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屋史｜开普敦：居住隔离历史问题的延续

“占屋运动”在欧美可追溯到二战结束之时。大量老兵退役回乡，政府并未给他们提供住房，不得不和父母局促同住，更有不少人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与此同时，城市中心却有大量新开发的商铺、住宅、写字楼空置惜售。出于“我们上战场保卫家园，但自己却并没有家园”的愤怒，老兵们聚集起来占用市中心闲置房产和政府拥有的公房。

时过境迁，今时今日的占屋者呈现出新面貌。在英国一个为占屋者提供信息的机构主页上，列明“占屋是占据空置建筑物以供居住或他用的行动。当前法律提供了基本框架，可保护那些努力把闲置空间转为有用空间的人。占屋在英国具有悠长历史，不但缓解住房短缺，也可促进社会与文化活动。”

现下全球共计数百万占屋者，遍布全球各大洲，既包括欧美国家，也包括南非棚户区、日本帐篷住区以及委内瑞拉占屋者入住的摩天大楼。同样是占屋者，同样是占屋运动，可问题的根源、当前的状态以及未来的出路却不尽相同。

2017年，澎湃新闻发表的《住房创新｜南非开普敦的新尝试，在市中心修建经适房》的文章中，曾介绍开普敦增加社会住房的尝试。本文则尝试呈现开普敦占屋运动的来龙去脉。

开普敦的居住隔离历史溯源

恩格斯曾经说过：“黄金是白人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因地理位置与自然禀赋之利，开普敦的好望角（又称“开普”）被葡萄牙人发现，被荷兰人占领，被英国人争抢。殖民者的冒险和机遇，是原住民的血泪和灾难。今日之开普敦，空间分异与居住隔离可从历史中溯源。

欧洲殖民者鄙视劳动，在开普城镇无法谋生的白人，就向内地迁徙，占有土地和仆役，成为新兴农场主。南非土地广袤，又有土著居民可供奴役。持续多年，南非的劳动力一直由非白人充当，离开他们则经济无法运转。进入20世纪之后，南非白人出台了《土著土地法》（1912年），禁止非洲人购买“欧洲人土地”；出台了《特定居住法》（1950年），规定黑人、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必须居住在不同地区；立法在大学校园中实施种族隔离，开普敦大学和白水岭大学对黑人学生关闭。直至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终告结束。

1994年之前，南非白人持有的原则是，除非需要黑人劳动，否则不许他们进城；可以让黑人为白人干活，但不能让他们和白人住在一起。这就导致了黑人被驱赶到城市外围，形成与城市截然分开的“土著人特区”和贫民窟的城市格局。

1994年，经由和平谈判以及互相妥协让步，南非新政府成立。和平谈判对未来政府设定了诸多限制，新政权难以撼动居住隔离的状态。

从时间上看，开普敦的占屋运动比欧美要晚四五十年，但其声势和力度却强大而持久。非国大在执政前制定了“重建与发展计划”，规定了每年要为30万住户建造住房。新政府限于财政状况，实际执行与先前的承诺相去甚远。失业、住房缺乏一直是南非黑人摆脱不去的困境。巨大的期望，导致巨大的失望。无家可归的黑人纷纷占据空地搭窝棚（形成城市外围的贫民窟），抑或占据城市中心的空置房屋，占屋运动就这样在1995年拉开了序幕。

与南非其他城市相比较，开普敦的矛盾更为剧烈。在南非的经济之都约翰内斯堡以及行政之都茨瓦内，开发商在城市衰退时期以极低价格购入了中央商务区闲置商业地产，并以低成本把它们转变成为存量经济适用房。相反，开普敦内城的地产却保持高价，从未贬值。2015年，每套住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大约为17.5万美元，私人开发商无法主动开发经济适用房。面对未来15年内65万套经济适用房的缺口，开普敦压力重重。开普敦尝试探索为开发商提供内城土地，用以交换经济适用房以及数百万美元的基础设施开发。

伍德斯托克医院和海伦·鲍登护士之家

伍德斯托克医院（Woodstock Hospital）和海伦· 鲍登护士之家（Helen Bowden Nurses Home）距开普敦市中心几公里，后者更被称作“格兰杰湾的宝石”。2017年，政府考虑出售这两个地块，且在一份声明中取消了原定在桌山（Tafelberg）修建的经济适用房。而这两个地块的销售条件是，开发商应修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

然而，占屋者认为，这样的承诺模棱两可。数日之后，抗议者（收回城市组织Reclaim the City成员，这一组织主张在开普敦市中心提供经济适用房）进驻了伍德斯托克医院和海伦· 鲍登护士之家的空屋之中。

