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赌王”与土生葡人：何鸿燊身世背后的族群传奇

澳门“赌王”何鸿燊去世的消息，一时间占据了各大新闻的头条。他当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商业传奇，有爱国义举，也有四房姨太的“八卦”；甚至一张照片，也可以引出一个族群的传奇。

白人金字塔的底层

在何鸿燊年轻时期的照片中，“混血儿”的特征尤其明显。他的确有异国血统，其家族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香港。用“冒险家的乐园”来形容开埠后的香港并不过分，希望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地方碰碰运气的欧西商贾蜂拥而至，与从华南前来“揾快钱”的乡民不期而遇。犹太裔荷兰人何仕文（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与华人女性施娣认识同居，生下的孩子起名“何东”、“何福”。何鸿燊就是何福的孙儿。

何东、何福的外表让人一看便知为混血儿。“一生下来便失去了中国传统家族、宗族及乡里纽带和网络”的欧亚混血人在当时的香港被人称为“边缘群体”——原因也很简单，英国人自恃为文明种族，而在中国人眼里他们却只是些“番鬼（佬）”。华洋社会均对“非我族类”嗤之以鼻，不愿与对方来往，混血族群被夹在中间，自然处境尴尬。

按照1897年的香港人口统计，像何东家族一样的欧亚混血人有272人。考虑到当时全香港的“欧美人口”一共只有5500多人，这个数字倒也不容小觑。而且，这五千余人的“欧美人口”其实也不很“白”，因为其中大约半数是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就连当时的英国政府也将其视为另类：“因不断与异族通婚，家世嬗变，到他们这一代已很少欧洲血统。”在香港，他们与何东这样的“欧亚混血儿”其实“同病相怜”。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权力等级中，欧洲白人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上层，而混血族群在最底层。这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颇有相似之处——在那里，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半岛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土生白人（“克里奥尔人”）反而饱受压迫，以至于所谓的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革命，其实就是土生白人推翻了“半岛人”的统治。

拉丁美洲有“土生白人”，澳门也有“土生葡人”。这个名词在葡萄牙语中写作“Filhos da terra”，其意相当于中文里的“本地人”或“当地人”。澳门华人称之为“土生人”。有趣的是，葡萄牙本土出身者不被称为“土生葡人”，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也没有“土生葡人”，这是一个只属于澳门的概念，通常指在澳门居住，或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后裔。

西欧势力进入澳门（16世纪中期），要比进入香港早得多。15世纪葡萄牙人出海远征之时，为了减少闲散人员和避免分散男人的精力，国王下令禁止妇女随船出征。直到1505年才打破禁令，允许贵族家庭的女性成员随行。不过，按照16世纪的航海条件和科技水平，从葡萄牙坐船抵达马六甲海峡以东，少说也需要两年时间。海上航行风险极大，实际上很少有葡萄牙或欧洲的妇女随船同行。于是，葡萄牙商人在旅途中常常携带男女奴隶，特别是从印度、马来亚、甚至非洲贩卖来的女奴，他们最后往往成了葡萄牙商人的同居伙伴。在这样的关系中，必定有子女出生。这些子女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父母的承认，并由父母为他们洗礼。这便是第一代土生葡人——有一种说法称第一代澳门土生葡人由“500名葡萄牙人与500名印度和马来亚妇女通婚而来”。

对此，早有葡萄牙学者不无感慨地表示：“的确，在东方，凡是葡萄牙人留下过遗迹之处均产生过十分丰富的基因混合。他们把已十分混杂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的遗传本底带到了那里，又通过他们的葡萄牙—亚洲混血的子女将亚洲大陆上各种不同的基因带到了那里。”

买办的渊薮

这个奇特的“土生葡人”群体，很可能就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买办”的最初来源。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由于“中土民人与夷人不准私相授受，已为成例严禁”，“买办”就成了洋商必不可少的助手。“买办”被早期葡萄牙人称为“comprador”，即采办者。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传教士马礼逊在他的《中国商业指南》里写道，“买办为广州外国商人的家务管事，也是泊在黄埔的外商船只上的管事，他们在这两个场合的职务是一样的。船上的买办要供应膳食，雇码头伕和苦力，为船主和船员采购所需物品以及做其他类似的工作”。大约1703年，一位名叫汉密尔顿的洋商就说，他被要求从一位“澳门通事”处购买需要的所有补给品。这位通事“说葡萄牙语”，很可能就是一位“土生葡人”。

所谓“通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翻译。不难想见，一个“通事”无法包办贸易过程中的所有口头交际。因此，用“侨居中国四十年”的美国商人威廉·亨特的话讲，“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巨额贸易的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的，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这种因陋就简的“洋泾浜英语”不靠谱到什么地步呢，足可以让当代的“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相形见绌。比如，土法上马的“洋泾浜英语”有一句叫做“my Chin Chin you”，其中的“Chin Chin”其实就是广州话的“请请”，说英语的外国人听罢能够不堕入五里雾中，委实不易。

