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波利尼西亚（下）：多鱼之夜的传说，与后殖民时代反思

Faire le mur（翻墙出逃）

第一个周结束时，我俨然已经到了对集体生活忍受的极限。但是课程和生活安排，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独处的时间。我很奇怪，为什么一向崇尚个人主义的法国人却可以忍受？或者说，享受？

第二轮的社会科学周，从法国本土飞来了人类学者授课，我原本是很期待的，结果第一堂课的第一个小时，他居然一直在兜售自己的新书，这实在让我忍无可忍。于是，趁着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溜了出去。研究中心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墙和大门，我走到路口时正遇到Frédéric买菜归来，他从车窗探出脑袋：“你不上课吗？”我示意他嘘声，他接着小声问我，“tu fais le mur ? ”我才知道原来法语里也有这样的表达——翻墙出逃。我说：“我实在需要一点新鲜空气。”他说：“你就在附近散步吧，不要走太远了。岛上虽然没有野兽，却有很多原住民，他们会偷东西。”我有点诧异他的说法，但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不想他阻碍我出门。

走了十几分钟之后，我拦下一辆车，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他们问我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让他们带着往前一段就可以，他们允许我上了车，坐在后排的儿童座椅旁。这位丈夫是法国本土人，在电力系统工作，妻子是法国人和本土的混血，在当地政府工作，她特别热情地转过来跟我聊天。她长着法国人的眉眼轮廓，原住民的肤色，短短的头发，像极了哈利·贝瑞。小女孩随了妈妈的长相和肤色，一个劲儿的叫我 “Tata ”（法语Tante 的缩写，用于儿童口语），她妈妈笑眯眯地跟我解释：“她叫你阿姨。”“在法国本土，只有真的亲戚才会被使用亲属称谓，其他的人不论年级大小一律都称“先生”，“女士”。”“这里不一样，大家的相处很随意，没有本土那么多规矩。”丈夫接着说：“所以我来这里安家，这里比在本土舒服太多了。”我接着问：“很冒昧的问一下，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到底有什么区别？”“那可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海外领地，我们有选举权，法国的总统我们也可以投票的。而且，我们也有跟本土几乎一样的社会保险…… ”

我在一段房屋比较密集的路段下了车，刚跟他们道谢告别，就听见路边的凉棚下一位原住民大叔冲我挥手，“过来呀，过来呀。”他递给我一只凳子，问我要不要水或者水果。我从包里拿出perrier的气泡水给看他。大叔有五六十岁的样子，典型的原住民个长相，皮肤黝黑，头发已经花白。他用浓重口音的法语问我：“日本人？中国人？”“中国人。”“游客吗？”“不，我是人类学家。”他大笑起来：“我们这里常有人类学家，但是第一次遇到中国的人类学家，还是小姑娘。”“经常有人类学家吗？”“经常有啊，大部分都是法国本土来的白人，男的，过来跟我们聊天喝啤酒。你也要来点啤酒吗？”“我不喝酒。”“人类学家很少有不喝酒的。”“这你都知道？”他指着角落里一整箱的空啤酒瓶说：“你看我已经攒满了一箱空瓶子了，我可以去买第二箱了。我们这里的酒瓶回收，拿这一箱空瓶子，去买新的一箱可以半价。”“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实施多久了？”“好像是去年开始的。你研究什么，想聊点什么呢？”“随便聊聊吧，我不研究你们，我研究台湾。”“台湾啊，我的祖父就是中国人。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中国人的后代。” “那你有中国名字吗？”“没有，我叫图瓦黑（我忘了问他怎么拼写，只记得发音），这是大溪地语的名字，我也有法语的名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法国老师取的，我们每个人进了学校都会有一个法语名字，我叫François，但是我可不喜欢这个名字。”“你也是那时候学的法语吗？”“对，那时候我们必须学法语，在学校里和小伙伴们说话也要用法语，如果被老师听见我们说大溪地语就会被惩罚。”“怎么惩罚？”“用棍子打手心，打完了我们要双手交叉抓着耳朵蹲在地上。”说着，他用手抓住耳朵给我看，“就是这样。但是最坏的不是法国老师，而是我们这里的人，有一批人最先学了法语，给法国人工作，他们来执行这些处罚。他们是大溪地的叛徒。”图瓦黑说起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是很愤怒的的表情。

