”背后其实有着它难以拒绝的理由。

2013年第二次安倍内阁向国会提出了“行政手续中特定个人识别号码相关法”，通称“My Number法”。同年五月最终通过的该法律可谓是上述“住基网”的加强版。

根据它的规定，所有拥有住民票的日本人以及中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都会被赋予一个识别号码，即“My Number”（直译“我的编号”）。这个号码由系统在“住民票编码”的基础上生成且从2015年10月5日开始由各地方政府自动发放给所有国民（但要注意和中国或韩国的“身份证”不同，普通人无法从日本的My Number本身推测出任何关于个人身份的信息）。而作为新法规定的地方政府责任的一部分，上述本来拒绝“住基网”的行政体就不得不先加入该网络以生成居民们的“住民票编码”，再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My Number。

从2016年1月开始，居民可以凭借地方政府发来的通知在自愿的基础上办理附有本人照片和IC磁卡的“My Number卡”。与此同时，前述的“住基卡”也从2015年底开始停止发行。在一段时间内两卡可以并行存在，直到所有住基卡的利用期限到期为止。

正如许多日本评论家所指出的，住基卡作为旧版的“身份证”其普及率低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其并不充足的实用性。基本上只简化了住所登记或护照申请等手续的该卡并没有对国民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My Number卡的作用就要大了不少。凭借此卡，在线报税和用医保就医变得十分简便。而在灾害发生时，接受救援和保障金的申请也可以一步完成。更不用说执政党仍在不断计划的把此卡的应用范围和强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扩张。

但同样的，对政府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十分敏感的市民团体也像先前对“住基卡”那样对My Number卡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他们在包括东京、大阪等7个地方法院对这一制度提出了“违宪”的诉讼。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起判决被下达。法官们大多援引最高法院对旧身份证的判决，表示这种程度对公民信息的公开利用是符合宪法的。根据日本总务省提供的数据，截止2020年的3月，全日本共发行了约1989万枚My Number卡。虽然这个比例仅占日本人口的16%不到，但相比旧卡在发行了十多年后仍只有960万枚的数据，这个数字不得不说象征着新的转变。

作为“转机”的疫情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的新冠疫情是My Number卡制度的又一个“利好”。

首先，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政府10万日元的补助申请让不少人重拾对该卡的认识或加入新申请的队伍。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4月份各地My Number卡的申请率与往年同期相比几乎呈现了翻倍的态势，即使现在的申请也可能赶不上此次发钱的进度。更为重要的是，“防疫”这枚大旗还有着让更多人放松对自己隐私权保护的可能性存在。

在日本国内对政府新冠应对的不满声音之中，同在的东亚的韩国等地成为了不少人眼里的优等生。而这些地方身份证制度的发达则被认为是它们抗疫成功的关键所在。比如在韩国，几乎普及到每个人的“身份登陆制度”不仅给所有国民编了号还实现了和每个人银行账户直接关联这一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在此之下，每个人限额的口罩购买和分配轻松地避免了在日本所出现的医疗品倒卖以及“安倍口罩”发放等乱象。另一方面，这种身份证制度对个人消费数据的搜集在疫情时也十分方便地转身成了对感染者和其密切接触人群行动监控的方法。

正如富士新闻网首尔支局长渡边康弘所言，韩国之所以有着如此有效的身份管理制度和它在事实上仍处在与朝鲜的“准战事状态”密不可分。事实上，韩国的身份管理制度从一开始就有着防止朝鲜间谍渗透这种军事考量在内。而在经历了战后民主改革的日本相同措施要得到施行基本上是无法想象的。

但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了日本政府试图利用本次疫情所创造的客观机会来推动自己行程表的企图。比如，内阁府副大臣平将明就在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明确表示日本口罩的短缺和My Number卡没有彻底普及密不可分。还有执政党的议员提出要在明年彻底义务化My Number卡与银行账户的绑定。这些声音和此前推出的包括用My Number卡绑定手机进行无现金消费就可以返现等一系列手段一起构成了政府推进国民身份管理的“阳谋”的一部分。只是前者在疫情之下的“威逼”相比于后者现金的“利诱”来说，其作用力无疑要来的大得多。

参考文献：

岩田陽子、「納税者番号制度の導入と金融所得課税」、「調査と情報」第475号、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