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原创 看法典的 法律先生

文 | 玉林罗美兰

我们终于还是有了一部《民法典》。

它在有些人看来，是横空出世；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却已经等待了整几十年。

在今天，不论《民法典》被赋予怎样的价值，它背后的故事，总是值得探知。

1902年早春，上海闸北。

一名码头挑夫受审，他被指控杀死英国商人。

审判他的「衙门」，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是《虎门条约》的产物，行使各国「治外法权」。

这个审判进行的同时，一千公里外的北京。

盛宣怀正在和英国公使进行第8次谈判，续约的重要争议，就包括撤销「治外法权」。

英国最终允诺，「兹俟中国法律状况改善，足使英国满意，彼将允弃其治外法权」。

此诺一得，当世法律人在清廷治下，辗转腾挪，谋求改良法律，移走「洋法庭」。

1911年，司法大臣沈家本完成《民律草案》。

翌年，清帝逊位，沈家本朝着六岁的溥仪拜了三拜，从此退出官场，闭门谢客。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民法典随之消亡，但民法典的故事，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一、

新中国的五年之约。

1954年秋天，全国人大的机构建立，各项立法起草很快被提上日程。

北京政法学院等高校以及各级法检单位，陆续有人接到通知，要求限期到北京集合。

集合地点，是中南海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编纂民法典，是这些人此行的首要目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法律人聚齐后，重点翻译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以此为参考。

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任委员长刘少奇提出了健全法制的要求，大理寺正卿董必武做了相关报告，民法典立法进入快车道。

第一版《民法典（草案）》目录

三个月后，研究室小组以苏俄的框架为蓝本，编纂出第一版民法典，初稿累计525条。

“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

二、

折戟北戴河。

1957年初，民法典初稿已成，专家组成员前往各地征求意见。

编纂组里有个西政的教师，人叫金平。

带着初稿来到地方，年仅35岁的他感受到了政治氛围的紧张，好像没人关注民法典这回事了。

很快，调研组成员们纷纷启程，回到各自单位参加整风活动，民法典被搁置下来。

1958年底，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领袖在发言中提到：

民法、刑法那些东西，都别搞了，条数那么多，谁能记得住？宪 * 法是我参与制定的，我早就记不得了。

大跃进一搞起来，群众就没时间犯法了，我们这儿开会就是法。

此言一出，新中国首版民法典正式折戟北戴河，「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开始了。

三、

跟全世界翻脸之后。

时间来到1962年春天，民法典又被提上了日程，这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正如领袖所说，大跃进一搞起来，犯法的人当真少了，不过主要是体力不支的缘故。

北戴河讲话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里，右派法律人大多饿过肚子，此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诗人北岛，靠大把偷食家中味精度日。

浮肿初消的各地专家再汇北京，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于1954年，此时的立法环境更是大变。

领袖开会时说：

刑法、民法还是要搞，现在简直是无法无天。

60年代初的老照片上，很难找到一个民间胖子。

四、

既要「反帝」又「反修」。

这次立法开始时，我们跟所有人都吵翻了。

西方的法律不能看，东欧的框架也被推倒，自创法典，是摆在编撰组面前唯一的路。

这部《民法典》里，法人和自然人这样的名词消失了，单位和个人取而代之；「合同」变成了「关系」；继承被直接砍掉。

东交民巷曾经几度易名

来自北大法学院的魏振瀛这年刚满三十岁，他注意到了金平对继承法的保留意见。

某位领导反驳金平说：

有个年轻人要结婚，他家里有五万块钱的话，那他就有了五万块，年纪轻轻有这么多钱，这样还了得，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

这时，我们跟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已久，批修开始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务之急。

「一个年轻人什么都没干，就有五万块，这样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

领导发言之后，与会知识分子自然不敢再多说，第二版民法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来的。

1964年的大栅栏

事实上，这部法典刚刚开始编纂，中南财经政法的李静堂就曾到基层调研。

他发现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商业」可言，物品交换几乎被禁止，运输只能靠手提肩挑。

