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俄”与鞑靼族的双重讨伐：一部俄剧背后的历史迷思

4月13日，俄罗斯电视二频道（官方名称为“俄罗斯1台”）开始在黄金档播出由叶戈尔·阿纳什金（Egor Anashkin）导演，鞑靼族女星丘尔潘·哈马托娃（Chulpan Khamatova）主演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Zuleikha otkryvaet glaza）。电视剧根据鞑靼族女作家古泽丽·雅辛娜（Guzel Yakhina）2015年出版的同名历史长篇小说改编。这是雅辛娜的长篇处女作，却出人意料地斩获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年度文学奖项“大书奖”（Bolshaia kniga）和其他一系列同样重要的奖项，随后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其中也包括简体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译者为张杰、谢云才）。

小说以1930年代农村集体化运动中的苏联为背景。（警告：剧透！）不识字的鞑靼农妇祖列依哈·瓦利耶娃生活在一个父权制家庭中，受尽丈夫和婆婆的虐待。她和丈夫在藏粮的途中被征粮队撞见，后者为队长伊万·伊格纳托夫所杀，祖列依哈则作为“富农婆”被剥夺财产，流放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靠着坚强的意志和难友们救帮，祖列依哈活过了地狱般的流放路程和在流放地的第一个冬天，还生下了穆尔塔扎的遗腹子尤素福。流放地的生活虽极端困苦，却让祖列依哈获得新生。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和前贵族悉心呵护母女俩，将尤素福培养成了一个有潜力的画家。一直押送队伍的伊格纳托夫如今是流放地的警备队长，逐渐与祖列依哈产生了感情，两人最终走到一起。作为一个良心未泯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不愿靠捏造假案枪毙居民来换取仕途，因而惹恼了上峰。在被革职前，他为尤素福伪造了出生证明，将其登记为自己的儿子约瑟夫，从而促成其踏上逃亡列宁格勒学画的路途……（剧透终）

“反苏”、“辱俄”话语下，历史的再迷思化

根据叫好又叫座的历史小说改编，又是一个正能量的女性解放故事，外加瘟疫封锁期间人人居家看电视的时机——这本是像阿纳什金这样的年轻导演确立名望的绝佳契机，然而第一集才播完，事情的发展就出乎所有人预料：社交媒体和电影评分网站被排山倒海的恶评与谩骂淹没，喷子们齐刷刷地挥舞着“反苏”、“辱俄”、“第五纵队”等这些年在俄罗斯舆论场来越来越常见的标签。而且更为阴险的是，多数谩骂绕过了电影真正的责任人，而是对准了两位女性——原著作者雅辛娜和女主角哈马托娃。一位脸书用户的帖子可以说凝聚了类似言论的精华：“俄罗斯1台在播放连续剧《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女辱俄分子丘尔潘·哈马托娃在这部反苏宣传影片中担任主角。美国国务院订制了这部电影，而我们的俄罗斯1台竟然转播它。丘尔潘·哈马托娃是个柿油党（liberast），参与LGBT运动，并且为攻打苏联的法西斯感到惋惜。”

封锁这一回只起到了负面作用，就像作家沃多拉兹金（Evgenii Vodolazkin）所说，过去俄罗斯人只需“喝上150克一觉睡过去”，早上再去上个班——“该骂谁骂谁，再踹踹桌子泄愤，然后就能神志清醒地回家了。但如今却没有任何类似的宣泄渠道。他枯坐家中，能骂的人都早已骂过。这时有一部电影上映，然后他掏出电脑和手机，便开始发帖了。”因对影片的立场相左而“友尽”的例子也层出不穷，文学批评家加林娜·尤泽弗维奇（Galina Iuzefovich）就表示自己一早上“取关了六个好友，还把其中两个拖黑了”。

