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新冠疫情下的代孕产业；战争与疫情下的也门

新冠疫情下的代孕产业与滞留在外的婴儿们

两周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介绍了新冠疫情下的乌克兰代孕产业。由于世界多国限制出入境，在代孕产业大国乌克兰，有相当数量的代孕婴儿在出生后无法被他们的父母接走，滞留在医院等看护机构。根据乌克兰当地给出的官方数据，目前已经确定的是有100名代孕婴儿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大流行而由代孕机构暂时看护，但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推测，在新冠疫情导致的旅行禁令颁布之前，至少有上千名代孕婴儿将出生在乌克兰。

Albert Tochilovsky是乌克兰最大的代孕机构“BioTexCom”的负责人，他在与纽时记者通话时表示该机构会竭尽所能与婴儿和他们的父母保持联系，但与几百名父母持续沟通也让他感到筋疲力尽。随后他还拍摄并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该机构内受困于婴儿床上的数十名代孕婴儿。他还向记者透露，在代孕产业日益兴旺的乌克兰，大约有14个代孕机构在提供这项服务，但当局并没有对代孕产业进行过相关的统计。而单单在BioTexCom，目前仍有约500名代孕宝宝等待出生，而显然，如果疫情和旅行禁令持续下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难以与父母团聚。

据Tochilovsky介绍，乌克兰的代孕服务是全欧洲最为便宜的，这里的代孕母亲一般能挣到15000美元。虽然这项服务正在乌克兰快速发展，但如今的状况也再度引发本国民意代表的注意。一些乌克兰议员长期以来都对代孕这项生意持反对态度，如今婴儿刚一出生就面临没有父母照顾、全靠代孕机构托管的情况，也使得反对声浪再度出现。在乌克兰，代孕婴儿可以在完成相关使领馆手续之后，自动获得与其父母同样的国籍。但如今这些父母绝大多数仍然身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美疫情重灾区，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父母无法前往乌克兰接回自己的孩子。

德国之声的两位记者则在视频发布之后也走访了乌克兰当地的代孕机构。这篇报道刊于5月25日，此时Tochilovsky发布的视频已经引发了许多人的热议与关切。一对并未透露真实姓名的德国夫妇由于多次尝试怀孕未果，且德国法律严禁代孕，他们最终选择了BioTexCom的代孕服务。与其他的代孕婴儿相比，他们的孩子是相对“幸运”的——这对化名尤利娅和彼得的夫妇如今就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住在BioTexCom提供的一栋招待所内。但由于乌克兰如今仍未解封边境，他们也无法带着孩子离开。

德国之声的记者们也注意到，虽然乌克兰已有议员对于代孕产业的合法化提出异议，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国政府并未就代孕导致的大量婴儿滞留该国的情况进行干预与管理。前文提到目前已知滞留看护机构的代孕婴儿有100名，这个数字也并非来自政府部门，而是乌克兰议会人权专员Ljudmyla Denysowa的估计。她也提到了代孕可能引发的几个法律问题。首先是婴儿父母的入境问题，由于疫情导致乌克兰当局封锁边境，外籍父母入境乌克兰需要申请许可，而多数人往往通过使领馆系统申请，耗费时间更久，相比之下通过乌克兰议会的人权办公室申请则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捷径。

父母入境难，而代孕宝宝们则面临着出境的多重手续。虽然按照乌克兰的法律，代孕婴儿可以在完成既定手续之后转入父母所在国国籍，但麻烦的是一些国家不仅不允许本国出现代孕产业，而且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妻的父母身份也有限制。例如尤利娅和彼得夫妇来自德国，那么妻子尤利娅按照德国法律，由于并未生育孩子，因此德国并不会承认她的母亲身份，而是赋予孩子的乌克兰代孕妈妈为其合法的母亲。但这也不意味着尤利娅无法成为这个代孕宝宝的妈妈，只是程序会更加复杂——经由代孕母亲同意之后，提供精子的彼得可以获承认为孩子的父亲，从而让他的孩子得以转入德国国籍；在尤利娅和彼得把他们的孩子带回德国之后，尤利娅则需要借助领养这一方式再建立起与孩子的母子关系。

