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一样

融合教育是当今国际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保障残障人受教育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展随班就读试验以来，“随班就读”已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政策在各项法律和法规中得到相继确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进，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我国残障儿童入学率的提升，对我国青少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具有战略性意义。让残障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已成为我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规划，保障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利的客观需要。

然而，自1994年原国家教委（教育部）颁发《关于开展残障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来，该《办法》并未做再做相关修订，26年过去了，《办法》中的部分规定和指引已不能满足融合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和指导原则，进一步落实《残障人保障法》、《义务教育法》和《残障人教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最新要求，加快推动特殊教育改革，提升我国残障儿童融合教育质量，亟需加快修订《办法》，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

近日，由壹基金和水滴公益资助支持，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在北京发布了《我的学校——关于残障儿童在融合教育中的真实体验》报告。报告将受访者的个人故事按照“普特之间”、“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三个主题分类呈现，从一个个的身处融合教育环境中的残障学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融合教育已具备雏形；在今天看融合教育，已经不再如40年前那样只是一个选择，今天的融合教育已经是我国普通教育体系的一个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教育的理念和方法都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但是这些发展成果并未被残障儿童全面平等的享受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目标，作为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的《随班就读办法》应与时俱进，通过对其修订完善，匹配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促进和指导地方教育部门管理和指导普通学校实施融合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更有效保障残障儿童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权益。

33个上学故事真实记录残障学生的声音

”我叫贺凡，读初一。我每天自己去上学，不用妈妈送，坐地铁大约20分钟。”

妈妈说，贺凡从来都是自己叫自己起床上学，一早就到学校，很准时，不用家里人操心。他从来都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守纪律。老师说的要求他都会照做，比如明天要带什么书和教具到校，他都能做好。

“我取得了好成绩会跟妈妈分享，但我没有跟同学分享过成绩。”

妈妈说，贺凡成绩不好，很不喜欢提学习上的事情，提到就会不高兴。小学的时候上课还会回答问题，中学之后就不回答了。

“我不需要什么服务，学校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妈妈说，贺凡的学习现在完全跟不上了。以前有教育资助的时候，每周他还可以上一下午的认知课。后来没有资助了，也就没有什么专门的训练了，想在学校让老师辅导也不太现实。

“我喜欢去上学，因为可以见到同学，很开心。”

妈妈说，像贺凡这样的孩子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和班里调皮的同学坐在一起。因此他观察到的，大多是同学调皮的行为。经常放学回家后，会和我说同学上课时间在后面捣乱。虽然有些同学经常嘲笑他，但他不介意，还表现的很高兴。因为只要有同学肯和他一起玩，他就会很开心。

“我有困难首先会想到我们班主任。刚上初中时，我特别想要参加军训。老师却不让我去，最后是妈妈帮我跟班主任和校领导沟通，才让我参加了军训。”

妈妈说，贺凡喜欢在学校操场看同学踢球，他其实也没什么机会参与，就是静静地在旁边看。他可能也没有自信参与吧，他的理解总是有些慢，跟同学一起运动可能也配合不上。

妈妈的愿望，就是希望贺凡能安稳地度过在校的每一天。她说：“我们课下没有助教老师，我想学校也很难有这样的特殊照顾的机会，能这样安稳过去就知足了。”

我叫贺凡，读初一。我每天自己上学，不用妈妈送，坐地铁大约20分钟。

妈妈说，贺凡从来都是自己叫自己起床上学，一早就到学校，很准时，不用家里人操心。他从来都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守纪律。老师说的要求他都会照做，比如明天要带什么书和教具回校，他都能做好。

我取得了好成绩会跟妈妈分享。我没有跟同学分享过成绩。

妈妈说，贺凡成绩不好，很不喜欢提学习上的事情，提到就很不高兴。小学的时候上课还会回答问题，中学之后就不回答了。

我不需要什么服务，学校没有提供什么专门服务。

妈妈说，贺凡的学习现在完全跟不上。以前有教育资助，每周他还可以上一下午的认知课。后来没有资助了，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协助了。在学校希望老师在旁边辅导也不现实。

