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独特基因在哪里——关于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

结合上海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本文基于考古学视野，为江南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长时段的视角，并通过考古出土的物质遗存构建出江南文化的历史过程。

不论是公众还是学者，都有各自心中的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是诗词中的江南，“烟雨空濛”“云山柳岸”是中国绘画中的江南。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是动态的，它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长度，为江南文化提供长时段的视角，它也是鲜活、形象的，通过物质遗存可以构建出江南文化历史过程，并从中透物见人，见微知著，寻找江南文化的独特基因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江南文化的历史基础

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更多的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江南。英国文化人类学者泰勒把文化定义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学习和传承，进行社会互动，最终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相应的情感取向，其中文化认同是形成区域文化重要的粘结剂和凝聚力。

江南区域的文化认同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注意到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具有各自的特性。苏秉琦首先提出“区系类型”模式，把中国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板块：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强调各区系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

当时，学者们关注的长江下游地区或江浙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因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绝对年代大约距今7000年至距今5800年，其分布范围北临长江，东濒大海，西至宜溧山地，南以钱塘江为界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并存。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绝对年代大约距今5800年至距今5300年，其分布范围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所扩大，向西影响到今安徽省马鞍山、芜湖等地，与长江北岸的薛家岗文化相互影响，向南越过钱塘江对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存产生重要影响。有的学者提出“大崧泽”文化圈的概念，将其分布范围扩大为今安徽境内长江的西段至东海之滨，北达江苏中部，南越过钱塘江。良渚文化因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绝对年代大约距今5300年至距今4300年，其分布范围向北越过了长江，至少达到今江苏中部的古淮河附近，向南可到浙西南山地地区，向西到达近安徽境内的长江沿岸。

根据考古新发现，近年来我们对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之后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因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而命名了广富林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距今4100年至距今3900年，从现有材料来看，其分布范围相比良渚文化时期有所缩小，大致位于太湖西岸的宜溧山地地区、太湖南岸和东岸平原地区，向南可能还影响到了宁绍平原。

这种以太湖为中心的文化格局也延续到了青铜时代。马桥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代表性的早期青铜文化，它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3700至距今3200年（或略晚）。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与广富林文化时期相当，钱塘江以南的宁绍平原及邻近地区可看作马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西周以后，长江下游地区为吴国、越国辖地，两国地域相近，习俗相通，其文化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统称为吴越文化，所谓“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吕氏春秋·知化篇》）。吴越文化的中心就是太湖地区，两国曾先后将都城建于今苏州附近即为明证。

秦汉以后，江南文化的区域性特征愈加凸显，前人已有许多成果，本文不再赘言。

从长时间段来看，文化上的江南，其核心地域始终未偏离过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南和浙北地区，不同时期所包含范围可能还涉及宁镇和宁绍平原等临近地区，它反映了江南文化不断濡化和涵化的动态过程。这种基于地理空间上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江南文化的历史基础，它在史前时期已经形成，并一直影响至历史时期，形成了维系文化发展的稳定结构。因此，“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基于一定地域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

二、江南文化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遗存，无论是生产工具、生活物品、美术作品，还是建筑形态、聚落格局或者墓葬结构等，都是文化的物化形式，通过对其研究可以为复原江南文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如前所述，江南区域文化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马家浜文化开始，经历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史前文明发展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由于缺乏文字资料，考古学是复原历史的最重要方式。以良渚文化为例，根据考古发掘可以确认，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性聚落，它的主体是一座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土筑古城，城市外围还有规模宏大的防洪和灌溉水坝系统。莫角山位于古城的中心，可能是早期城市中人工营建的宫殿台基。与其毗邻的反山贵族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等随葬品，与一般平民墓地相比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良渚文化还拥有精美的陶器、石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显示当时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基于考古学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逐渐达成共识，良渚社会代表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社会。

青铜时代的江南在与中原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地域色彩日益强化。马桥文化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但史无记载，因此，上海马桥遗址、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等考古材料是研究其文化内涵的最重要证据。近年来，浙江东苕溪流域发现了杭州小古城、湖州下菰城、瓢山、南山窑址群等重要的城址、聚落和窑址，丰富了对于马桥文化社会的认识。文献记载，吴越两国自西周建国，但其记述往往语焉不详，重构吴越两国文化面貌必须依靠考古材料。比如，考古发现的江苏丹徒烟墩山墓葬、乔麦山母子墩墓葬、青龙山春秋墓葬等，为研究吴国国君或贵族重臣的墓葬习俗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丹阳葛城、无锡阖闾城、常州淹城、苏州木渎古城等可能反映了吴国晚期都城不断变迁的过程。绍兴印山王陵及周边区域考古调查显示，宁绍平原及临近地区应该是越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的发现反映了战国时期越国北上的事实。

