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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面具下的艾希曼：从汽油推销员到犹太人的沙皇

2020-05-30 07:2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贝蒂娜·施汤内特理想国imaginist

一提起艾希曼，就绕不过阿伦特以艾希曼为例对“平庸之恶”的论证。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这本书中，施汤内特描述出艾希曼的好几重面目，比如德国快战败时，别人都准备逃亡证件，艾希曼说自己要为元首献身，实际上提前好久他就已经谋划好了失败后的计划；还有释放出逃去中东的烟雾弹，实际在德国北部躲了四年，连他最亲密的下属都没猜到他的计划。

艾希曼给自己起的假名也很有心机，和真名差别不大，以防被别人认出来露馅。还有他从德国北部逃去阿根廷的时候，还特别周到地和所有邻居告别，以防别人起疑心。书里描写的艾希曼和阿伦特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不起眼的平庸官僚差距，每一步都让人觉得心思缜密。编辑梳理本书中艾希曼的关键行动，分享给大家。

从汽油推销员到犹太人的沙皇：

艾希曼一直处心积虑地经营自己的名声

艾希曼曾经只是上奥地利州的一个普通汽油推销员，加入党卫队保安局是其职业生涯的一大跃升。

艾希曼接掌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是与犹太机构和社区代表打交道的最高阶纳粹党人，在奥地利和境外犹太人中间声名大噪，被希姆莱称为他的“小总理”。而且他深谙在纳粹体制下，名声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艾希曼对自己“嗜血猎犬”“犹太人的沙皇”等称号沾沾自喜，甚至在得到正式任命前就开始吹嘘自己即将获得的职位。

不会说希伯来语的艾希曼却成功营造出自己是希伯来专家的形象。

深谙舆论作用的艾希曼，甚至安排记者参观集中营，以此对抗外界对“大规模谋杀”和“灭绝”等的报道。

《艾希曼》

一边扮演元首忠实的追随者，

一边骗过最亲密的同僚

德国即将战败时，艾希曼一边装模作样地嚷嚷自己会永远追随元首，一边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逃亡计划。

艾希曼战败后想办法从美军战俘营逃脱：设计假名，散布假消息，战俘相互掩护避免被犹太人认出来。

艾希曼躲在德国北部吕讷堡石楠草原时，出色地隐藏起大屠杀凶手的身份，化身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还会在夏夜演奏小提琴、会修机械设备、会给小孩子辅导功课。

艾希曼有条不紊地离开德国逃亡阿根廷：与邻居告别，谎称要向俄国人投案，更改重要日期以掩盖自己筹划已久的事实。

艾希曼散布的自己逃去中东的烟雾弹，骗过了所有人，直到被捕都没有人发现他在德国北部的藏身地点。

《艾希曼》

艾希曼在阿根廷“与世无争”的生活中，

与其他右翼分子密谋纳粹的复兴

艾希曼对外声称自己在阿根廷的时光是梦寐以求的与世无争。

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人对于纳粹罪行的深重程度并不了解，甚至认为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以色列释放的谣言，艾希曼被认为是唯一知道真相和证据，可以反驳这些谣言的人。

艾希曼在阿根廷不知疲倦地写作，试图重建历史，反驳受害者的指控。

阿根廷的艾希曼甚至给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反犹言论。虽然是匿名发表，但他毫不顾忌其中披露的内容会把线索指向曾经作为犹太事务主管的自己。

艾希曼援引康德的思想为自己辩护，而他的审判官也发现艾希曼知识渊博、非常聪明、非常有技巧——绝不是阿伦特形容的不会思考的人。

艾希曼在阿根廷萨森访谈会上的讲述与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陈述完全不同，不再迂回晦涩，而是直白、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用各种扭曲的比喻来形容驱逐行动和大屠杀。

在电影《汉娜·阿伦特》结尾处有一段很精彩的演讲，阿伦特指出当一个人丧失思考的能力时会多么可怕。施汤内特指出环境的影响，同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面对审讯官、法官和新闻媒体等以正义为导向的声音时，要收敛许多；而在萨森访谈会上，由于都是相似的极右翼分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反对艾希曼的另一种声音，他也因此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汉娜·阿伦特》

