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重服章”：唐人李华和贾昌从服饰看到了什么？

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羃䍠，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触类而长，不可胜言。举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谓幼小，不遵训诫。所见所闻，颓风败俗。故申明旧事，不能一一也。

其中的第一人称“吾”当然是作者李华。李华生于开元三年（715），幼时为开元十年前后。他于洛阳南市，闲逛“帽行”之时，突然观察到帽行所卖之帽，貂帽多，帷帽少。看到这样的着装变化，当时守旧的人已经在感叹风俗不再淳厚。

李华的观察大致符合史书的记载。在武德、贞观年间，宫女骑马外出，全身都要被羃䍠遮蔽。被遮蔽的形象如下图：

彩绘骑马戴羃䍠仕女俑

但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这种遮蔽的情形就出现变化，“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正因为“到颈浅露”的帷帽逐渐取代了“全身遮蔽”的羃䍠，所以这种着装风俗被认为“深失礼容”。唐高宗统治时期曾专门下诏强调“自今已后，勿使如此”。但诏令的申禁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到唐中宗神龙末年，包裹全身的羃䍠“始绝”。

彩绘骑马戴帷帽仕女泥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李华人到中年，曾在首都长安西市闲逛，突然发现帽行里没有帷帽卖。社会上出现了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情形，所谓“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如果此时再有戴帷帽、羃䍠的妇女，必然被视作是异类，会有人用瓦石投射攻击她们。看到这样的着装情形，李华颇有不解，进而又感叹说“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李华在街头“细腻”的观察依然能被《大唐新语》的记载所印证，“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靗妆露面，士庶咸傚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开元天宝之际，妇人“领巾覆头”“露髻驰骋”已十分常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三月春光明媚，游春仕女或乘车跨马，红裙相连制成帷幄，无拘无束，尽享春日。根据《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描摹，其中不乏女扮男装、头戴幞巾的宫女。

服装，作为显著的社会符号和标志，具备划清性别的界限的功能。而服饰在性别上所刻画出的分界线，绝不仅是两性在外观上的区别，它更意味着表象之下的价值与能力，以及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性别间的易装行为模糊了两性外观上的区别，无异于颠覆了社会最基本的规则——礼法。李华出身赵郡李氏，这样的名门一般世代言行守礼，所以他从社会当中流行服饰看出的是“颓风败俗”。他记录自己的观察，写信给两个外孙女，是希望她们作为名门之后，应当诚遵训诫。

以上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李华的观察。当时都城长安的普通百姓能从服饰看到什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东城老父贾昌，他也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服饰变化的长安居民。开天之际社会当中文与武的遽变、升平与动乱的置易、胡风与汉俗的改换，东城老父都通过对“服饰”的观察，有着敏锐的判断。东城老父曾经在街道上通过“首饰靴服之制”看到了胡风，表达他对长安少年有“胡心”的担忧：

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

老父的这种观察符合唐人对安史之乱前后“贵游士庶”的服装的描述。《旧唐书》记载：“武德来，妇人着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着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着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搅动大唐盛世格局的安禄山的服饰是怎样的呢？《安禄山事迹》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安禄山起兵叛乱前，他“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

安禄山身材肥胖、身着胡帽、胡衣、胡靴，他擅长跳胡旋舞，常常往来于长安与河北之间。《安禄山事迹》说他“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这说明安禄山乘骑于道，所着“胡服”一定会让路旁的观者看到。

唐陶彩绘胡人骑马俑及其局部·唐（张士贵墓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骑马胡俑满脸络腮胡，身着胡帽、胡服、胡靴，面向狡黠。

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史家遂认为“胡服”流行已经预兆着这场动乱。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说：“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史书中有关安禄山的描述。不禁让人想起唐代胡俑形象。

复据《东城老父传》记载，经过安史之乱，贾昌年老行动不便，他伏腊日休息，拄杖出行，四处观望，发现穿白衫的人数却不满百人。进而感叹：“难道天下之人，都去当兵了吗？”老父贾昌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平民穿白衣，士兵着皂服。他回忆起他开元年间闲逛街头的所见所闻。彼时，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多着白衣而少穿黑衣。以致有人禳除病患需要用黑布的时候，重金求购却不得，后来竟然用制作幞头的“黑罗”代替。天宝之后，兵额剧增，长安城中的士兵亦多，所以街头的着装风尚也有所改变。老父通过服饰的变化对中晚唐武人增多的情况有着准确的观察。

身处唐代官场的人颇为看重官服，他们通过官服可以迅速判断不同官员的等级。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当中曾写过一条笔记叫“唐人重服章”，他所举的例子都是杜甫、白居易的诗歌：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着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蹔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

在杜甫、白居易等人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章服的内容。这说明他们身处唐朝官场熟知服色代表的意义。服色即意味着官品等级，被著入衣服令：

唐代官僚服制等级表

周唐革命时，有一位名叫傅游艺的官员，因为积极支持武则天革唐为周，被火速提拔，连升数级，成为宰相，被人们称作是“四时仕宦”：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当时人通过傅游艺一年之内“青、绿、朱、紫”的官服变化，就可以感受到傅游艺的升迁之快。

举以上几个例子是要说，无论是李华还是东城老父，抑或诗人白居易，他们通过服饰可以感知到很多社会信息。穿戴某种服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将服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认识。服饰作为人的装饰保暖必备物品之外，内涵多种社会信息。相比于博物学家，历史学家去研究服饰史的使命就在于需要从服饰变迁的历史上看到更多的政治、社会信息。最简单的问题便是：什么力量驱动服饰变迁？

研究中国古代的服饰，历代“舆服志”是值得重视的内容。其实，正如“百官志”所记那样，王朝史中有关舆服制度的叙述，是对王朝秩序整齐划一的构建，并不能等同舆服实际运作的常态。近来，阎步克先生曾就《周礼》六冕制度对历代冕制的影响，有过系列探讨，尤其他就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学术回顾与若干认识，给研究者不少启发。不过，学者们多重视的是舆服制度所暗含的“等级”。但是，除等级外，服饰配件与饰品有时也是政治运作的一种表征，传达着文化、社会地位、职业、道德与宗教关系、婚姻状态等社会信息。如果将一个时代比作一个鲜活的个人，正像一个人具备某种性格一样，这个时代也有某种“时代格”。此种时代格，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日用物品上。在共同的时空或者文化语境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物品”辨识出相关的文化讯息。如果不同的团体对于同一件服装解读出不同的涵义，则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处在同一知识和经验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