秦汉以后的文献资料逐渐丰富，为复原王朝更替、制度变革等史实提供了基本材料。根据文献记载，六朝、唐宋和明清时期是江南文化形成的几个关键时期。六朝时期的江南地区，从孙吴独霸江左，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再至南朝四代，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文化的历史演进呈现出新的格局。南京上坊中下村M1、安徽当涂县“天子坟”东吴墓，推测与孙吴宗室乃至诸王有关；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南京富贵山墓、南京汽轮机厂大墓等，疑为东晋帝陵；安徽马鞍山发现的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是孙吴时期目前确认墓主身份的最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些发现对研究六朝时期地域文化、社会结构、埋葬制度等有着突出价值。在杭州地区发现的南宋临安城城墙、古城门、皇城与德寿宫、南宋御街、衙署遗址、武学与宗学、手工业遗存、居民生活设施、墓葬等，绍兴地区开展的宋六陵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等，为进一步探讨宋室南迁后的都城布局和南宋皇陵结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明清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文化区域特征愈发凸显。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也是丰富多彩。

由是观之，考古学不仅是重建史前史的重要手段，即使在文献丰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丰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等认识，而考古学又通过出土的器物、墓志、碑刻、铭文、壁画等研究，可以鞭辟入里展现历史的细节，弥补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从而使江南文化的历史过程更加丰满而具象。

三、江南文化的历史基因

从发展来看，江南文化有一个长期衍变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先后呈现出阶段性的特色。通过历史的积淀，一些具有区域特点的因素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强化，构成了江南文化的历史基因，它们与其他文化因素发生交流、融合、裂变，从而在历史传承中形成了本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学界曾经从不同角度提炼出江南文化的若干特点，本文不拟一一比较。仅举两例，以说明历史基因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的活力。

其一，开放、多元之风气。江南地区是近现代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以上海为代表，以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断吸纳先进文化、技术、人才，引领中国之先。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基因根植于江南文化的历史中，史前时期既已如此。

笔者曾以浙江罗家角遗址为例讨论马家浜文化的形成，研究表明，该遗址的形成是来自太湖西部地区先民向东迁徙的结果，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它受到了钱塘江南岸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新的文化因素的产生。在论及崧泽文化形成时，我曾提出它除了继承马家浜文化传统外，也受到了皖江流域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的重要影响。良渚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也多有发现，福泉山遗址曾经出土了一件背水壶，是典型来自海岱地区的产品。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广富林文化也体现了明显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对其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本地传统文化和浙西南闽北印纹陶文化因素也有重要影响。早期青铜时代马桥文化的组成以南方印纹陶传统为主，同时融合了本地传统文化、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和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历史时期亦是如此。虽然，关于“泰伯奔吴”的故事带有司马迁中原大一统历史观的演绎色彩，但是在丹徒烟墩山、北山顶等疑似吴国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车马器、礼器等，代表了中原物质文化在江南地区的传播。而以无锡鸿山遗址为代表，越国贵族墓中常常会发现以原始瓷仿制的青铜礼器，体现了中原礼制文化在吴越地区的影响。秦汉大一统之后，江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因“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导致北方人口向江南地区的迁徙，伴随着世家大族的集体南迁，中原文化传统也注入了江南文化中，促使江南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其二，创新、卓越的精神。器以载道，兹以玉器、青铜器和瓷器来说明江南文化中对于技艺不断精益求精的发展和创新进程。

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然而，江南地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区域。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玉玦、玉环、玉珠等，是目前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考古证据。但是，良渚文化先民在玉器制作中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形成了独特的玉器体系，从而达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和使用的高峰。良渚先民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制玉工艺，包括了玉料选择、切割玉料、加工成型、纹饰雕刻、抛光整型等，通过精雕细琢，良渚文化的玉器品种丰富，造型独特，图案精细。同时，良渚先民还通过玉器上神秘纹饰所负载的宗教含义，使之成为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对后世中国玉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距今4000年左右，源于西方的青铜技术传入中国，通过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技术革新，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冶金技术影响到了江南地区，吴、越两国在中原青铜技术的基础上逐渐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其中，尤以兵器冠绝一时，所谓“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周礼·考工记》）。《战国策》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因此，吴越青铜剑成为世人珍藏之物，《庄子·刻意》称“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谭德睿先生等曾对青铜剑的工艺进行研究，提出吴越青铜兵器制作技术有三绝，体现了其精湛的铸造技艺：菱形暗格纹技术揭示了中国早在2500年前已经掌握金属膏剂涂层扩散工艺的青铜器表面合金化技术；剑首同心圆技术已经达到了陶范铸造技术水平的极致；青铜复合剑技术利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铸成韧性好的剑脊，用高锡青铜铸成硬度高的剑从，这种复合剑具备了刚柔相济的性能，极大地提高了铜剑的格斗性能。

瓷器的创烧则是陶瓷工艺史上重要发明。江南地区的马桥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烧造瓷器的考古学文化。分析表明，马桥文化原始瓷的胎土组成以含高硅、低铝为特征；烧成温度为1150~1175℃，胎质坚硬，吸水率低；釉层透明、光亮，完全玻化或有少量残留物和气泡。这些技术特点说明，马桥文化先民通过选择胎土原料、控制窑温和人工施釉等工艺改进，已经掌握了烧造原始瓷器的技术，完成了从陶到瓷的飞跃。近年来，东苕溪流域发现了一批夏商时期的窑址，又为探索早期瓷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及陶瓷业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原始瓷的发明，既增强了器物观赏性，又增加了器物表面的光洁度，进一步降低了吸水率，因此当这一技术发明以后，得到迅速推广，从而为东汉以后成熟青瓷的发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而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