政客立刻嗅到蹭热点的机会。以擅长碰瓷名人著称的非主流小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KPKR）党首苏莱金（Maksim Suraikin）戴着他标志性的特朗普款领带，别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造型的领带夹发表声明，称电视剧为“信息战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武器”、“装在漂亮封面里的反俄产品”，并要求电视台立刻停播。而更为主流的俄共（KPRF）议员加夫里洛夫（Sergei Gavrilov）则出面要求检察院审查影片内容，并要求文化部停止资助这种“抹黑国家历史、分裂社会、侮辱信徒”的影片。反讽的是，这位动辄让检察官来查文艺作品的议员还是议会“公民社会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些攻讦谩骂的缘由，无非是故事以农业集体化时期残酷的去富农化运动（dekulakization）为背景。“苏联有那么多辉煌的成就，不去拍卫国战争、太空竞赛、大国建设，却盯着这些黑暗面拍，这不是抹黑是什么？”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其实是新世纪以降俄罗斯社会主流舆论对历史的再迷思化，这种再迷思化扭转了苏联自1980年代末以来对历史去迷思化的进程，但新时代的历史迷思又与苏联时期有所区别：对后者而言，迷思化的历史是其自身合法性之基础，而对前者而言，历史迷思只是解脱经济停滞、西方制裁、腐败横行的现实之麻醉剂——既然现实令人绝望（而在瘟疫的阴影下，就连未来都显得灰暗起来），那何不沉浸在曾经的大国幻景中？至于是哪个大国，沙俄帝国还是苏联，这根本无所谓，只要国家够大就行。

无独有偶，三年前一部人畜无害的电影《玛蒂尔达》（Matilda）因为讲述了末代沙皇的婚外情史，被同样爱碰瓷的君主主义者们打上“辱俄”标签批倒批臭。虽然看起来两部影片的攻讦者身处政治光谱的两头，但他们有着近乎一样的思维方式，为同一个人在议会中充当橡皮图章，而被他们动员起来参与集体迫害的很可能也是同一群人。顺着这一逻辑，也大致可以理解当代俄罗斯主流舆论“贬列崇斯”的倾向——对这种思潮来说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一个大国被列宁“摧毁”了，而斯大林把大国又重新建了起来。当然，这给电影导演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比如说，要是他在拍摄俄国内战时丑化白军、美化红军，那么他或许就会被骂辱俄，而要是他对斯大林上位后的红军进行负面刻画，那么他依然会被骂辱俄。

然而五年前，当《祖列依哈》小说问世时，得到的是普遍的好评，只有在作者的故乡鞑靼斯坦受到了抨击（详见后文）。那么为什么电视剧播出后，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对待？这是因为在如今的俄罗斯，电视与书籍的受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1999年以后，俄罗斯的电视节目，尤其是那几个覆盖全国的“联邦频道”受到了官方强力管控，这种管控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变后进一步增强。电视节目里充斥着假新闻和阴谋论政治脱口秀，以至于人们现在往往用“僵尸盒子”（zomboiashchik）来谑称电视。而受钳制相对较少的图书市场则多少还保存着体面。结果就像苏联摇滚元老、“时光机”乐队（Mashina vremeni）灵魂人物马卡列维奇（Andrei Makarevich）略显刻薄地评论的那样，“难道书讲的是一回事，电影讲的是另一回事？才不是。书是好书，影片不好？也不是。……无非是我们的国民被整齐地划分为两个物种。一个物种能够读书。另一个看电视。……这六年里进行了了不起的育种工作。而果实我们才刚刚开始收获。”

然而反讽的是，制作这部电视剧的俄罗斯1台本就是“僵尸盒子”最积极的育种者，理应对如何操纵“僵尸”驾轻就熟。更何况为照顾电视观众们的感受，影片在拍摄时已悄悄对原著中各种尖锐的地方都进行了打磨、粉饰，结果却还是得罪了所有人。另一位著名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Viktor Erofeev）的评论一针见血：“二频道幼稚地以为，毕竟斯大林的所有成就并不都是正面的，以为可以把集体化……当作一个开放的话题。不，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政府的头领们赶不上了，如今民众……的步伐已经迈得太远。我们再次看见一个悖论景象：国家的头面人物……竟比那些满怀仇恨地批评这部集体化题材电影的群众更为自由派。”

这也是为什么甚至就连2014年后与当局过分亲近，甚至不惜亲自上东乌克兰战场交投名状的当红作家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都出人意料地表达了对雅辛娜的支持。不过这一表态的动机与其说是对同行的赞赏（毕竟他承认自己甚至没有读完原著），毋宁说是恐惧——因为就连他这样深得当局青睐的红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不成为“僵尸”后浪的下一个席卷对象。