带着这样的无奈，法典草稿勉强确定下来，金平等人再次开出介绍信，准备到基层征求意见。

这年已经是1964，「四清运动」开始了，「10年探索」蓄势待发。

第二版民法典草案的最后一稿说明上记载着：因参加社教运动，起草工作停止。

第二版《民法典（草案）》目录

五、

大立法时代下的民法。

1979年，大立法时代开始了。

这年三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傅立民到北京出差。

有一个周六，他早起沿着南池子散步，快走到长安街时，看到角落里有人推着小车在卖面条。

他买了一大碗，边吃边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对方说：我是个体户。

傅立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

新中国第三次民法典立法，在这时开始，距离上版草案，已经过去整整15年。

傅立民（右一）在中国

参与这次立法的，大半还是之前那批学者，但此时他们韶华不再，饱经沧桑，甚至有些人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主持这次立法的，是新中国首任法制局局长陶希晋，以及单位被砸烂十年之久的大理寺正卿杨秀峰，他们都恢复工作不久。

1979年的西单街头

陶希晋在立法会议上说：

没有法律保护，人民随时变奴才。

你随便讲错一句话，就有人给你戴帽子，现在帽子公司垮掉了，帽子小店还在的。

第三个版本的民法典，是思想大解放的产物。

立法者们既可以参考西方，也可以借鉴苏俄，甚至还能采纳台湾地区的优点。

1982年5月，第五稿终于完成，但民法典项目再次被叫停。

改革开放初期，还没人知道我们会走向何处去。

陶希晋先生还是一个书法篆刻爱好者

六、

民法vs经济法之争。

批发改零售制定后，立法的风波并没有停止。

1985年，《民法通则》呼之欲出的时候，有一股风从香江南岸的广州吹到北京。

北京大学等校的「南派」学者，几次向中央反映意见，要求缩小《民通》的调整对象范围，或者同步制定「经济法大纲」。

广州是「全国经济法研究中心」的驻地，「十年探索」结束后，时任全人常委员长叶剑英指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有各种经济法。

此言一出，经济法的地位陡增，民法则在一旁无人问津，稍显落寞。

叶帅本人，就是解放广州的南下干部，新中国第一任广东省主席，地道的广东人。

1979年，中国首个经济审判庭在重庆中院挂牌

七、

二法背后。

1986年初，经济法与民法之间，展开决战。

上书无果的「南派学者」，在杭州、沈阳等地陆续召开「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规模不小。

这样一番举动，造成了北京讨论「民法通则」，广州讨论「经济法大纲」的南北对立局面。

直到彭真出来讲话说：

你们搞什么经济法大纲啊，以后经济领域的平等主体，都是民法来管。

南北二法之争，才算是落下帷幕，《民法通则》的出台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民法与经济法背后，是市场和国家的手，一只有形，一只无形。

两法相争的结果，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方向，立法领域无小事。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仍然存在，但早已式微

八、

立法中的废话。

《民法通则》公布之后，问题不少。

其中，第90条所书「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就广受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句废话。

条文审议之初，还有一句后话「禁止高利贷」。

仅此四字，就在全国人代会上掀起几轮讨论。

1984年的电影院门口

按照银行方面的介绍，传统定义中，超过银行利率四倍就算是高利贷，这个条款对西部、北部等地影响不大。

可是80年代中期，「标会」等形式的民间借贷在江浙、福建等地颇为盛行，其利率远远高于四倍这个标准。

如果原文通过，那么势必对此类经济产生冲击。

江浙与福建代表为此，强烈反对把「银行四倍以上利息」的借贷归罪化。

《民通》90条公布时，就只剩下这前半句「废话」，一时沦为行业内的笑柄。

1986年4月3日，

四川省代表在分组会议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

九、

1990这一年。

1990年没有民事相关法律出台，但有两件「小事」发生。

春天的七届人大会上，出现一个插曲。

表决当中，每次投票都有一个人反对，哪怕是很多大家看起来没什么争议的问题。

这让与会代表觉得很奇怪，也引起了会务组的注意，决定查上一查。

原来，每次都投反对票的，是廖承志之子、廖仲恺之孙廖晖，他就是想知道，这个表决器是不是真的能反映他的意见。

这是全国人大首次使用表决器，在此之前，开会表决的方式是举手和鼓掌。

人大会开完不久，佟柔先生病危，这个开创了新中国民法学科的「民法之父」，临危之际还在嘱咐学生王利明：

一定不要去做官，坚持走学术这条路。

9月16日，佟柔先生与世长辞。

桃李满天下的他，甚至没能成为母校东北大学的「杰出校友」。

这份杰出校友的名单上，大多是商界名流与朝廷大员，包括后来的「铁老大」刘铁军。

王利明在佟柔先生家中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十、

「反动权威」物权法。

「物权法」概念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术语禁区。

社会主义不承认绝对权，导致86版《民法通则》只能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样的说法，来表达「物权」的概念。

千禧年前夕，我们终于决定做一部《物权法》出来，牵头的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梁慧星教授。