事实上，乌克兰的代孕产业之发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18年，德国之声也做过相关议题的报道。而在2011年，乌克兰代孕公司BioTexCom还闹出了不小的丑闻：一对意大利夫妇从乌克兰接回了他们的代孕宝宝，当意大利的有关当局并不承认这个婴儿是他们的孩子，因为DNA检测显示双方并无亲缘关系。这个婴儿最终被另一个意大利家庭领养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当时在西班牙也有至少20个家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代孕机构的负责人Albert Tochilovsky当时对德国之声的记者表示，类似的错误其实难以百分之百杜绝，并且他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环节出现了错误。Tochilovsky在那一年被以“贩卖人口、制造假文件以及偷税漏税”遭到起诉，并被软禁，罪名坐实的话刑期可高达15年。但他则认为这样的情况最多只会因为违反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而已。

当然，乌克兰并不是唯一一个代孕产业合法化的国家，自然也并非外国夫妇求子的唯一选项。Eurasianet在上周的一篇报道中把视线集中在了格鲁吉亚的代孕产业和婴儿们身上。和乌克兰的情况类似，该国有不少代孕婴儿如今也困在了代孕机构的婴儿床上。帕特里克和艾妮坦是一对加拿大夫妇，他们的孩子在4月3日出生，考虑到疫情，他们原本以为需要再等个一两周才能够见到孩子，但疫情的持续让他们的希望落空，两人不得已开始寻求各种方法以求能够到格鲁吉亚接回已经出生的孩子。

尽管该国政府曾经考虑过中止代孕合法化，但格鲁吉亚的代孕产业依然持续发展壮大，并且和乌克兰一样吸引了来自欧美多国的夫妇。帕特里克和艾妮坦曾经考虑过墨西哥，但最终被格鲁吉亚更加优越的经济和法律条件所吸引。但为了见到自己的孩子，他们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联系格鲁吉亚外交部、各家航司、医疗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最终在孩子满月后的第二天，经由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抵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度过了14天的入境隔离期后，他们终于见到自己的孩子。帕特里克夫妇的孩子是安娜分娩的第二个代孕婴儿，这次她获取的酬劳高达15600美元，据说这是格鲁吉亚人均年收入的三倍之多，而她也考虑再做一次代孕母亲。

与《纽约时报》和德国之声报道中的乌克兰代孕困境相比，格鲁吉亚的代孕产业面对疫情的准备工作显得稍微充足些。一些机构正在考虑聘请保姆看护已经出生但无法被父母接走的婴儿。在格鲁吉亚一家名为New Life的代孕机构，平时每月大概有20名代孕婴儿诞生，但在疫情来临之际，该机构提前通知了婴儿们的父母，使得孩子们在出生之后就能与父母团聚，唯一的例外就是帕特里克夫妇。此外，该机构预计还将有两名婴儿在6月初出生，但他们的父母目前依然受困于出入境限制，无法前来格鲁吉亚。

乌克兰的代孕产业出现的困境以及大量婴儿滞留在代孕机构的事实，使得反对代孕产业合法化的意见四起，其中对于法律监管不力的控诉也不在少数。而虽然格鲁吉亚的情况较之乌克兰要好一点，但代孕产业在法律监管上依然游走于各种灰色地带，该国也曾经就代孕的伦理问题出现过不小的争议，只是丰厚的回报也使得当地不少女性愿意成为代孕母亲，以赚取远高于其他行业水平的薪水。

战争与疫情之下的也门

2020年前几个月，当COVID-19几乎吸引了全世界所有的注意力，人们关注于数国政府的抗疫不力、死亡人数的攀升以及正在显现的经济危机，而也门远离世界的中心，连曾经怀揣地区野心的沙特阿拉伯都在试图退出该地区，让也门本就水深火热的局势更加雪上加霜。5月28日，独立研究员海伦·拉克纳（ Helen Lackner）在Orient XXI网站撰文分析战争与疫情等多重危机之下也门的艰难局势。

2020年4月26日，宣布“自治”的南部过渡委员会（STC）的战士们在亚丁。

拉克纳历数几个月来也门形势的发展，包括人道主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介入的减少，《利雅得协定》的崩溃，以及《荷台达协定》执行的中断。另外还有胡塞武装在东北部发动的军事攻势，毁灭性的洪水，COVID-19在全国的迅速蔓延，以及南部过渡委员会（STC）的“自治”宣言。5月22日，本是也门庆祝国家统一30周年的日子，但也门如今的局势及其走向实在让人不容乐观。

