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⑧

我们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保甲制度”，它意味着官方将家庭的自我规范扩展到了更大的单位——邻里和街坊。然而，在这方面，晚清政府的管理远谈不上成功。19世纪时，在中国的一些商业城市中，“保甲”制度已经演化成了一种“职业的街正（ headman）”系统。他们负责向官方举报全城范围内的邻里街坊的犯罪行为及地方上的骚乱，这样的街正遍布全城。但是他们的工作完全不依赖于等级森严的家族集团。〔78〕成都的官员们就像这些城市的管理当局一样，仍继续维持这种徒有虚名的“保甲”制度，将居民划分成“保甲”群体来运作，并将各种各样的“保”的名字记载在地方志里。〔79〕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样的群组具有任何管理的实质作用。作为省城，19世纪的成都，倒是较少依赖这种街坊上的“街正”，而是更多地依靠士兵和衙门里的差役去行使警察的工作。城市里每一条街道都有这样一个为头的街正，他组织节庆活动祭祀地方上的神祇，监视街坊四邻的举动。但是这种别具用心的“保甲”形式的警察，靠协助县长们维持地方治安来维持自己的生计的人，主要还是存在于城市之外的郊区和乡村里。〔80〕 

成都校场以及绿营统领衙门周围的营房里驻扎了十个军营，每个军营在册的士兵大约有400名左右。有些军营负有守卫四方城门以及在全城巡逻的职责，特别是在紧张的“冬防”季节，其时正是最为贫困交迫之际，因此犯罪行为上升，守城及巡逻之责更为重大。〔81〕其他街道上的巡逻兵则由两个县长组织。他们都有大量的跟班，可以履行治安和执法的工作。例如：传唤和抓捕嫌犯。1880年代四川的县长们还被命令负责监视外国人在他们地盘上的行动，以及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82〕这样做有什么后果，谢立山在他1883年访问成都时这样提道：“我们刚刚在一家极不舒适的旅馆住下，这时一群五花八门官员的下属，来向我们勒索，他们提出要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服务和帮助。他们离开时，每人手里都捧了一捧银钱，对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心满意足。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尚能息事宁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要价都不高。”〔83〕必须向这些负有保护游客人身安全，以及维持城市的治安之责的“跟班”付小费，这件事暴露了当地城市管理的中国式体制长期存在的捉襟见肘的状况。清政府的管理法规实际上强行规定了，从国家财政里拨付给这些执行政府任务的人员和衙役的钱，只占其应付工资很低的百分比。这些为成都官员们服务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不能从拨付给省级金库里的税收款中拿到工资，于是他们就从“常例费”中分肥。“常例费”是指任何人与官方打交道，求他们办事时，都不得不支付一笔费用，这已经成了例行的规矩。〔84〕这些“衙差”为了自己的生计，就不得不充当掮客，充当中间商。于是，他们在成都，乃至全中国都有了极糟糕的名声，这一点不足为奇。在一些杰出作家的笔下，他们是一群腐败的寄生虫，和土豪串通一气，从人民的不幸中来吸食自肥。〔85〕

清政府时期华阳县最后一任县长周询认为，成都街巷巡逻的士兵及其衙差们是最容易受到腐败影响的人群。他记起一件事，1880年代，一个姓赵的士兵被派去执行巡守北门的军务，他却成了一班赌徒和流氓的首领。总督的一名年轻的护卫袭击赵的赌窝时被刺伤。他的不法行为就曝了光。赵姓士兵的上司为了自保，声称在该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把赵开除了军籍。但是成都县的县长，一个素来足智多谋的官员在当天深夜里亲自带领一群衙差，来到赵的住所搜查到了他巡逻用的灯笼和牌照，证明他没有被开除军籍。〔86〕 