1999年10月，《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出炉，梁慧星选择摒除意识形态，拿掉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

此举令法某委错愕、学界震惊。

梁慧星教授

专家论证会上，人大法学院的一位后生站了出来，此人就是9人立法小组中最年轻的王利明。

他对梁稿大加批评，并很快拿出了自己牵头的意见稿，把国家、集体、私人并列为三主体。

两年之后，以梁稿为体例基础、以王稿为制度主张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形成，梁王的矛盾也在此种下。

物权法这一「反动权威」出台，似乎指日可待。

1999年的西直门长途客运站

十一、

「违 * 宪」危机。

初稿已成五年，《物权法（草案）》才走到三审。

2005年7月，全人常办公厅正式向社会公布草案，征求全民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到三个月，上万条立法建议寄到北京。

北大的法理学教授巩献田甚至撰写了「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上书中央，但没有得到高层回应。

他随即把这封有152人（包括干部、教授、学生）联名签字、长达6000余字的信，发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巩献田教授目前仍然在组织参与各类实名举报

一位贺姓教授曾说过，在北大的毕业答辩上，他永远是坐得最右边的一个，离他最远，坐得最左的，就是巩献田。

巩献田指责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字不提，妄图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

这让本就波折不断的《物权法》又被扣上了「违 * 宪」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岌岌可危。

「姓资还是姓社」，保守派在这个档口老话重提，表面上是在讨论《物权法（草案）》，其实是在表达对改革的不满。

《物权法》应声驶离快车道，通过遥遥无期。

十二、

民法界绝地反击。

《民法典》四立而不成，《物权法》又腹背受敌。

这让本来松散的民法学界倍感愤怒，他们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准备绝地反击。

2005年12月7日， “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 在广州举行。“当时每个人都很紧张”，人大教授杨立新回忆说。

会后，学者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立法机关排除不必要干扰，恢复物权法正常立法轨道。

可到了年底，《物权法（草案）》还是没能成功上常委会接受审议。

这个时候，早已在2003年就正式退出立法工作的梁慧星教授站了出来，他率先发文，反驳巩献田对物权法的攻击。

檄文名为《谁在曲解宪 * 法、违反宪 * 法？――正确理解宪 * 法第十一条、揭穿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谎言》。

平日里书生气十足的民法人，自此开始反击，为《物权法》奋力一搏。

每篇檄文末尾，都会有一句「法学味儿」十足的备注——著作权声明：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

2006年10月，《物权法》终于走到六审，常委会在正文中加入了「根据宪_法，制定本法」，解决之前「违*宪」的争议。

次年3月，这部累经7审、历时13年的「反动权威」，终于通过。

我们拥有了这部九死一生的《物权法》。

十三、

《民法典》真的来了。

2014年10月，《民法典》再次被提上议程。

第五版和第四版之间，又隔了十五年，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翻天覆地的15年。

议程初定后，除了学生每年担心《民法典》出炉增加课业外，坊间并没有太多关注。

《民法典》实在是有过太多个草案。

直到去年，民法学界又掀起了一轮论战，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回《民法典》可能真的要来了。

此次论战，堪比民法界的华山论剑，众星云集。

他们既像武功了得的侠客，出手果断，手起刀落；又像佛法精深的高僧，一心想要辩出结果，告诉世人自己手里的才是真经。

可在更多人看来，这不过是《民法典》出台前的插曲，茶杯中的风波罢了。

1956年，老舍曾写过一个剧本，叫《一家代表》，用来歌颂宪 * 法。

这部作品写到一半，仍然不成体系，老舍决定放弃，去配合新的写作任务。

《一家代表》看似并不成功，可却是《茶馆》的雏形，后者的框架，就是依靠前者展开的。

《民法典》出台的价值，也是如此。

面对这部新法，有的人气急败坏，有的人扼腕叹息，有的人意气风发，有的人击节赞叹。

回看过去百余年的历史，这不过都是暂时的。

《民法典》此番出台，是一段跌宕起伏的结束，也注定是另一场风云际会的开始。

再过半个甲子，

后人会如何评说这部《民法典》？

还要看此刻的我们。

参考文献：

1.《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江平 .2010

2.《新中国民法典起草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张玉敏 . 2010

3.《918事变前，中英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交涉》

李思涵 . 1988

4. 《中国民法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梁慧星 . 2007

5. 《近代法制冰沈家本》. 林海 . 2007

6.《人有病，天知否》. 陈徒手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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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稿 | 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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