2019年底，在经历五年无果的军事介入后，沙特阿拉伯似乎决心摆脱也门的泥潭，空袭大幅减少，分裂主义的STC与受到国际承认的哈迪政府试图用《利雅得协定》重建反胡塞联盟的内部合作。去年9月，沙特主要的石油生产和加工设施遭受导弹袭击，经过数月的谈判，人们预测军事行动将会进一步减少，沙特有望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尽管胡塞武装宣称对袭击负责，然而证据却指向伊朗，但这一毁灭性的事件成为促使沙特认真尝试退出也门战争的导火索。

2020年初，胡塞武装在东北部发动军事攻势破坏了这一计划。他们首先占领了首都萨那以东60公里处的尼姆（Nehm），这一前线地带四年来一直处于静止状态。接着，胡塞占领了焦夫（Jawf）省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也几乎切断了连接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主要道路的通道，并威胁马里卜（Marib）的油气田，也让这座城市本身及其庞大的人口几乎成为胡塞领土上的一片孤岛。沙特人加强了空袭，地面战斗仍在继续。

4月9日，沙特阿拉伯宣布为期两周的单方面停火，以示他们跳出泥潭的决心，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停火，是为了在整个斋月期间以宗教理由延长停火。胡塞针锋相对、雄心勃勃地提出了自己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全面和平协议草案。根据草案，这项协议让哈迪政府靠边站，迫使人们承认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才是这场冲突的主角，并将未来也门的内部政治问题留待也门内部讨论。5月中旬，“停火”第三周结束时，共进行了145次突袭和577次空袭。简而言之，胡塞武装取得了重大进展，打破了北方战线长达四年的僵局，对沙特的和平示好置若罔闻。胡塞武装拥有主动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们是否愿意“放沙特人脱身”？沙特和胡塞谈判的最新进展细节尚未公开。

在也门南部，去年8月，STC将哈迪政府强行驱逐出亚丁，11月双方签署了《利雅得协定》调和彼此关系，到了2020年初，这份协定的前景已经相当晦暗。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式撤走了他们的硬件设施，尽管还留下了其亲手训练、装备和付酬的各种与STC结盟的民兵。阿联酋在官方上支持《利雅得协定》，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出席了协定的签字仪式，但阿联酋目前的立场暧昧不明。自去年夏天以来，阿联酋在也门的一些对抗中给予STC空中支援。4月25日，STC自封的领导人、来自阿布扎比的艾达鲁斯·祖拜迪（Aydaroos al Zubaidi）发表了“自治”宣言。阿联酋国务部长安瓦尔·加尔加什（Anwar Gargash）保持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做出了迄今为止阿联酋官方对该声明的唯一回应。虽然没有明确谴责STC，但他在推特上表示，《利雅得协定》应该得到执行，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单边行动。

根据《利雅得协定》，联盟负责南部局势并监督其执行，在阿联酋撤军后，由沙特负责。但它们一直无法根据条款，减少STC在亚丁的军事存在，并让政府部队重返进行军事部署。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在恶化，5月11日终于在阿比扬爆发了战斗。在开斋节期间，由于STC领导人艾达鲁斯·祖拜迪被沙特当局邀请参加在利雅得举行的谈判，因此开斋节期间这场不确定的战斗暂时停火，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额外问题让谋划从也门撤军战略的沙特当局感到担忧。

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STC采取行动：亚丁民众对缺乏基本水电服务的愤怒与日俱增，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的民兵欠薪——更不用说大多数政府雇员，大规模的失业，由于资金短缺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COVID-19的肆虐，亚丁湾4月21日的特大洪水。他们的大本营亚丁现在几乎每天都发生反对临时政府和哈迪政府的示威活动。STC领导层的回应引发了许多问题，非但没有改善局势，反而恶化了局势。