伍德斯托克医院的一位占屋者Ntombi Sambu接受Ground Up采访时说：“我住在地狱般的Khayelitsha的一个非正式定居点。我们占屋是为了收回这个空间，因为如果政府不想为人民建造住房，我们就要占领它。”

海伦· 鲍登护士之家的占屋者绝大部分是开普敦海点（Sea Point）地区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把此处命名为“艾哈迈德·凯瑟拉德之家”（Ahmed Kathrada House）。西开普敦政府耗资甚巨聘请安保公司，派出36个保安和6条狗，每天24小时巡守，“保护此物业免遭持续的入侵、破坏和盗窃。”

当然，“收回城市组织”占屋者入住之后，还有其他占屋者试图恐吓、威胁，甚至暴力接管和占领。此时政府聘请的安保公司与占屋者达成了奇妙地同仇敌忾地合作。据安保公司的报告，“2017年9月6日，约有50人试图侵入，受到阻止之后，这群人用瓶子和其他东西击打保安”。

“收回城市运动”占屋者们还拒绝了若干党派在海伦·鲍登护士之家组织活动的企图，他们明确“我们的行动是无党派的”，“我们希望将其作为工人的住所时，政党、机会主义者和罪犯很容易别有用心，加以利用。”

“无论合法与否，这里都是家。比我之前所住的地方好多了。”伍德斯托克医院的占屋者如是说。

与海伦·鲍登护士之家的激烈争抢和大力安防不同，同期被回收城市组织成员占领的伍德斯托克医院可以称得上“宁静”了。只有两三个保安，也并没有发生过其他组织试图抢占的情况。伍德斯托克医院的建筑状况更好，通道照明良好，有电力供应，厕所还可冲水清洁。

Gadija Kube今年55岁，她是一名占屋成员。在此之前，她持续5年租住在几条街外的住处，5年之中房租翻番，由于无力支付房租，她被赶出。随后在朋友处借助两年，看到传单之后成为伍德斯托克医院的占屋者，她与5个子女和1个孙女同住。

另一位占屋者说，“我们听说占屋是非法的，但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别的办法。很高兴我们得到了一个安身之所。只有这样，我才不会丢失上班的机会，也不必担心月底无力承担的租金。”这位占屋者是附近一家超市的员工，她的丈夫失业，正在找工作，家中养育着两个孩子。他们之前租住的房屋被出售了，此后再也找不到可以负担得起的住房了。

两处地点的占屋者们认为，“邻近城市居住，生活便捷了很多”，“并不寻求奢华之地，只希望能够住在更方便谋生之处。”一位占屋者说，“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非法的，总有一天回来时，会看到自己的东西被丢弃在外，但住在这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

占屋运动何去何从？

伍德斯托克医院和海伦· 鲍登护士之家的占屋运动，因2017年政府取消了原定在桌山修建的经济适用房而起。2019年11月，西开普省高级法庭对这一案件开庭审理。法官就西开普政府把这一颇具价值的地块作价1.35亿兰特（约6500万人民币）出售给私立学校而非建造社会住房的决定提出了质问。

法官指出，尽管政府声称有项目正在筹备，但目前并未在内城开发任何社会住房。政府方代表则回答说，这样做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原则，《社会住房法》并未规定必须在开普敦中心地区建造社会住房。在这个地块修建270套社会住房要花费1.04亿兰特（约合人民币5000万元）。他说：“对于政府而言，把这样的地块变成社会住房是根本无法负担的，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It’s fundamentally unaffordable for the province to develop this property as social housing, and … that’s the end of the matter.） 。”

开普敦市发言人在开庭结束后说，种族隔离制度的残余在整个城市、全省乃至全国依然普遍。这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改变是渐进的，无法立刻实现，我们必须为此努力。揪住开普敦中心城区这个概念不放，对开普敦已建造完成的社会性住房的成绩视而不见，是不公平的。借此指责开普敦市政府25年来（在提供社会住房方面）无所作为，是不公平的。案件的审理结果会在2020年公布。

开普敦这一拥有480万人口的海岸城市，城市中心基本为富人独占，有钱人在这里啜饮一杯咖啡，价格为家政工人小时工资的两倍之多。近年来的房地产开发则把工薪阶层和穷人越推越远，他们不得不在通勤交通上投入更多的收入和时间。在开普敦，95%的公共交通使用者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平均交通开支达家庭月收入的45%。

对于住宅短缺的问题，恩格斯曾在《论住房问题》（1872年）中用了一句话总结，“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没有能力”。他还指出，“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开普敦的占屋者在多远的未来才能获得邻近工作地点的社会性住房？

参考文献

1. 南非通史，郑家馨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 Dwelling Discreetly: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 Cape Town，James William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ume 37, Number 3, December 2017, pp. 420-426

（作者相欣奕供职于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