对技艺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不断的文化整合过程中，成为江南文化的一种特点。比如，明清时期，“苏作”技艺蕴藏了江南人的匠心与巧思，在中国玉器、家具、刺绣等传统工艺中独树一帜，明人宋应星曾赞叹道：“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而以“松江布”为代表的江南棉纺织品以其高质量的品质成为世界性的商品。

考古学研究表明，江南文化以史前文化为根柢，已经孕育了诸多独特的历史基因，由于它们的累积、裂变和传承，才保持了区域文化的特色和传统。同时，这些历史基因与其他文化因素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又使江南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延续性和再生性。

四、江南文化的历史背景

葛剑雄曾说：“我们今天要研究江南文化，要探讨江南文脉的延续，必须从历史地理的环境以及今后将要面临的这一大的人文自然环境来加以思考。”江南文化以长江三角洲及临近地区为其主要分布区，区域内河湖众多，水网密布。从气候特征而言，该区域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江南文化所处特定的地理环境，构成其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它决定了本区域的基本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也由此营造了其文化的特性。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水稻种植起源中心，其中江南地区因其温热多雨的三角洲平原环境，被视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已经发现了距今9000年左右人工栽培水稻的实证。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许多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化稻谷和水田等考古遗存。考古学者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附近挖出了数万斤碳化的稻谷，它可能是被某场大火烧毁的良渚城的粮仓，如此巨大的体量，可见良渚社会稻作农业的发达。稻作农业是古人适应本地区气候特征和自然地理条件所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进而形成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说“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历史时期，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甚至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水乡泽国的地貌特点也影响了古人的聚落布局和居住方式。以良渚古城为例，它在建设中充分利用了多水平原的地理特征。考古勘探表明，良渚古城应该是一座水城，城墙内外均有壕沟水系，城外的北面、东面水域面积较宽，应是沿自然水域的边缘修筑，良渚古城每面有两座水门。除了城市布局外，就连古城相关的民居聚落也呈现出依水而居的格局。如良渚古城美人地地点是良渚晚期的一处居址，它呈东西向分布，中部为一条东西向的河道，河道两侧都有东西向分布的建筑。河道北岸由成排木板砌成，十分考究。美人地遗址的发掘初步揭示出一幅良渚古城城外整齐的水街景象。临河而居也构成了此后江南市镇的布局特征，如浙江嘉兴的乌青镇由乌镇和青镇组成，镇志记载“两镇夹溪相对”（乾隆《乌青镇志》）；浙江杭州唐栖镇清代时十分繁华，所谓“水陆辐辏，商货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光绪《唐栖志》）。近年来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表明，唐宋时期的青龙镇主要沿着通波塘两岸分布，而保留至今的明清江南市镇民居也大多体现了这种布局结构。

由于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江南地区自古就形成了水上行舟的特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曾经发现过距今7000多年前的独木舟，它以松木制作而成，残长5.6米，是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条独木舟，在其周围还发现木桨等遗物。浙江临平茅山遗址发现了一艘良渚文化的独木舟，尖头方尾，船身由整段马尾松圆木加工而成，局部稍有残缺，全长7.35 米、最宽0.45 米。良渚遗址群中卞家山遗址曾发现良渚文化晚期的木构码头遗迹，河道中曾出土过划船的木桨。这些迹象和遗物都说明了江南地区史前先民适应环境，利用舟楫穿流于湖荡河网之间，呈现了一幅水乡生活的图景。历史时期，江南先民继续采用水上行舟的生活方式，所谓“胡人利于马，越人利于舟”，《越绝书》则用 “以船为本，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形容善于驾舟的吴越先民。唐宋以后，随着航运技术的不断提升，江南地区通过长江、大运河等联通全国，以海运联通世界，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高度发展。

自然景观构成了江南文化的地理空间，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江南文化注入了鲜明的水乡文化特色。如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歌咏出鱼戏莲叶的流动之美和釆莲人的快乐。唐代诗人杜荀鹤《送友游吴越》诗中所写：“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描绘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民居特色。江南水乡所蕴含的精致、细腻、温柔、典雅等特色经过历史发展，不断升华，使之生活艺术化，并最终积淀为江南文化中的艺术趣味、人格品质和生命理想，滋养了中国文人的的精神。

简言之，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始于史前时期的地域文化认同，考古学研究为复原江南文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历经数千年，虽然江南文化内涵不断调整更新，但是一些特有的历史基因铸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江南文化自史前时期开始就是一种多元文化体，它通过与周边同时期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与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所具有的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使其不断走向典范。江南水乡的特定地理环境是江南文化保持鲜活个性和旺盛生命力的基础。

（本文原刊于展览配套图录《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特集》，标题原为《器以载道》，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本文配图未经特别注明均为本次展览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