我接着问了他家里的状况，他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的女儿在大溪地读书；儿子比女儿大一点，他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希尔顿酒店工作，做服务生。他是个奇怪的人，他是个男孩，可是他觉得自己是女孩，他也喜欢男孩。”“homosexuel？（同性恋）”“对对，就是这个词 homosexuel。他工作以后就住在酒店的宿舍里，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会带一些很好的烟给我。”“希尔顿酒店存在多久了？”“好几年了吧，我也不记得，我们这里很多年轻人都在酒店工作。他们觉得是时尚，但是我不喜欢这些酒店，我有时候出海打鱼，会看到酒店的船开到很远很远的海上，把垃圾都倒进海里。Moorea有好几个大酒店，他们都这样做。”“你现在还打渔吗？”“会的。我们有我们的历法，每个月月圆前的四天是多鱼之夜（la nuit poissonneuse）, 那晚我会出海，有时候跟同伴一起，有时候自己。”“打来的鱼自己吃吗？还是卖？”“自己吃吧。当然，如果收获丰富，我就在这个凉棚底下卖一些，附近的人会来买。”我想，我的同伴们每天带回去的鱼，大概就是跟其他的“图瓦黑”买的吧。“你能不能带我去打一次鱼？”“可是现在月初啊，最近鱼很少。”“我从来没有打过鱼，我想体验一下。”他犹豫了一下，说：“其实我的船坏了，我下午试着修一下，如果修好了我打电话给你。”

告别了图瓦黑，我拦了一辆车回到驻地。Elina 见到我，尖着嗓子说：“你去了哪里啊？午饭的时候没看到你，大家都在问呢。” “我自己出去做田野调查了，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我还遇到一个渔民，也许明天我要跟他出海去打渔。”叫David的老师突然出现，连声说no， “你不可以去，这太危险了，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并不被这些岛民看好。Frédéric 还遇到过小偷。总之不能去，再说，明天你们有安排好的田野调查，去参观菠萝果汁的工厂。”我没有反驳他，心里已经做好了再次翻墙出逃的准备。

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当地号码的电话：“Allo，我是图瓦黑，我的船修好了，你明天要来吗？”我跟他约了早上八点，我要赶在他们去果汁工厂前出门。当天夜里，同是人类学系的姑娘Katrine去敲我房间的门，“听说，你今天遇到了一个渔民，你要跟他出海？”“对，他们不让我去，但是我会偷偷去。”“我可以跟你一起吗？”“你不去果汁工厂吗？”她翻了一个白眼：“果汁工厂，听起来就很无趣，我可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太好了，那明天我们七点半出发。”“好，一言为定。”

我们到约定的岸边，图瓦黑正忙着把一些盒子往船上搬，他的船很小，船头有马达，有两排座位，最多容得下四个人。见到我们，他就打开盒子给我们看，“这个盒子里是打渔的工具，有鱼线和鱼钩，还有渔网；这个盒子有一些肉，用来做饵；最后这个盒子里是一些水果，给我们自己准备的。”Katrine 跟我激动地跳上了船。

船“突突突”地在海上航行，船下的海水随着与海岸线拉开距离而改变颜色，离岸边近的部分是灰绿色，泥沙，落叶和海浪形成的泡沫混杂在一起，船的动力把浑浊的漂浮物推开。我对图瓦黑说：“我开始本以为我们会划独木舟出去，没想到是这样的动力船。”“我们很早都改用这样的汽油动力船了，没有人再划船，太慢了。不过我知道现在有人用独木舟带游客出海，他们收费很贵。”海岸越来越远，海水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浅一点的地方是绿色，可以清晰看见海底的石头和珊瑚；深一点的地方是蓝色，看不见海底的样子；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巨大的白色游艇停在水面，一个穿比基尼的女人走出来又走进去。

这一周的第三天下午，我又找了机会溜出去，沿路拦顺风车到了岛的另一端，看到汉字招牌的中餐馆的时候下了车。餐馆的名字叫做“金湖饭店”，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亲切极了，因为我的田野金门，也有一个同名的饭店，是金门岛最大的饭店 。这家餐馆的老板娘是华裔，丈夫是法国人，有两个不会说中文的儿子。她是1980年代末跟随早早嫁到大溪地的姑姑来了这里，最初跟着姑姑做黑珍珠的生意，结婚后便开起了中餐馆。岛上的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便持续稳中有涨。谈起近几年回国省亲的见闻，她惊叹祖国的变化， 因为此处有了丈夫和孩子，却也并不觉得失落。

她一边讲着故事，一边带着我前前后后地参观，工人在院子靠海的一侧焚烧前一天的垃圾。她告诉我：“这里的习惯就是把垃圾焚烧掉，早年垃圾少，变成烟和灰，随风就散掉了。现在垃圾越来越多，光靠烧是不够的。前几年，法国人在餐馆对面的山上，修建了垃圾处理厂，烧不掉的那部分就送去了那里处理。”“那里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不知道，好像也是烧，也好像是运到远处的海里倒掉吧。”“我能去看看吗？” 老板娘笑出声来：“那有什么好看的，你的兴趣还真是特别。我也没去过，不知道怎么去，每天早上有专门的车来统一收了运上去的。你打电话给政府的人吧，他们肯定有办法。”