在也门内部，该宣言揭示了STC地理控制的局限性：所有东部省份以及索科特拉都脱离宣言，只留下最接近其大本营亚丁的那些省份支持宣言。几天之内，索科特拉爆发了尚未确定的战斗，过去三年，该地区一直是STC和政府联盟的争夺之地。在国际上，这一宣言受到了阿拉伯国家、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特使、欧盟和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谴责，所有这些国家和组织都强调，该宣言将对该国的众多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似乎这些问题还不够，另一项更早的“成就”在过去两个月里已经开始瓦解。2018年12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的《斯德哥尔摩协定》被广泛宣传为一项重大进展，是朝着达成更广泛、更全面的和平协议迈出的第一步，其中包括一项《荷台达协定》，规定交战方在荷台达市，以及荷台达、塞利夫和埃萨三处港口实施停火。联合国安理会第2452号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以支持《荷台达协议》的落实，然而特派团的工作2019年停滞不前，进展有限。联合重新部署委员会几乎没有运作：今年3月，一名胡塞狙击手开枪打死一名政府监测员，导致政府撤出委员会，从而有效地干扰了委员会的工作。鉴于当前的COVID-19医疗紧急情况，不太可能迅速达到令人满意的复工。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行动处于停滞状态，尽管联合国可能会试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新启动。该省其他地方的战斗在稳定的低水平上持续进行。

2019年，随着胡塞武装对人道主义领域的控制程度公开化，胡塞武装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之间出现了龃龉，包括受益人的选择，以及分配给胡塞官员和机构的资金数额。这使得联合国无法制定2020年年度需求评估或人道主义应急计划。联合国声称，今年需要34亿美元，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或举行通常的认捐会议。截至5月25日，已收到的资金总额为6.8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德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和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4月在也门举行的每月会议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没有提及详细的需求评估或计划，只是宣布由于缺乏资金，许多人道主义和卫生项目将在数周内关闭，而联合国在7月前需要超过9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运营，主要用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分配。原定由沙特阿拉伯主办的4月份认捐会议现在已改期在6月2日，差不多已经到了年中。鉴于COVID-19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压力，大规模的捐款承诺希望渺茫。

自此，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由于世界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幅下降、国际人道主义资金大幅减少、通讯中断、COVID-19大流行的副作用，也门可能死亡数百万人。这些只会给这个只有大约2800个医疗设施部分运作的国家带来进一步的灾难，而在战争之前，其医疗系统就已经捉襟见肘。虽然联合国声称正在为应对新的病毒紧急情况做准备，但他们也解释说，其中包括转移应对霍乱流行的机制。值得人们记住的是，2019年霍乱影响了近100万人；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11万个病例，登革热、疟疾、基孔肯雅热等疾病也处于流行水平。

4月9日，也门宣布的第一例COVID-19病例出现在哈德拉毛省的希赫尔（Shihr），患者已康复。从那时起直到5月25日，国际统计数据记录的病例仅为233个，明显低估了实际情况。由于多年来营养不良和医疗服务匮乏，加上缺乏专门的治疗设施，人们预期情况只会更糟，死亡人数会非常高。

联合国拨出4000万美元用于抗疫相关活动显然是不够的。由哈耶尔·赛义德·阿南基金会（the Hayel Saeed Anam Foundation）发起的一项私营部门努力，正在召集国际公司在也门各地购买和分发基本防护设备。随着危机的出现，也门人在怀疑和恐慌之间左右为难。全国各地当局的反应预示着未来几个月的不妙状况，因为它们包括相互指责、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广泛传播的错误信息和反复无常的“膝跳反射”决定。在过去的两周里，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而“当局”的反应各不相同，却同等不恰当，造成了进一步的恐慌。在亚丁，已经有数百人死于神秘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症状就是COVID-19，医院拒绝接收病人，甚至直接关闭。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称，每天大约有80人被埋在那里。在萨那市，当局没有给出死亡或病例的数字，并阻止信息发布。尽管如此，在5月份的前三周，仍出现了2500多例病例和至少320例死亡的报告。所有当局都下令在开斋节期间封锁4天，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

似乎所有这些灾难还不够，4月下旬，毁灭性的洪水袭击了该国，一视同仁地影响了萨那、亚丁和马雷布等主要城市，切断了数百万人的基本水电服务，直接影响超过15万人。虽然死亡人数不多，但人们失去了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本可以设法在一个特别艰难的斋月聚在一起的有限粮食储备。

拉克纳最后写道，5月22日，也门纪念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平统一为也门共和国30周年。这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时刻。由于大多数也门人出生在1990年以后，他们没有更早时期的记忆，也不记得统一的梦想。全国人民都期待着行动自由、民主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服务和私营部门繁荣的经济相结合的盛况、赋予妇女平等权利的个人地位法、假期消费、安全、稳定以及更多，但他们非常失望。在今天的黑暗时代，应该提醒年轻一代那些年的希望和乐观主义，并从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