O tempora! O mores! 就在差不多十年前，俄罗斯1台还曾拍过揭露性远甚于《祖列依哈》的文学改编剧——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V kruge pervom）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Zhizn i sudba），都获得了大量好评，可如今一部不温不火的《祖列依哈》却足以闹出让创作者人人自危的风波。

但仍有不屈服的勇者，而此番遭受最严重打击的哈马托娃就是其中一员。她不卑不亢的公开回应再次让人感受到这位杰出演员的智慧与人格魅力：

这种狂暴的反应更多是让我惊奇。要知道我们的影片只是斯大林时代实际发生事情的一个非常轻快的版本，我曾担心大家会因为不够尖锐而批评我们。我认为，渴望洗白过去的基础是幼稚、不学无术和惰性：不想沉浸在其中……但需知好的文学——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格罗斯曼、戈连施泰因——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读它需要内在的努力。现在不学无术、无知无畏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操纵这些人并不复杂，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是很方便的。他们将历史的悲剧性路标当作个人的屈辱。当我给我的孩子们指出错误时，他们也是如此反应的。

……

还记得《阿尔巴特的儿女》播出后人们的反应恰恰相反：“我们烦透了你们和你们的斯大林！够了！你们不说我们也全都懂。”然而实际上去斯大林化在社会上最终也没有发生。原因没有被勾勒，事实没有被清晰地陈述，结论没有被做出。一切也仍将如此持续。

尽管有如此病态的反应，我认为，我们仍需积极地捍卫自己的观察、自己的观点。社会必须意识到，去富农化是犯罪，是谋杀，是无数人的悲剧。这是一场改变了我国历史的道德伦理灾难。

至少不能陷入失忆。一部影片敢在多大程度上触及这个问题，这取决于每个导演自己。

我不认为这场迫害是针对我个人的。毋宁说它展现了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准备好自我教育、开拓关于自己的真相。人们允许自己用这种敌意的、蛮横的口气来攻讦别人“玷污历史”，在这之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一切都掺杂在一起、互相关联，就比如与粗鲁相关联的是野蛮与敌意，是无力选择合适的词汇来描绘自身的感受，只会吐一口唾沫然后就走开。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必把时间浪费在伤害别人上。

但我想过，敌意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其中也包括防御恐惧。而如今有许多人其实是恐惧的。

鞑靼族的炮火：东方主义殖民文学？

但是除了斯大林主义者的猛攻，《祖列依哈》还承受着来自另一个方向的炮火——作家和女主角的故乡，也是故事的发生地鞑靼斯坦。有人指责影片中所有鞑靼族角色都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有人指责服装、道具、舞美不够民族风；祖列依哈最后与身为杀夫仇人的俄罗斯人伊格纳托夫走到一起（“我们鞑靼女人决不会做这种事！”），尤素福的名字被改成俄化形式，并跟了伊格纳托夫的父称与姓，这被视为背叛民族传统。而对残酷的穆尔塔扎、“吸血鬼”婆婆的描写则被认为是丑化鞑靼人的传统生活……伊斯兰教界也强烈不满，一来因为剧中有一场两名布尔什维克在清真寺的激情戏，二来剧中流放者上路前点名的名单里竟然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鞑靼教界名人，甚至包括现任俄罗斯首席穆夫提（逊尼派最高阶神职人员）的塔朱金（Talgat Tadzhuddin）。而在鞑靼民族大会（Milli medzhilis）、鞑靼长者委员会（Shura aksakalov）和全鞑靼公共中心（VTOTs）这三个民族组织的联合声明中，雅辛娜和哈马托娃双双被“开除鞑籍”，成了“俄罗斯（族）女作家”和“俄罗斯（族）女演员”，而“在影片中，无论在女性还是男性身上都没有任何鞑靼元素。鞑靼语言和鞑靼精神也同样没有。”与斯大林主义者一样，鞑靼斯坦的批评者也把矛头对准官方机构，制作影片的俄罗斯1台被称为莫斯科丑化鞑靼人意图的传声筒，而鞑靼斯坦与喀山地方当局慷慨赞助影片摄制的行为则被解读成是在背叛民族利益、给不怀好意的莫斯科递刀子。

