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强制报告制度，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侵害？别迟疑，立即告诉警察叔叔！

日前，最高检、国家监委、教育部、公安部等9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报告责任主体、应当报告情形、追责机制等作了规定。比如，对疑似侵害未成年人行为也要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举报后，应立即接受；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各级监察委员会将进行问责。

近年来，社会对侵害未成年人现象的关注意识和干预行动，都有明显强化。但是，对侵害行为发现不及时、处置上的不确定性等，依然掣肘着打击相关违法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的效率、效果。 

原因之一，在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现、上报、处置，存在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未成年人不具有独立的自我保护、维权意识，若缺乏有效的外部关注，大量的侵害行为和线索很容易被轻视乃至放过；另一方面，即便受害者报告给家长、学校、机构，后者或担心打击报复，或因证据不足，或害怕声誉受损，容易掉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惯性处置路径之中。 

要及时遏制违法犯罪分子的侵害行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意见》由此而生。它通过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及时导入国家强力处置体系，以提升司法对相关违法犯罪的真实规制力，尽力压缩“私了”和隐瞒的空间，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对社会也是一种观念教育：侵害未成年人，不是可以关起门解决的“私事”，更不是“怪叔叔”开玩笑，而是违法犯罪。这对社会正确认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性质，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具有警示作用。 

《意见》中规定的强制报告责任主体，既包括“常规项”——国家机关、相关公权力组织和公职人员，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职责的各类组织及从业者，也进行了延伸——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包括校车服务提供者、旅店、宾馆等。这更是实实在在的责任倒逼，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力量，织密预防和惩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网络。 

在最高检近日发布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中，有学校保安猥亵女生后企图以“赔钱”和解，有父母长期家暴孩子未能及时被发现；也有医生和教师对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高度警觉、及时报告。可见，《意见》中的规定，深具现实基础。它出台后，会让此前没有报告意识的人绷紧这根弦，让已有意识者更有底气站出来。说到底，强制报告，是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基础性制度保障。  

当然，要真正做到让所有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无所遁形，需要各个责任主体紧密配合。机构或个人有案必报，公安机关有案必接，哪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唯有形成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严密闭环，才能消弭罪恶阴影，让孩子们在阳光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