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敢遣春温上笔端 ——谈谈金克木的几篇佚文（下）

从上面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来看，金克木不以自己的标准衡情量人，而是深入对象文字深处，掘发其思想核心，而出之以平常语言，没有染上当时习见的术语，也没有经见的评价体系，因此过了近八十年再来看这些文章，仍然没有过时之感。不过，说金克木不以自己的标准量度人，并不是说他知识没有结构，胸中没有丘壑，相反，能深入不同对象的思想核心，或许正因为心中有一张足够开阔的图谱。《读〈鲁迅全集〉初记》和《读史涉笔》，就颇能看出他已经渐渐成形的知识系统。

《读〈鲁迅全集〉初记》中，金克木如此勾勒中国学术系统：“中国的思想史蒙儒家之假面，孕道家之内容，释氏初兴，乃有大革命，其时在中古魏晋六朝之际。‘中原文物’失统治之权，朔漠西陲来异族之祸。同时西行求法，东来翻经，代有作者。经一番搅和，遂开空前绝后之唐代奇葩。清末文士，以汉族陵夷，颇欲征文献于明季。然而明人承元之敝，乍自拔于外族之奴，生活颇恭而思想空疏，略有一二可观，不足以偿大欲，而迹其继往开来者，则以在清代。”而对于西方近代思想潮流，则认识如下：“西洋近代史可自法国大革命数起。一七八九年正是两个世纪两个时代交替的起点，由埋伏已久的理论与行动会合而生的果实……一八四八年蔓延全欧的革命，巩固了布尔乔亚的统治，茁生了强化的近代国家；资本主义正式开花期，又藉海外贸易的急激进展而达到空前的茂盛；同时社会主义的种子，经济恐慌与大规模社会不安的根苗，也开始发荣滋长。十九世纪后半初期，达尔文与马克思，使人类对于自身起了有意识的批判作用……随着早熟的新革命的夭亡，世纪末的气氛便侵入一般人的心。同时，前有凭藉佛理的叔本华，后有他的反面继承者尼采，以诗人的气质抒哲人的沉思，反映而且领导着悲观与绝望的人生战斗的思想主流。”

不止如此，在认识中西思想谱系的时候，金克木并没有将其固定，而是根据自己身处的时代，不断看取其间的变化：“清季避世者多去扶桑，而东洋生活习惯犹存唐代流风余韵。于是目击心伤，欲自我光荣，则遥希汉唐，欲声斥末世，则心仪魏晋，以今例古，风气遂成。”“由西欧的进步国家的社会与思想的变革，影响到后进国家的追踪，并不是一个剧本的复演。来得愈迟，变得越快，旧的残余也愈多……这种由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生的罅隙，对于更为后进更为老大的中国的青年，更有绝大的力量来把他们的感觉修削得更为锐敏。”现在看，以上的结论或许还有不少可以商量的余地，但大体已具，且都融合着自己的心得，此后随着读书和阅历的深入，金克木不断调整着这一结构。沿着这个方向观察，晚于《读〈鲁迅全集〉初记》三个月发表的《读史涉笔》，就不妨看成金克木知识结构补充及调整的尝试。

《读史涉笔》共五节，每节集中谈论一个问题。第一节类似总论，谈论史料和史才。史料的择取，“初期只是好奇的文学的叙述……新史学专以客观研究构拟过去（Reconstruction）为主，又正在初兴，而且十九世纪以来的严格考证之学是否流入史料的琐屑的考订，真正客观的如实构拟往古的可能到什么程度，人类是否能够撇弃自己的当时的成见，都还是问题”，因而“怀成见的读史，也并不见得绝对有害：往往因为所见之狭，反而看得深而且精”。只是这成见仍需标准，“要以基本史学训练的有无与好坏来测量”，否则，就难免“有的人不加鉴别的东抄西撮堆集古董以充文学史，有的人便拼命夸张新发见，以荒谬浅薄的见解对传统大肆讥弹，信口雌黄，自命心得，有的人则处处看见水火刀兵，有的人则不惜吹求细故以单文孤证自矜创获，尤有甚者，以洋公式套中国史，而对旧书毫无根柢，不知抉择史料，以砖瓦充炮弹，互相攻击，而旁边的大火药库竟看不见，以致公式未明，史迹已混，终于是所谓‘搅乱一天星斗’，还有的假托考证之名，抄撮一方面的材料以为政争工具”。