由于在小说问世后就出现了不少类似批评，因此雅辛娜表示预料到连续剧播出后会出现类似声音，但相信在鞑靼斯坦支持她的观点仍是主流，只不过“恶意的嗓音听起来总是更响”。同时，雅辛娜称这部小说具有两个层面，鞑靼民族身份、苏联历史背景只是表面，而她真正表达的是超越民族的层面，是“一名女性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位移，而正是这种空间转换赋予了她第二次生命”。历史学家伊琳娜·谢尔巴科娃（Irina Shcherbakova）认为，在鞑靼民间的反对声浪中有一种“逆向迷思化”倾向。为了对抗苏维埃政权缔造的历史迷思，他们创造了一种反叙事，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观察苏维埃政权到来前的农村生活、民族传统和父权制秩序。而一些来自鞑靼斯坦的批评言论反倒让人有理由认为，雅辛娜在小说中描写的那种父权制思维模式并未曾真正离开这片土地。比如，历史小说家伊马莫夫（Vakhit Imamov）就曾表示，这部小说不可能是雅辛娜一个人完成的，尤其是关于在流放地建造土窑的片段。“要想知道造土窑的全部细节，必须首先精通这一行当。只有男人能知道这一点。没有一个女人知道建造土窑的细节。这段是一个男人为她写的。女人在这方面既没有才智，而且也不需要有。”

然而来自鞑靼斯坦的声音却并非都是肤浅的无理取闹。比如，鞑靼族德语文学研究者努里亚·法特霍娃（Nuria Fatykhova）在科尔塔网（colta.ru）刊载的批评文章《祖列依哈反对祖列依哈》（Zuleikha protiv Zuleikhi）就深入分析了原著中的帝国意识形态。小说中除祖列依哈外几乎所有鞑靼角色都被刻画得极为负面，而伴随着祖列依哈之“重生”、“睁眼”、拥抱“现代文明”的，是她对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的，也有多神教的）和民族传统的抛弃，因而这种女性主体的重建、“女性主义的激昂”的实质是“帝国对一名（异族）女性与其宗教、文化传统决裂的欢迎”。而尤素福的改名则是这个伪装成现代化的俄化故事的壮丽尾声，让人不禁想起斯大林时期逼迫少数名族大规模改用俄族名字的实践。

小说的情节结构非常符合经典东方主义殖民文学的套路：俄罗斯人（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被迫害的旧贵族与知识分子）被呈现为西方/文明的化身，而鞑靼人则是东方/野蛮的他者。男性他者（穆尔塔扎）作为危险的主体会被杀死，而消极的女性他者（祖列依哈）则会作为战利品被征服者（伊格纳托夫）掳走，带入西方主体的规范空间，并臣服于“进步”的力量。

无论是对苏维埃式女性解放的赞颂，还是塑造人物时略显刻板的手法，雅辛娜的小说既沿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又忠于东方主义殖民文学传统。无怪乎在当代著名作家乌利茨卡娅（Liudmila Ulitskaia）为小说撰写的序言中，将雅辛娜与伊斯坎德尔（Fazil Iskander）、雷特海乌（Yurii Retkheu）、艾特马托夫（Chingiz Aitmatov）等用俄语写作的苏联少数民族作家相提并论。然而许多鞑靼斯坦批评者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影片以粗糙风格化描绘的鞑靼文化之形象为根据来赞颂俄化，而原著则被呈现为民族文学的新典范”。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小说还是改编连续剧都受到俄罗斯官方媒体以及文化建制的支持，因为它们再好不过地重复了一体两面的帝国话语：硬币的正面是“多民族和谐共存”，而反面则是作为先决条件的俄化。

尽管帝国遗产正在逐渐耗尽，但帝国话语仍然统摄着俄罗斯舆论场，即使传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也不能超然其外。在这场围绕《祖列依哈》的论战中，自由派在认真批判、分析斯大林主义者言论的同时，对鞑靼斯坦的反对声浪基本不屑一顾，往往只是用一句“鞑靼民族主义者也感到不满”一带而过，而上文提及的作家叶罗费耶夫甚至抛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这么一顶离题甚远的帽子。事实上，在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个称谓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一方面，一些公然持法西斯乃至新纳粹立场的俄罗斯族人士会被舆论委婉地称为“民族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士往往只需稍稍表露些自觉的民族意识，就会立刻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并被视作潜在的极端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大肆批判。

