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写汉诗：朝鲜通信使申维瀚的文学苦恼

在三四百年前日本的文化界，朝鲜国一直因为汉文素养较高，享有极大的声誉。在朝鲜赴日通信使申维瀚的心里，没有朝鲜人传播文化(带书来日本)，日本根本没有文字。申先生的观点当然是极大的误解，日本早有文字，有意思之处应该是他为何如此作想。这得考虑到朝鲜的读书人长期倾力学习汉文化，堪称当时中国以外最熟悉汉文化的国家。

本文节选自《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 : 1592—1780》（吴政纬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这本书描绘了18世纪朝鲜人眼中的“世界”。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表。

日本最早提及“书籍”的记载见于《古事记》。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应神天皇(270—310)命百济国(公元前18—公元660)进贡书籍，于是百济派遣了一位和迩吉师(亦有一说称王仁)前往日本，他带了两种书，一是《论语》，一是《千字文》。

我们自然不会真的认为在此之前日本没有书籍，或是和迩吉师千里迢迢跑来，居然只带了《论语》跟《千字文》两种书。我想这个故事更有意思之处，应该是清楚地揭示了一条书籍旅行的路线。例如诞生于中国的《论语》辗转跑到朝鲜半岛，又经由百济国人之手，漂洋过海，落脚日本；绵延千里的书籍旅行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已经达成了。

每个人都能从里头找到自己喜欢的元素。尤其对那些踏上日本国土的朝鲜人而言，他们宛如和迩吉师一样，是造访东洋的贤人，为日本带去更好的文化。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朝鲜人除了有去北京逛逛的“燕行使”，也有前往日本的使节团，可以简单统称为“通信使”。虽然朝鲜和日本两国因为“壬辰之战”的关系，冲突不断，但战争终究结束了。尚且不谈如何收拾善后，适当地恢复外交关系，实是当务之急。于是两国首先就战争期间归返“俘虏”一事展开谈判，也因为如此，出现了江户时代的第一批通信使。

尽管通信使被派往日本的次数不多，贯穿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四年间也只有十二次，却留下数量惊人的相关资料。首先，朝鲜人是当时少数得以深入日本内地的外国人，颇受日本上下瞩目，加上日本的文化界长期钦慕朝鲜，频繁地与朝鲜人“交朋友”，于是留下许多宝贵的资料。

其次，朝鲜方面一如燕行使者的情况，随行人员有的写了日记，有的则是整天收集撰写官方报告的资料，也记下不少所见所闻。此类文字记录像是坐落于朝鲜和日本两地之间的时空隧道，釜山、大阪、京都与江户的风景，两国知识分子各自的观察，使者写在日记里的抱怨以及行经富士山下的赞美，每一则记述都仿佛如实再现了过去的某个细节。

这些文献背后藏着不同目的，有的想窥伺日本的国情民俗，以及政治局势；有的保存了友情记录，诸如读书人之间的笔谈记录，或是单纯的游记。真要说这些文字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当时“外交工作”的角度来看，就好比“维基解密”所曝光的政府文书一样，里头是朝鲜人直接的没有隐晦的日本理解，夹杂着客观与偏见，越矛盾越显真实。如果要为朝鲜人的日本记录下几个关键词，两国交战之后，17和18世纪的外交工作不仅仅是“亲善友邦”，观察他国民情也只是刚刚好而已，随行人员的另一重责大任就是“宣扬国威”。

什么是宣扬国威？从当时两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准备工作即可瞧出端倪。例如，两国的外交人员事先磋商一份清单，明白列举你要准备什么，我要做好什么。朝鲜方面有这样的安排：选择马术精熟、弓技绝妙的人，以供表演所用；随行的画家必须由经验老到、有显著成绩的人才能担任。

这些肩负特殊技能的朝鲜人，就是朝鲜国的代表，赴日宣扬国威。不过，上述不少还算是“武戏”，为了印证朝鲜的人才文武双全，当时在家孝顺母亲的申维瀚(1681—1752)收到一份公文，被告知他即将前往日本，等待他的职务是使节团中的重要角色——“制述官”。