就像有人指出得那样，“洋泾浜严重地限制了沟通的范围，并容易造成误解。在英国人一方，他常常不得不猜测混淆不清的语言；而在中国人一方，洋泾浜英语的知识不能使他理解英语的细微含义”（施其乐，《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

这样一来，精通中英双语的“欧亚混血儿”反而有了用武之地。有个说法就是，香港著名的渣甸洋行（怡和洋行）首任买办蔡星南不谙英语，曾在某次会见渣甸洋行英商班时找小舅子何福充当翻译。会议上，洋人对何福中英双语极为流利的能力十分欣赏，并私底下表示愿意委任何福为买办，取代蔡星南。至于何东，起初只在渣甸洋行的不同附属公司担任部门助理买办，后来也不断擢升，甚至出任位高权重的渣甸洋行总买办一职。

葡国菜的印记

世事偏偏就是这样神奇。在香港，何东这样的欧亚混血儿与“土生葡人”境遇相当，而今天的何鸿燊家族里也有着“土生葡人”的血脉。何鸿燊早年家道中落，不得已从香港赴澳门谋生。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的元配夫人，有着“澳门第一美人”之称的一位“土生葡人”，黎婉华（葡萄牙语：Clementina Angela Leitão）。

话说回来，何东家族虽然有着欧裔血统，但其自我认同却完全是母系的中国人。这是因为，早期的来港欧洲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成百万富翁，多数人都是25岁左右孤身来港，指望捞到“第一桶金”之后就在30岁左右衣锦还乡，因此很少考虑携带家眷做久居打算。那位何仕文虽然在港居住了十多年（1859-1873），却也并未与施娣正式结婚。而且，在何仕文抛妻别子离开香港后，何东也是由母亲独力抚养的。所以，何氏家族的家族籍贯跟随母系，为广东宝安。与这一现象异曲同工的是，澳门的“土生葡人”，也将澳门，而非遥远的葡萄牙视为自己的家乡。

晚清年间曾在德国柏林大学讲学的潘飞声（1858-1934）在1895年及1908年两次到过澳门，并写有《澳门杂诗》。其中“白饭晨餐豉与虾，乌龙尤胜架非茶。发睛黑似吾华种，已见葡萄属汉家”两句就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了一个习俗与血统两者都正在“本土化”的“土生葡人”。

与许多地方一样，“本土化”首先是从饮食习惯开始的。就像一个西方观察家注意到的那样，中西方饮食文化在澳门的交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常常到中国餐馆进餐，而中国人也经常进入葡萄牙餐馆。在许多比较小的餐馆，人们可以同时预定葡萄牙鸡和中式炒面，许多本地小饭馆则以这种方式把各种食物混合起来制饭”。久而久之，“土生葡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用筷子吃牛排，用刀叉吃米饭”来形容了。

如今的澳门“葡国菜”与正宗葡萄牙菜相比，相对味浓、而且较咸。另外，主食方面，澳门的“葡国餐”也较多采用米饭，而正宗葡萄牙餐和其他西餐一样较多用面包。在“澳门葡国菜”里贵为招牌菜的“葡国鸡”就有着中国菜的渊源。这道菜香味浓郁、鸡肉鲜嫩可口，通常作为全套“葡国菜”的主菜，与佐餐酒配合则风味更佳。虽然名字里有“葡国”两个字，其实只是因为澳门的土生葡人厨师，首创性地融会了中式烹调鸡的烧法，融入东南亚的香料，最后用西式烹调的烤法制成，再配以来自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咖喱和椰子，与典型的葡萄牙风味的橄榄等食材，缔造出了这款地道的澳门美食。

值得一提的还有“什锦饭”与“焖烤猪肉”。“什锦饭”是一道中西合璧的主食，以番茄汁调味的米饭为主，配以大香肠片、中式火腿、鸡肉、葡萄干、煮熟的鸡蛋、土豆和炸面包干等。“焖烤猪肉”则采用中国传统的烧法，将肉煮熟，放在猪油中炸成焦黄，然后浇上胡椒、藏红花、桂叶和蒜末之类的调料；这些菜肴自然也难以“撇清”与中国菜的关系。

这恰是澳门“葡国菜”的一个缩影。明清年间的澳门因历史的机缘成为中西饮食文化交汇融合之窗。随着历史的变革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澳门“土生葡人”的饮食文化日渐偏离葡萄牙本土，逐渐形成了带有明显中西合璧色彩的“澳门葡国菜”。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葡国菜”似乎又是“土生葡人”族群在澳门留下的最为显著的文化印记。就像何鸿燊家族新生代的欧洲血统越来越淡一样，如今的“土生葡人”在澳门人口里的比例不过2%左右。这一族群本身，也正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彭海铃：《土生菜：澳门饮食文化的混血儿》，亚洲食学论坛论文集，2011年

李长森：《澳门土生族群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