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双线作战”，一方面要反驳越来越多关于纳粹罪行书籍的指控，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自己掌握的一手信息说出萨森圈子想听的话，毕竟萨森们认为大屠杀是犹太人散播的谣言。这种复杂的论述甚至帮艾希曼提前预演了耶路撒冷的审判，让他甚至能够骗过阿伦特。

艾希曼的“结束语”，拒绝为纳粹的罪行忏悔，并明确说出屠杀犹太人的事实，甚至为没能全部消灭犹太人感到遗憾。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戴上的另一重面具

以色列的审判官发现，艾希曼读过很多书，对于很多关于纳粹和大屠杀的论述十分熟悉，知道应该怎样把它们为己所用。他展开新一轮伪装，变身不会思考、过分拘泥小节的纳粹官员，甚至成功引起了对手的同情。

艾希曼给自己贴上的所有标签实际上都符合纳粹眼中敌人的形象，例如“官僚”几乎就是党卫队队员的反义词。官僚主义可以被用作武器，尤其是拿来对付那些相信官僚主义的人。艾希曼在纳粹时期曾运用各种不正当的官僚主义花招阻挠国家的其他机构和他自己的受害者。他对这种权力的精细形式了解得非常透彻。而如今在以色列的牢房里，“官僚”听起来又比“党卫队成员”无害多了。艾希曼因而摇身成为一个谨小慎微、对国家社会主义没有狂热兴趣的官僚，是一个热爱大自然并具有学术倾向的普通人。此外他向往开明作风和世界主义，终于在过去15年摆脱了烦人的命令和犯罪的政权，成功回归自己的本性。这正是那名被告在耶路撒冷为自己人生最后阶段选择的艾希曼形象。

艾希曼总是有办法完美地扮演一个角色，这让他不但能够前后一贯地假装下去，甚至还使角色更加丰满。他从健谈的囚犯和勤奋不懈的历史学家，进而成为尊重国际法的和平主义者，最后更俨然哲学家，与康德和斯宾诺莎一同阐述道德和生存方面的终极问题—只不过这次完全没有了“血统的呼声”。

我们总是在各种文件和声明当中寻找与我们自身经验和知识的关联，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理解。与此同时，“世界观的精英”却看出了这种“想要理解”的愿望的脆弱性。可以利用这种对逻辑一致的渴求来混淆人们的判断，从而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想要理解的人，甚至还会在其他人早已摧毁所有逻辑桥梁的地方寻求理解，尽管在那些人的世界里，并非人人都享有生存权。艾希曼的《偶像》于是歌颂了哲学和道德价值、国际法的理想与对和平的向往，并表达出对纳粹的幻想破灭和所谓的回心转意，试图借此为一心想要理解的人搭起一座桥梁，因为那些人怎样也无法理解像灭绝犹太人这样的罪行。

《汉娜·阿伦特》

艾希曼设法至少像那些谴责他的行为的人一样，使用道德和正义的进步语言，借此传达出一种建立关联的可能性，一种了解他的意图的机会。如此一来，艾希曼是否成功地把自己推销成一个官僚、一个精神分裂者，还是一个失忆患者，就不再重要了。最要紧的还是不让人发现他的真正想法、不提出疑问，而且不至于因为仔细听他说话而看清其真面目。即使在出色的出版物和纪录片中，艾希曼的照片也经常被左右颠倒地呈现，这并非巧合。人们在对他做出仔细观察之前，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勾勒出他的形象，那正是艾希曼在党卫队大权在握的根本原因之一。

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愿望，让他们看到自己想看见的东西。正因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做出了巨大努力，假装为想要理解的人提供帮助，搭起了通往其世界观的桥梁，所以我们更应该清醒地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阿根廷文稿”恶毒的思想泥淖，以免落入艾希曼设下的“偶像”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