每当清政府觉察到士兵及衙差们的掠夺行为已经失控，或是有其他祸及地方秩序的威胁出现时，就总会有恢复重建“保甲”制度的行动。在太平军起义之后的那些年里，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的确这样做过。在江南的富庶地区，“保甲”制度复兴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要归因于非官方人士的积极行动。在江南的各城市里建立了新的“保甲”局，由地方士绅在官方的监督下来主事。〔87〕在成都，大约在1870年代建立了一个省城保甲局〔88〕。但是，和它在东部地区的保甲局不一样的是，它似乎完全是在文职官员的控制之下，而非由地方士绅来掌管。而且尽管名义上是保甲局，它的主要力量却集中在管控这座城市上，而不是将平民百姓组织成互相监督的团体。一位具有巡回监督级别的候补官员下属四个总管。这四位总管都具有县长级别的身份，每人都被派定一个官职，各自负责城市四分之一地区的治安维持，还包括邻近的四郊。每人都配有几个副手相助，这些副手也都是候补官员。这些副职领导雇来的警察“局丁”或“局勇”夜间巡逻。周询认为这些人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坏影响。〔89〕不过，他还是记得一件事：一位局“总办”迷恋上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他经常利用职权去查户口，为的是去看望那个女人。然而商人采取了报复的行为。当总办查到他的商铺时，商人叫仆人将一捆家织布放进总办的轿子里，然后报告说，每次来查户口时，他的店里就有东西失窃。总办对于他的随从里有小偷大为光火，于是挨个搜查。当查到这个布包时，商人威胁说要去报告总督。感到丢脸的总办被迫按照商人的要求解决了事。〔90〕

有这么一支由士兵、衙差以及“保丁”、“保勇”们组成的人马，成都强化治安的队伍是十分驳杂的。周询所说的那个赵姓士兵的故事就说明内部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避免。〔91〕不过因为害怕总督大动肝火而让自己吃苦头，这样的冲突很少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很少公开化。总督，甚至县长被授予的特权，使他们可以对不法之徒施以的惩罚也的确令人恐怖。〔92〕清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臣民深信公开施行的重刑确有很大的威慑力。被判有罪的犯人会被游街，并在衙门前示众数日，他们的头颈被锁在沉重的木枷内，他们的罪行被大笔书写在告示上。一个外国人观察到，相比欧洲的城市而言，在成都，暴力行刑还是较为少见的。〔93〕然而官员们可以使用暴力，几乎可以说是随意的行为。周询讲了一个关于某位成都长官的故事，很是令人惊叹。这位长官早年间当过泸州的县令，那时他曾看见一个老妇人沿街高声叫骂。他命令他的随从给她一顿好打，正在打时，他突然叫住了他们，因为他瞥见了一位穿着入时的年轻女子正从

一家店铺门内往外看。他命令手下放了那个老妇人，而抓住那个年轻女子下死劲狠打。事后，周询问他这样做的缘故。这位长官告诉他说那位老妇人只需要吓唬一下就行了，目的是叫她改正她的行为。而那位年轻女子明显是一个站街女，她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命令规定像她这一类人都得离开城市。问及他如何得知她是一个妓女时，这位长官一一列举了他的理由：她的衣着和装饰对于一位显然来自贫苦家庭的女子来说太过华丽；她所站立的那个店铺明显看来是一家烟馆，她大约是站在那里勾引顾客；再者没有任何规矩的年轻女子会那么热衷于观看一场公开示众的殴打。〔94〕在城市的贫民区里处理公共治安问题时，《大清律例》里规定的法律程序常常会被官吏们这样做出稳健的更改。对付暴虐的官员，成都居民自有一套办法。他们贿赂这些服务于政府的衙差和士兵，收买他们来阻止官方对他们进行调查。〔95〕受了贿的官员只好任由他们摆布。据周询说，那位迷恋商人女儿的不幸的“保甲”局总办后来又再一次受骗上当。

1881年咸丰皇帝守寡的妻子去世，保甲局的这位总办命令他的局丁、局勇们强力推行国家规定，在百日守丧期间严禁男人们剃掉前额的头发。一群没有照命令执行，而剃掉了前额头发的男人们把派来抓他们的兵勇团团围住，将他们前额的头发强行剃掉。被剃掉了头发的兵勇们，聚拢来一商量，觉得别无他法，只得脱掉制服逃跑了。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乐得喷饭。〔96〕

-----------------------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莹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4-1

定价：78.00元

装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