我去上学很开心，可以见到同学，很开心。

妈妈说，贺凡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们这些学生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调皮的同学也坐在最后，他们坐在一起。我觉得他就坐在最后面观察同学的不好行为。放学回家，他和我说同学上课怎么怎么…。有些同学经常嘲笑他，他不介意，甚至很高兴。只要同学肯和他一起玩，他就开心。

我有困难首先想到班主任。刚上初中，我特别想要参加军训。老师不让我去，可能是为我考虑。是妈妈帮我，才让我参加了军训。

妈妈说：“升中学的时候，贺凡很希望参加军训。学校建议贺凡不要参加，我跟班主任和领导沟通了几次才给他争取了一个机会。”

我喜欢跟同学在一起。

妈妈说，贺凡喜欢在学校操场看同学踢球，他其实就是静静的在旁边看，比较少参予。他可能没有自信参与吧，他的理解有些慢，跟同学一起运动可能配合不上。

妈妈的愿望就是贺凡能在学校安稳度过那些时间。她说：“我们没有助教老师。我想学校也没有资源，能这样安稳过去就算了。”

以上是对33位残障者个案访谈中的一个故事，虽然这33个生命故事我们无法一一呈现，但是我们相信这些积极的、快乐的又或是孤单的、难过的故事是所有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随班就读的特殊需要人士的缩影，我们希望这样的个体经验能把我们带入这片土地上一些残障个人在教育过程中的收获、困惑和挑战。以每一个人和家庭为一个完整的样本，通过一个一个的个案，试图感知宏观政策在局部的运转状况。

94版《随班就读办法》不能更有效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提高残障儿童入学率，逐渐开展各类残障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的试点工程。

1988年11月，国家教委召开第一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讲话中说“为了加快特殊教育的发展步伐，必须改革过去只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的单一模式，实行多种形式办学。要在办好特殊教育学校的同时，有计划地在一部分普通小学附设特殊教育班或吸收能够跟班学习的残障儿童随班就读。逐步形成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大量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的残障少年儿童教育的格局。”

事实上，与其说国家教委提出了随班就读的理念，不如说随班就读的提法是对普通学校接受残障儿童的实践总结。在官方正式提出随班就读的理念之前，已有一部分残障儿童进入了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在国家教委正式提出“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大量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指导方针之后，随班就读的实践在制度层面得到认可。

正是在这种方针的引导下，开始广泛采用“普通与特殊”、“随班就读与特殊教育”的二元框架来理解残障人教育。

从1980年中后期到2014年前后，随班就读实践在不断调整和总结中发展与成熟。随班就读制度的最大成效是大幅提高了残障儿童入学率，从1980年代后期的不足6%提高了许多倍。

自2014年起，教育部连续出台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正式在此期间，融合教育逐渐在制度层面取代随班就读。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障人教育条例》修订，其中第58条规定：融合教育是指将对残障学生的教育最大程度地融入普通教育。这一条标志着融合教育正式写入法律。

基于新时代对于《随班就读办法》的新要求，壹基金和水滴公益支持北京晓更助残基金会形成了2020年《建议修订随班就读相关政策，促进提升特殊需要儿童融合教育》的提案，由两会代表、委员协助提交。提案建议具体包括：

第一，在新修办法中基于《义务教育法》和《残障人保障法》精神扩大政策对象范围，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肢体障碍、视障、听障、智力障碍、精神障碍及多重障碍儿童以及其他有专业评估意见确认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同时，完善残障及特殊需要儿童的鉴定评估原则和程序，残障评估鉴定应当依据多学科综合意见，且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具评估结论和意见。

第二，《新办法》的总体原则应该与《条例》一致，明确残障儿童及其他特殊需要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禁止任何基于残障的教育歧视。积极推进融合教育，切实有效落实残障儿童入学“全覆盖、零拒绝”的方针且保障他们的教育品质和校园生活融合度。

第三，应当延续原有管理机制设置，同时完善以学校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融合教育支持系统和目标管理体系。将融合教育发展状况和质量管理纳入地方政府部门民生发展考核体系，并建立有效的问责和惩罚机制。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以自闭症、脑瘫、罕见病等特殊需要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社会倡导为主要策略，搭建与支持特殊儿童服务机构、家长及病友组织、研究机构、公众和企业的联合行动网络，有效促进社会接纳及政策支持，促进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庭享有有尊严、无障碍、有品质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