我真的打了电话给政府的人，去参观垃圾场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我知道研究中心肯定有办法，但是他们不会帮我的。于是悻悻地回去了。

后殖民时代的反思

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们被安排集体探访当地的中学，我没有再逃避。学校建在蜿蜿蜒蜒的半山腰的公路旁，一群驾着沙滩车的白皮肤年轻人呼呼啦啦的开过去，留下噪音在山间久久地回荡。教学楼都是新式的混凝土建成的房屋，草场边儿有几个木制的凉亭。学校的负责人——一个中年法国男人出来接待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教室里，我们像第一天那样又做了一轮自我介绍。吵吵嚷嚷的学生被分为四组，配合我们做访问。

我和Tristan 的小组有六个女孩，一个男孩，我们把他们带到草场边儿的凉亭下坐下。 女孩们有些害羞的笑，等我的目光扫向她时，她拿出一个黄色的抱枕挡住了脸，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开场，从我读硕士开始，在陕西调查过女性认同，在山西调查过鬼神信仰，在福建调查过宗族传统，在台湾调查过遗产保护，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调查对象，可是这么正式拘禁的访谈，却是第一次。我们的学科，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主张以参与观察作为田野调查的方法。之前的所有田野，我总是会找一个合适的身份去进入我调查的群体，从来没有约一群访谈对象，用设置好的问题，等待一个他们组织过语言的答案。也或许，从前我的田野调查都是对我的本文化群体用母语进行，除了在台湾的时候被嫌弃说话不够志玲姐姐般温柔，几乎没有遇到交流上的任何障碍。

Trsitan悄悄跟我说：“我不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你来开场吧。”我想了想，说：“你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里有几个人……”Marie，Justine, Anne …… 所有的孩子，都说流利的法语，有一个法语名字。我接着问她们将来想做什么，女孩们给出了统一的答案：空姐。“为什么呢？”“我姐姐是空姐，她常常飞澳洲，我想要跟她一样。”“我想要去巴黎旅行。”“薪水很高啊，可以买很多漂亮的衣服。” …… 唯独有一个叫Sophie的小女孩例外，她想要成为一名舞蹈家，说着她就站起来走到凉亭外，踢掉脚下的人字拖，跳起了舞。另外两个女孩走过去加入她，还哼起了当地的民谣为自己伴奏。风吹过的时候，大朵的红色扶桑花落下……那个画面真是美极了。

Simon喳喳呼呼的跑过来我们的小组，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我说：“我跟他们的访问中，有人说 ‘头疼’。比如，这几年旅游业发展，空气和海水被污染了，他们总是觉得‘头疼’；还有刚才又有沙滩车开过，他们说那种噪音也会让他们‘头疼’；还有还有，今年一月份连着下了很久的雨，也让他们觉得‘头疼’…… 我觉得‘头疼’可能是个关键词，你快问问你的小组的成员，他们是不是会‘头疼’？ 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可以当作我们结业报告里的重要内容拓展开来，Kirschenblatt-Gimblett Barbara曾有一本讲旅游文化的书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类学家Han , 也编过一本Tourism and Glocalization ，从东亚的视角分析了这个张力……”他兴高采烈的阐述着自己的论点，掉出一个接一个的参考书目。 那一刻，我也觉得“头疼”。我终于开始厌倦这种高高在上地所谓科学家视角，他们根本不愿意拿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了解受访者／被观察者真正的生活面貌，偶然抓住的一两个重复出现的词语便如获至宝，接下来只用简单粗暴地去寻觅与此相关的线索来佐证自己的预设。对于“开发”的批判和对于“环保”的鼓吹，对他们而言，与当地的居民的生活无关，只是跟西方的“政治正确”有关。当地的语言是否有“污染”的概念？海水有什么变化？垃圾场建在哪里？多少吨核废料从本土运来这里？没有对这些生活中的具体事务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观察，仅凭一段中学生的访谈，加上几篇参考书目，就可以造出一份严肃的民族志报告？这比用咖啡机碾碎的海藻，用泳镜代替护目镜做出的试验更加儿戏吧！

…….

