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⑨

成都人也用坚守惯例习俗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生活中执行的那一套法律制度，更多的是用来强制推行对国家有利的法规，而不是用来保护人民个人的利益和自由，许多中国人发现还是惯例、习俗更有用。〔97〕国家的思想意识体系本身墨守成规，而地方的传统、惯例则受到爱引经据典的学者们的赞美，他们喜欢到自己家乡的地方志中去找寻典故。于是“不拘泥于成规”的论点就成了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它能使人从乡邻甚至于街上的陌生人那里获得同感，得到支持，在必要时用来阻止非同寻常，或者有可能是危险行为的发生。周询在他讲的那个关于强行给“保甲”局里的兵勇们剃发的故事中指出，成都人民之所以看到“保甲”局总办受人哄骗上当如此高兴，以及把即兴参与行动的理发师傅当成英雄，是因为总办强行将法律加在他们身上，而其他官员则按照地方习惯对此置之不理。

对于约束全体成都居民、官员以及平民行为的习俗惯例，感受最强烈，并深受影响的是晚清时期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他们发现自己被这些控制城市生活的习俗给挫败了，也受到了它们的约束。当1881年第一批新教传教士们到达成都并定居下来时，他们很快便决定穿中国服装，这样上街时会少受嘲笑。新教徒来华四十年之后，一位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试图重现在世纪交替之前成都市的环境和气氛，好给他年轻的同僚们提一个醒，于是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些日子里，我们在成都的社会生活异常小心谨慎。例如：当（英国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团的）女士们去拜访（新近到达的）加拿大人时，新来的一群人中的绅士们在敞开的院子里大展骑士风度，跨步上前与女士们握手。其时唯一的一位年轻女士，面露惧色，大叫道：“啊！不要在这里握手，因为中国人（有几个轿夫苦力还站在一旁），他们会看见我们的。等我们走进屋子里再握手吧。”外国女士们除非是坐在围得严严实实的轿子里，她们很少离开院子。有一位年轻女士，现在已经是一位年长的嬷嬷了，她当日冒险从四圣祠（加拿大传教团在成都市东北角的一个驻地）走到陕西街（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团的驻地，位于明皇城的南面，贴近它的地方）去参加一个中国人的联欢会，还是在教堂牧师的陪同下一起去的。由于她的这一鲁莽行为差一点被打发回老家。另一位年轻女士在她的传教团里几乎颜面尽失，因为她坐在轿子里穿过街巷时，没有把卷起的轿帘放下。〔98〕为了避免给他们的敌人提供口实，因为他们的“野蛮”行为而攻击他们，传教士们很是忧虑，于是不得不在他们的传教团内强制推行当地的公众行为标准。

正如同那些本应受到社会尊重的女性，习俗却强加给了她们生活严格的限制一样，传统习俗对于建筑风格以及关于产权的看法和认知同样对成都的城市面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传统习俗也明显地阻碍了传教团体想要在成都脚踏实地住下来的计划。

1893年，加拿大卫理公会主教派传教团从当地的一个和尚手里买下了一块地产，开始建造一栋外国式样的房子。院子的围墙还未建起来，便引来了一群人聚拢观看，并议论这栋有别于中华国情的建筑有可能会对当地环境产生恶劣影响。传教士们断定成都人是一群坚定的“风水”信仰者。“风水”理论是房屋布局和建筑的传统原则，按照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建筑物能保证四邻八舍和自家屋子里有一股有益健康的“气”流或是有生气的能量存在。〔99〕在清政府时期，信奉风水还不是很普遍，然而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里，建筑式样、风格方面的革新还是十分罕见的。〔100〕如果有，也很容易被指责为离经叛道。1893年加拿大人的那次冒险行为得到的公众反应，当然是坚决地反对。当建筑工棚垮塌，压死了一个人（按传教士们所说，是有小偷来偷木材去做柴火）时，邻居们捣毁了这个工地。报官之后，外国人提起了对被窃木材要求赔偿的诉求，但是他们被告知：“人们反对和尚私自处置庙产。”并迫使他们另觅处所建教堂。两年后，加拿大人建了房屋，其时正逢持续不断的罕见的干旱天气，这便使得地方上的关注转移，然而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的发生：当滴雨未下时，人们开始寻思：是不是这幢新房子太高，或是太宽，或是太深，扰乱了风水。一天，牧师收到了半打红色的大拜帖。看门人说是街坊上管事的要来拜见牧师。他们四散里站着，比画房子和周围其他建筑物的高度，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架势，那一幕真有点揪心。我们的邻舍都有防火墙，从地平面往上看，它们似乎都在同一个高度上。一位有经验的老者吊起眉梢说：“有蛮高吧，呃？”另一个人往后退一步，也吊起眉梢，说：“屋子和墙差不多高。”（“差不多”，就是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表示他们对某样东西还算满意，虽然并不十分赞同。）局势总算扭转了过来。“差不多”做出了判决。一杯茶和两吊钱的礼物就将这个威严的代表团打发了，他们欢天喜地地去通知邻居们这屋子“差不多”。〔101〕

外国人在成都的习俗惯例面前受挫，以及城市管理规则的变通性、通融性在上面这一段讲述中可一览无余。地方上为头的总以为自己有权代表邻居出面去窥视不同寻常的现象。他们还好管闲事，对于私有产权主的权利做出不同的解释。虽说“街坊上管事的”〔102〕也拿不出任何正规法律制度的证明来，加拿大人还是十分清楚，邻居的意见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庙产事件中他们就不得不放弃了。就连真正当官的，他们也指望不上；不能指望他们会不顾传统习俗而去坚持按抽象的法律原则办事。外国人自己也害怕激怒他们的邻居，招致暴民的惩罚。

晚清时期的成都就是这样一个被习俗、惯例所左右的城市，掌控在一群省一级级别的高官手中。只要成都在全省的行政管理工作中仍然能维持它正常运行的指挥部的地位，那么他们对城市事务就甚少兴趣。为了维持成都的正常秩序，他们告诫所有家庭的一家之长们先正己身，然后再匡正他们家人的行为。一旦修身齐家的策略未能奏效，触犯刑律或公众行为规范的事情发生，官长们就会依赖于他们的衙差和士兵去缉拿罪犯，将其带至衙门听候审讯。如果犯罪分子与三教九流的权势人物或是豪门显贵有关系，他们可以对官府进行干涉或是威胁，要么就是买通这些执行法律的公仆；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犯人就得听严刑侍候了。盘踞在这些官府中的清朝官僚们在行使他们作为成都人民、成都财产保卫者的职责时，甚少有人胸怀崇高的抱负和志向。他们将大多数事关社会福祉的事务交由社会上的有钱人去处理。成都在20世纪以前就处于清政府政治体制下的一个省会城市的位置上，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可容纳对于城市管理的别样选择的观念，或是让这种眼光或是远见在这里生根。然而，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随着新政的兴起，并且在全中国激起激情和创造性，成都的这种局面一定会发生改变。

-----------------------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莹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