“较鉴别史料（分析）鸠集史料（综合）更进一步”，则有所谓“史才”问题：“这‘才’有两点较具体而可以养成的必要条件：其一是‘科学的想象’（Ｈ.Ｍaspero），其二是‘了解的同情’（陈寅恪）……有如下棋，有如用兵，以不充分的已获得条件判断全局，舍想象无由，以自己代人着想，设身处地以求敌人的判断与决心，非同情不可……打仗必须料敌，侦探必须揣摩贼情，这些又都必须依据实况才不致落空，读史作史正是如此如出一辙。”先不说这两条是否算得上史才的完备条件，金克木在此处提到的“以不充分的已获得条件判断全局”，不妨看成前面提到的读书“看相”“望气”之法的预演；而“设身处地以求敌人的判断与决心”，也正是他“福尔摩斯读书法”的先声，“和作者、译者同步走，尽管路途坎坷，仍会发现其中隐隐有福尔摩斯在侦查什么”，这样读书，“便像和一个朋友聊天，仿佛进入柏拉图的书中和苏格拉底对话，其味无穷，有疙瘩也不在话下了”。大概正是读书和写作自觉遵守着以上两条，读金克木的文章，不会有凌空蹈虚之感，而每每能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和人事，甚且能还原出历史当事人生动的面影。

第二、第三节承接前面的思路，谈中国、日本、西方和世界史的编撰。因为中国和日本通史体大，难以速成，金克木建议“编一本《通史问题》，不以敷陈事实为主，以各时代之大问题提纲挈领，于研究大纲下胪列事实……可以作一般人略具通史知识者进修用书，可以作职业的教历史编历史者的南针，使知问题所在，不致信口开河”。与此同时，在西方史和世界史的编撰上，有人认为“中国人学西洋史决无超过西洋人的希望，而且直接原始史料无法可得，所以无法研究”，金克木觉得大可不必跟人比较长短，当务之急“只在填塞我们自己的需要”，远水难解近渴，“即是转贩也无妨”。这个读书写作的思路，一直贯穿到金克木后期的写作中，比如1980年代谈青少年读古书的问题，他就说，“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暂且放下完美之念，以用为先，我很想称为“剑宗”式读书法，可以在特定（或者可能是每个）人生阶段鼓励人锐意进取，堪与“以不充分的已获得条件判断全局”的主张并传。

第四节转而谈佛教史和道教史，其目的在于把二者从“释子学案”和“道人学案”中解放出来，让其“不限于哲学史之边界上”。那原因，是“我国之佛道二教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俱有深切关系，其兴衰并非仅系其本教”。不过，虽言二教，重点却在道，并比较儒释总结其特点云：“一在其承认现世生命为美好，因此力求长生不老，用种种方法以求永寿，而尤其要紧的，即其永生而不舍人世快乐，且正因为人世快乐而羡求永生……其次，为求自己长生，于是不惜利用自己身外之一切以为手段，自炼丹服药以至于房中术‘还精补脑’皆充分表现利己心理。”此后辨别道家跟道教，提问“道教之引附旧有道家思想，究竟是本有思想，因外来宗教影响而成形为教呢？抑是受外来宗教压迫必须自成宗教，因而附会旧有思想藉以自重呢？”接着追溯道家及“黄老之言”的来处，“这一派在先汉一定已为‘显学’，他们的师承由何而来？这中间转变的枢纽当在有秦一代，而文献湮没无闻。秦新两代实为历史上重要转捩期，以始皇王莽为儒家丑诋之故，竟致史迹泯没，但道家溯源，如不明秦代史迹，恐在春秋战国中兜圈子，未必能得定论”。快八十年过去了，金克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知道现在已经解决了没有？

此节结尾，金克木列出道教在不同时代及于社会层面的情形，要言不烦：“道家经典托始于《老子》，而《老子》一书中即杂有阴阳术数成分。黄老信徒的汉初衮衮诸公，莫非擅长诈欺权术，而阴阳谶纬尚无所闻。权术一道，一直蒙儒家之外表，自董仲舒以至曾国藩，代有传人。谶纬一道，盛于王莽而衰于东汉，魏晋以后遂为服食求仙之道教所替。再以后，遂分道教为正一全真南北二宗，一则注重修炼养性命，一则不废作法术，有如喇嘛教之分黄教红教。”金克木对道家和道教的关心贯穿一生，晚年写了不少相关文章，基本思路似乎未出此大纲。鲁迅曾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周作人也言“真正的中国国民思想是道教的”，金克木关注道教，或许与此相关？

第五节谈历史人物，要点是“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本非一事，但历史人物变化为传说人物则数见不鲜”，如“关岳孔明杨家将之类”。这问题恐怕仍与道教有关——历史人物变化为传说人物，不正是社会道教化之一种？“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文人影响社会，不如说是民众生产作者。所谓俗文学中的这一方面材料也很可加以整理，将凡非凭空想象的人物及史迹一一追溯其来源而加以区分，则俗文学本身以及其对一时代之社会人心交互影响之关系均将大为明显。”考察这些变化，当然就来到了“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边界上”。这一问题，岂不就是金克木后来极为关注的“无文探隐”，方式是“从有文的文化考察无文的文化”？结合以上所言种种，是不是可以说，这篇《读史涉笔》里，隐含着金克木一生写作的大部分精神基因？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人有意无意的倾向，足以让事物看起来不像是它本来的样子。比如这次发现的八篇金克木佚文，临近结尾了，我谈论的不过四篇，不是跟周氏兄弟相关，就是牵扯到金克木的知识结构，另外四篇文章似乎不曾存在。其实《围棋战术》开金克木写围棋并借围棋谈时事之先河；《忠奸之别》分析汉奸心态，鼓舞人们敢作敢为；《归鸿》写两位爱好文学和钻研古籍的朋友，本来文弱多感，却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战场；《秘书——地狱变相之一》大概可以称为小说，或许因为写于抗战胜利之后，对性格浮夸（或许跟《归鸿》中的两位朋友原本是同类）、经历战争而毫无变化者投以讽刺，是金克木此后诸多半真半假的叙事作品的开端。