尽管法国谚语“刮开一个俄罗斯人，您会发现一个鞑靼人”家喻户晓，尽管莫斯科和喀山都乐于宣传“鞑靼人是模范少数民族”、“鞑靼人是与俄罗斯人最为和谐共处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这样的理念，但两者之间显然还远没有达到不分你我的亲密程度。沿着欧亚草原自东向西一波波奔袭而来的游牧民族一直被俄罗斯人视为来自东方的他者，而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在俄语中被称为“蒙古鞑靼桎梏”（mongolo-tatarskoe igo）。尽管在鞑靼人的自我认知中，他们是早已定居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Bulgars）之后，“蒙古鞑靼桎梏”实际上是“蒙古桎梏”，而他们自己也是金帐汗国统治的牺牲品——因此在《祖列依哈》中，鞑靼人将布尔什维克称为“赤帐人”（krasnoordyntsy）——但这却无法改变俄罗斯人的思维定势。无论是在俄罗斯普通民众，还是在多数知识分子的认知中，鞑靼人都和从东方来袭、烧杀劫掠的游牧民形象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就像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ii）的影片《安德烈·鲁布廖夫》（Andrei Rubliov）中描绘的那样（这部不朽杰作也引起了许多鞑靼人的不满）。而今年4月初，普京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次全民讲话中，也将病毒与曾经“折磨”俄罗斯的东方游牧民族相提并论，只不过考虑到当下的政治正确，他没有再点名鞑靼人，而是以较少为人知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i）和波洛夫人（polovtsi，即库曼人）代替。

而对鞑靼人来说，自从伊凡雷帝1552年攻陷喀山后，身份认同危机就一直如影随形。俄罗斯人诚然能带来西化与现代化的可能，但实现这一点却往往需要以抛弃民族的宗教、传统，乃至语言为代价。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苗头总是会被警觉的莫斯科及时掐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i）的新式教育法，亦即扎吉德（Jadid）运动的展开，喀山一度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这场运动在俄国境内却随着十月革命而迅速瓦解。1992年，鞑靼斯坦通过全民公决与制宪程序实际已宣告独立，但最终仍被莫斯科力挽狂澜，最终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曾是俄罗斯少数几个将俄语及民族语言都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的地区，但这项“特权”也终于在2017年被来自莫斯科和本地俄族的持续攻势终结。莫斯科则在今年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中继续乘胜追击，有关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国语”的第68条第1款如今又增加了一个颇为拗口的补充——俄语之成为国语，是作为“构成国家的（gosudarstvoobrazuiushchii, state-forming）民族”（即俄罗斯族）之语言。究竟什么是“构成国家的民族”，以及为什么俄罗斯族可以“构成国家”，而鞑靼族就不能“构成国家”，这都有待博学的宪法学家们进一步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修改显然不会对鞑靼语越来越式微的地位带来什么正面影响。

面对着这样的持续性压力，可以想象为何鞑靼身份认同越来越趋向于防御性和否定性：成为鞑靼人，首先不意为着是谁，而是意味着不是谁——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科里亚申人（kriasheny，即改信基督教的鞑靼人）或者以各种其他形式被俄化的人。在没有中间道路的情况下，（后）殖民时代的鞑靼知识分子仍面临一个两难境地：要么用俄语接受教育，成为像雅辛娜和哈马托娃一样的俄化知识分子、艺术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并不失败的帝国，俄国为少数民族提供的类似机会相较而言是相当充足的），成为“鞑靼人”在外部世界的代言人，但本身却遗失了民族的宗教、传统和语言；抑或就是坚守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对来自俄罗斯或取道俄罗斯而来的新事物持天然的排斥态度，退缩在越来越小的话语空间内，一旦走出同温层就会被人嫌鄙为“民族主义者”乃至“原教旨主义者”。在这一意义上，围绕《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小说与电视剧在鞑靼斯坦展开的争论可以被视为后殖民时代鞑靼人，乃至所有曾被殖民的弱小民族之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最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