1719年，朝鲜使者一行四百七十五人，带着朝鲜国王的“国书”(国王给幕府将军的信)前往日本，目的是恭贺三年前新就任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朝鲜官方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朝鲜人文化之深厚，特地拣选时年三十八的申维瀚担任“制述官”，也就是专门请来写诗文歌赋的好手。按照申维瀚的说法，设立制述官的缘由是：“倭人文字之癖，挽近益胜，艳慕成风，呼以学士大人，乞诗求文，填街塞门，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日本对文学的喜爱，促使朝鲜在宣扬国威的项目中创造制述官的位子。

这或许听来有点夸张，但一如和迩吉师带来《论语》和《千字文》的寓意，在三四百年前日本的文化界，朝鲜国一直因为汉文素养较高，享有极大的声誉。当然，申维瀚也知道上述的典故，在他心里，没有朝鲜人传播文化(带书来日本)，日本根本没有文字。

申先生的观点当然是极大的误解，日本早有文字，有意思之处应该是他为何如此作想。这得考虑到朝鲜的读书人长期倾力学习汉文化，堪称当时中国以外最熟悉汉文化的国家。相形之下，日本不像中国、朝鲜以“科举取士”，江户时代不仅是“武人社会”，同时也是世袭社会，导致学习文学的儒生没有好的出路。换句话说，江户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很强的社会诱因，令日本人愿意跻身儒生之列。有趣的是，汉文化的价值在当时仍被日本人(尤其是文化界)认同，因此即使不少人不以儒生为业，部分医生和武人也会学习汉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顶级读书人的造访，对日本社会仿佛震撼弹一般。第一，自江户时期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尤其是远离海港的内陆，一般庶民几乎没有见过外国人。不论是出于好奇，或是真心仰慕，朝鲜人一来便受到极热情的接待。第二，这对当时的日本读书人而言，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得以通过笔谈和翻译借机与朝鲜人切磋汉文。

透过申维瀚的眼睛，我们得以一窥朝鲜人眼中的日本文学，以及他们多么受到日本百姓欢迎。他的日记《海游录》中，时常评价访日期间的朋友。当说到日本僧人的时候，他认为“其人与文章皆不足道”。至于幕府将军专用的文学人士，如担任大学头的林信笃(1645—1732)，都被申维瀚评为“观其文笔，拙朴不成样”。申维瀚眼中的日本汉文学，着实不值一提。

这可以说是朝鲜人单方面的自大吗？如果从日本人的举动看来，朝鲜人确实于汉诗文有突出的表现。先谈谈一般民众，当申维瀚一行人抵达对马岛的时候，他形容当时的场景是：“观光男女，簇簇如鱼鳞，或坐堂，或窥帘，或立墙外，或在路旁。”至于稍微懂汉文，或者说喜欢汉文的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申维瀚每经过一个地方，必定是:“群倭聚集如云，时时有夹纸笔而乞书者，余或随兴而写。”当申维瀚拿着毛笔写字的时候，甚至有日本人整天在旁观看学习。

申维瀚就像文学明星，每次聚会都是众人眼中的焦点，他写的每首诗仿佛都是最高超绝妙的文学作品。他表示，日本人从他手中拿走诗文时，不论身份高或低，都把朝鲜人视为“神仙下凡”，那些诗文则被当作珠玉宝石般珍贵。即使是抬轿子的下人，或是不识字的人，也以得到朝鲜人的书法为荣，对他们顶礼膜拜，感谢再三。不过，每天应接日本人的“求诗”“求文”，看似达成了宣扬国威的任务，却苦了申维瀚。他虽然经由官方接待，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就连游览富士山都是日方派人“抬轿子上去”。但是，应接不暇的“文债”仿佛扎在心头上的一根刺，挥之不去。这些乞求诗文的日本人时常挤在使节团的住处，从白天到黑夜。这给制述官申维瀚带来许多压力，毕竟他来到日本的工作就是专门写诗文歌赋。

1719年冬天，朝鲜使节团行至京都附近的吉田，或许有几个人得以四处闲晃观光，不过申维瀚已无暇欣赏风景，因为令人苦恼的文债不断累积，他有时一天就得挥毫数百幅字才能交差。最终，他甚至无法安心入眠，几个通宵熬夜，只为了写出应付日本人的汉诗。

可以想见，那一夜万籁俱寂，冬令时节带来些微寒气，使者彻夜未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