紧接着的问题是，虽然我早就注意到这批文章多写于抗战期间，或者跟抗战有关，但还是会不经意地忘记写作当时的情形。等意识到这个问题，再回过头来看各篇文章，发现抗战几乎是这些文章从未脱离的基本背景。除了直接相关的《归鸿》和《秘书》，以及跟周作人相关的两篇，看起来不相干的《读〈鲁迅全集〉初记》，也会提到，“鲁迅所接受并发扬的这种思想，也有向下的危险的成分。它可以使人偏激奋发，也可以使人感慨玩世。明显的例证是：鲁迅与周作人先生的家教，学历等等都一样，而晚节却那么不同。假如从北面南的是周作人先生而非鲁迅，鲁迅会不会在北平当教授玩碑帖而让他的介弟在上海领导左翼青年？”或者离抗战较远的《读史涉笔》，也不忘提醒，“（日人）那些对于中国古人尤其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些荒谬绝伦的说法，直接给他们的教科书供材料，间接就为兵工厂制造炮手与炮灰”。

有意没提《围棋战术》，是因为这文章的中心即分析对日战术。或许应该注意，这篇文章发表时，里面有诸多“×”，原因呢，当然是迫于当时的检查制度，如戴望舒的回忆，“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唯一的目标。在当时，报纸上是不准用‘敌’字的，‘日寇’更不用说了。在《星座》上，我虽则竭力避免，但总不能躲过检查官的笔削……这种麻烦，一直维持到我编《星座》的最后一天”。有意味的是，进过有那么多“×”，金克木要表达的意思，仍然顽强地传达了出来——“在×人所不着眼或不能致力的地方，广布势力，一旦主动便一鼓而歼×人。在这样情形下才可以说×愈深入，对我愈有利，战线愈长，罅隙愈多，胜利愈有把握。”“我们作战，不是一刀一枪对面相拼，而是自下而上地陷之以泥淖，喷之以火山。”“我们作战，不仅是一军的战争，而且是政略的战争。×军及伪组织加速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而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样虽欲运用以城市统制乡村的进步的×国主义侵略的策略，也必然要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不怕有人说攀附，我们是不是能想到当时内地的情形，从这些话里看出某种抗战方针的必然性？

既然说到抗战，就不得不提到汉奸问题。除了跟周作人相关的两篇，佚文中的《忠奸之别》，也富有意味。文章对忠奸之别的描述，堪称活画，有意者不妨对照：“汉奸的手段之一便在找寻民众的不满现状心理，趁虚而入，挑拨离间，使民众不拥护抗战领导机关。于是有许多话大家都不敢说，有许多事实大家都不敢暴露，为的是怕说了近似汉奸的话，分化减弱自己的力量，动摇民众的信心，客观上作了×人的工具。然而汉奸是无所顾忌的，他们反而尽量去说出对现状的种种不满，做了不满现状的传声筒。”面对如此情形，激昂慷慨固然无济于事，束手以对似乎也不是妥当的办法，金克木便在文章结尾提出了可能的判别标准：“我以为忠奸之分别……只看有无具体的事实与积极的明确的意见。若指摘弊端后即提出具体的改造意见（不是诿之名词的空话），这是有利抗战的。若说了一通坏话后便不声不响，大有等‘皇军’来超度的气味，便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了。忠奸言论界限一判明，言论便更得自由了。否则，‘争取’‘哀求’‘退让’都无济于事了。”

绊绊磕磕写到这里，心情变得有些沉重，忽然想起《归鸿》中一位朋友写给金克木的信，因为有艰难时刻中的抒情，或许可以冲淡点儿坏情绪：“你能来也好，我当然希望你来，咱们大家在一起干；可是我不劝你来，因为怕你的身体受不了。我是发誓不过黄河了。也许三月五月，也许三年五年，咱们黄河北岸间。倘若见不到我的人，那么，别忘记临风凭吊我一次。我是死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九一八’后的故乡所共同经历的那些生活的。不过，我相信我不会看见你。那时，我一定向你报告我是怎样从死中活过来的，可是你也得准备对我说，你在南方怎样活着。”是的，或南或北，或出或处，或存或佚，若为有益之事，则不妨两行，用不着提前你死我活一番不是吗？话说到这里，不妨就引金克木翻译的《奥义书》中句来结尾吧，虽然有点大而无当——

愿我俩同受庇佑。愿我俩同受保护。愿我俩共同努力。愿我俩的文化辉煌。永远不要仇恨。唵！和平！和平！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