殖民时代早已经渐行渐远，可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和地区，又因为资本冲击，进入了新一轮的隐性“殖民”之中，也许“殖民”二字显得太重，那至少是一种新形势的剥削吧。如同法国政府为玻利尼西亚群岛居民，提供高额社会保险，以及就业机会，但是同时依然掌控该地区的外交／国防／财政和司法权，高等教育也由法国人主导。相比社保和就业上的所获取的利益，玻里尼西亚人民似乎付出了更加昂贵的代价。

同样地，由于全球化流动的便利，加上外汇上的优势，近几年国内的东南亚旅游颇为火热。诚然，旅游产业为目的地国带来了经济发展，酒店／餐饮／娱乐／交通，甚至是色情产业，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带来了经济活力，但这对于一个社会的长久发展，是否真的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还需要谨慎的思考。如同我在Moorea观察到的，渔民的儿子去了五星级酒店做服务生，原住民中学生的理想是做空乘，此处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职业本身的高低贵贱，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另一种形式的剥削。通过短暂的利益输送，达到长期对于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麻痹，并持续在一种隐性剥削的关系中发展下去。

反过来，作为旅行者本身，短暂的旅行把人带到遥远的国度，许多人享受到了在本社会无法享受到的物质体验，短暂的感官刺激，让人忘记掉自己在本社会的阶层，或者说让人暂时进入了超越自己本身的阶层的幻觉之中。

当然，如果抛开了各地的自然基础，地理因素，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去空谈今天的经济结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未免有些草率；只是，我们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捷和旅行带来的感官刺激同时，保留对于他者命运的关怀，却是极其必要的一个同理心。

尾声

两周的Summer School 结束后，我乘船回到大溪地。从码头出来时Ronald戴着墨镜等在出口处，见到我时说：“好久不见！”是啊，五年的确算是很久了。Ronald是法国人，也是我和Éric的旧同事。在上海的那一年，我们常常下了班一起吃饭喝酒，他当时交往着当年上海世博会的世博小姐，是一个大溪地姑娘。2012年底我离开上海，后得知他次年也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来这岛上结了婚安了家，现在在这里的中学里做数学老师。我在他家再次见到了他美丽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曾谋面的孩子，都是男孩，大的已经上学校，小的刚学会走路，他们叫我 “tata ”，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称呼，有种久远的亲切感。

吃过饭，Ronald开车载我出去环岛，带我去看了火山熔岩遇海水冷却后形成的黑沙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黑色的沙子，用手去抓，手却不会染黑，我惊喜地在沙滩上跳了起来……他说：“很多人问我是否后悔过放弃外交官的生涯，你现在看到了，我再也不用每天西装革履并且言辞谨慎的代表政府去工作。在这里，我只是我。给学生上完课，我就去冲浪，浮潜，或者海钓。上海的生活跟巴黎很像，而这里像是它们的反面。也许你不相信，我常常还觉得大溪地太热闹了，我想搬去Moorea，但是现在孩子要读书，要考虑他们的环境，等他们大了，我真的要搬去一个更安静的小岛。到时候也不用再工作，饿了上山采果子，下海打渔，这些都是免费的。”他接着反问我：“你喜欢这里吗？有没有考虑来这里生活？ ”“我可不会打渔。”“玻利尼西亚大学也有人类学系，你毕业了来教书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太阳从海的另一端开始下降，余晖撒在黑色的沙滩上，熔岩的颗粒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辉，有人抱着帆板从岸边折回…我蹲下身，抓起一把黑色的沙子，小心翼翼地用纸包起来，准备带回国。至少，让自己记得，在海的另一边，还有这一种生活方式。

回到上海时，我再次见到Éric时，他兴奋地跟我说：“这次谈得很成功，我们的项目马上要签约了，我们要在大溪地开始工业养鱼了，我以后要经常去那边咯。”“你要去大溪地做渔民了吗？”“嗯，我们要养石斑鱼，还有鲍鱼和龙虾，很多海鲜，我们投资了十五亿美金，要修建一个大溪地海洋产业园，大约每年的海产品要达到20万吨！”“那都卖给谁啊？”“会有很多运到上海来，也会销到欧洲吧，你可以在网上查我们的新闻啊”……

新闻里说，他们马上要开始在玻利尼西亚群岛修建防波堤，修公路，渔场，会雇佣很多的当地人来养鱼，他们还也会建新的工厂，把鱼加工或者包装，会有很多很多的大船开过来，把这些鱼运到世界各地……

我又想起了电影《The lost city of Z》中曾有这样的情节，英国探险家带着儿子来到亚马逊森林中寻找代表神秘文明的古城，发觉原住民获取食物的方式是——采摘一种植物的叶子，将汁液挤入河流之中，随即有鱼类漂浮到水面，原始人将鱼捕获。让探险家惊讶的是：“他们每次只取自己需要的数量。”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玻利尼西亚，还有没有机会登上Moorea岛。如果我还有机会再去的话，能不能再见到图瓦黑，能不能在多鱼之夜出海去看鲸鱼，能不能尝到用椰子喂养的螃蟹？也许不久的将来，我在上海，或者巴黎，都能吃到来自玻里尼西亚群岛的鱼或者螃蟹，但不知道会不会有椰子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