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段建伟：共话“绘画中的文学性”

5月28日下午，作为第四届画廊周北京的活动之一，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和艺术家段建伟聚首北京798艺术区内的佳作书局，共话“绘画中的文学性”。活动由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主办，创始人夏季风担任对话主持人。

5月22日，段建伟的个展“浮生”便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一直以来，画家笔下极具中原色彩的人物身上同时呈现着日常的延展性和富有仪式感的瞬时性，可谓管窥中国农业社会嬗变与延续的一块棱镜。正是鉴于“聚焦成熟艺术家纯熟的技法和对于当代艺术各自的付出”，日前本届画廊周北京将“贡献奖”授予段建伟此次个展。

此次对话的题旨“绘画中的文学性”还有个前缀，“相遇中原”，昭示出作家李洱同画家段建伟，两位河南籍对话者各自文艺创作的滥觞所在。“我本人受河南文化影响很深。河南文化既是中原文化，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两千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历史的沧桑就写在河南人的脸上。你看段建伟的画，一看就是河南人画的，一看画的就是中原。”李洱在开场白中说。

“每当想起故乡，我就想到建伟的画”

作为语言的艺术和视觉的艺术——文学和绘画，都源自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无论是在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的形式上，还是在状物和抒情的角度对形象的塑造，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着差异，一直以来形成互为依存的关系。李洱不讳言自己的文学创作从画家画作中得到启发，“建伟有幅画画的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劁猪匠。这个场景在《应物兄》中，我把他改成了一个劁猫的。这部分我大概写了两万多字，后来编辑说太血腥，建议我把它删掉。”

2011年后，李洱便定居北京。他说，“每当我想起故乡，想到家乡的风物；想起中国的乡土，包括想到江南的风物，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物，想起那些在天地之间游走的人，我经常会想起建伟的画。” 在《应物兄》中展现了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架构，李洱从段建伟的人物油画中看到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情绪，以及他们明明有着复杂的内心活动，脸上却那么地木讷。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意蕴？在今天这个时代会给我们许多启示。”

李洱介绍说河南的洛阳、开封、安阳历史上都做过帝都，至于做过诸侯国国都的地方更是不计其数，“《诗经》里关于河南的描述，低俗的、高古的都有。而每次改朝换代，农民兄弟们冲进国都。皇宫里面的妃子、画师、乐师，能工巧匠四散而逃，流落民间，逐渐和当地百姓的文化融合，所以河南人的语言多是俗中带雅。历史循环往复，影响到现在就是文学和绘画领域都有一批‘豫军’。”“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佛’便是舶来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本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我相信建伟一定去洛阳龙门石窟探访过。”李洱说。

河南到底是文化底蕴，还是文化负担？现场主持人的问题不免刁钻。“早先生活在河南，对脚底下埋了多少王朝兴替没有特别的感觉，从事艺术创作后更多还是从形象上索取（创作媒材）。我会去古寺庙拍摄佛的造像，传统文化怎么对当代艺术产生观照？继而诞出新的元素。这种转化是每个艺术家都要面对的。”段建伟说。

段建伟 云 2019 布面油画 135×110cm

85新潮后，中国作家同画家间的“殊途同归”

此次对谈会上，李洱也提及1985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个醒目的时间点（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国门打开了五六年后，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一下子进入到中国的人文领域。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进化论者，相信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现而今的迷茫和忧郁都不存在，人们只害怕自己赶不上时代。”李洱介绍说自己就在这种气氛下开始读书写作，“（这种气氛）延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我本人也过35岁，开始觉得要补课传统文化。我现在看布克奖的作品，也看咱们的经史子集。”

李洱说自己的作品，“以新千年为界，前后很不一样。”他惊讶于早在1992年接触段建伟的作品，“当年一帮哲学家，包括现在同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那时都在讨论段建伟的画。我的第一印象，他的画和85年种种新潮，同星星画展间存在某种疏离。反倒被它的中国性刺激了，他的画为什么似乎没有受到西方影响，而保留了中国画古朴的气质？大概十年前，我再看建伟的画，感到牵动自己思乡情丝的，便是他画里方法和观念。”

在李洱的笔下，可以看到博尔赫斯和艾柯，钱锺书乃至曹雪芹的治学为文的影子。段建伟画作里那形而上化的神秘感，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对早期文艺复兴大师的深入钻研，特别是乔托、马萨乔、安吉利科等人的肖像语言给予他颇多灵感。“确实，我从建伟的画中看到他和乔托等人的对话关系。他对当下中国人性的理解，和文艺复兴中前期那批画家对世俗社会的审视存在某种暗合。在一片宁静中，你能看到人们的希望、痛苦和忍耐。建伟的画是先中国风格，再慢慢同世界绘画中的元典结合在一起。而我这一代中国作家，80年代开始写作，90年代成名，则是一开始受西方影响很大，慢慢走向了中国典籍。两者的路径不同，殊途同归。”

马萨乔的代表作《纳税银》取材于马太福音：耶稣指引伯多禄从鱼嘴里取出一枚金币，作为税金。在李洱看来，这幅画恰恰反映了美术史上“从神到人的转变”，“神也要像普通人一样过关缴费了。”而段建伟的画则在普通人的日常性中，展现了神性的一面。“这对小说家而言处理难度很大，任何一个合格的小说家都绕不开这个。”李洱认为，在段建伟这批画家出现之前，中国画中的农民形象，“要么是士大夫眼里的仆人小厮，要么是愚公移山式的掘进者，要么是徐悲鸿《流民图》里趴在地上，过于卑微凄惨的形象。总之没有一个正常的农民形象，要么是仰视，要么是俯视，很少有平视。”

“建伟的工作，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的视角。在平常中见非凡的一面，在日常中突出传奇的一面，在人性中凸显了神性的一面。这也使我想起中国画中，之前从来不画黄牛，即便是在北中国，只要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所在，画作中出现的牛都是水牛。老子出关骑着青牛，你去看，也长着水牛盘曲的角。他们（传统画家）可能从来没见过水牛，但就是不画自己所见的，非要画同景物‘相宜’的。当段建伟把农民作为画中主角，相当于在画中把黄牛放在了陌陌黄土上。可能建伟也做了变形（画人物），但那种精神，那种木讷，内敛和中庸，那种和景物间的构图关系，一看就是走过两千年历史尘埃的中国黄牛，是当下的中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