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天皇”：光格天皇如何“夺回”天皇称号

如今提到天皇，所有人都会想到日本君主。但在历史上，日本“天皇”尊号与中国“皇帝”称号其实有着一个巨大的不同点：“皇帝”称号自秦始皇创造以来一直延续到近代，但“天皇”尊号却间断过很久，直到近代才重新复活。

“天皇”尊号首次使用是天武天皇（第40代，？—686）时期，后来通过《大宝律令》（701）加以制度化，并给予之前所有日本“大王”以“天皇”的称呼。但从冷泉天皇开始，“天皇”尊号的使用越来越少，乃至顺德天皇（第84代，1197—1242）去世以后，“谥号+天皇”的命名形式在600多年内遭到弃用，而是改用“追号+院号”来称呼日本君主。

使用“院号”并不代表剥夺了君主身份，但“天皇”尊号的弃用却伴随着日本公卿与武士阶层的崛起，这些实权阶层架空天皇、代替天皇掌握政权，形成了颇具日本特色的“摄关政治”与“武家政治”。在日本国学者看来，“天皇”尊号的废弃也就意味着对日本君主这一国家至尊地位的挑战。

皇室政务：京都朝廷与江户幕府之间的初始关系与变化

“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这是江户幕府针对日本皇室管理的“根本大法”——《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第一句的汉文原文。除去“艺能”（技艺与能力）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每个中国人都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似乎是说“天皇光搞学问就行了，别想着过问政治”，而从江户幕府200多年历史来看，天皇在大部分时间里确实无法插手政务，这就给了大家一个基本印象：近代以前的天皇都没什么用。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如果展开看《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全文，就会发现所谓“学问”二字并不意味着“死读书”，而是要学习中国古代名著《贞观政要》《群书治要》，修习古代日本天皇留下的家训《宽平遗诫》《禁秘抄》等。这些书目不仅包含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形态的描述，还详细介绍了古代朝廷的运作管理模式，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换言之，江户幕府不但没有要天皇远离政治的意思，相反还希望让他学习“帝王术”，仍将天皇奉为这个国家的君主。

身处现代，我们会很自然地把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政权称为“京都朝廷”，而把以将军为中心的武家政权称为“江户幕府”，会认为两者截然不同，日本是一种二元政治形态。但在江户时代，这两个词的出现频率都不太高：“京都朝廷”对应的说法是“禁里”或“禁中”（如《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而“江户幕府”则一般被称为“征夷府”（幕府将军全称为“征夷大将军”）、“公仪”（即公权力之意，意指幕府可以调停各诸侯之间的纷争），甚至江户幕府也曾长期被称为“朝廷”。

“朝廷”可以泛指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升斗小民来说，无论是在京都还是江户，只要是一个能办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就可以看作是“朝廷”。毕竟江户时代初期距离上一个幕府——室町幕府（1336—1573）相去不远，而室町幕府与天皇、公卿系统都安置在京都，大家自然会认为新生的江户幕府也属于“朝廷”，而且由于京都朝廷基本上做不了什么实际政务，因此，江户幕府才是当之无愧的“朝廷”。换言之，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京都朝廷与江户幕府在理念上并不存在共存矛盾，幕府将军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天皇或公卿权威，就完全可以用“武家栋梁”这个简单称号统领全国武士乃至老百姓。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问题终究还是来了。

18世纪80年代，日本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饥荒，即所谓“天明大饥荒”。饥荒起源于天明三年（1783）岩木山、浅间山两座火山喷发，火山灰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导致日照量下降，对农作物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从第二年开始，整个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疫病蔓延，人口骤减。到天明七年（1787）五月，由于各大米市将大米囤积居奇，处于饿死边缘的老百姓袭击了江户与大坂的各大米市，引发江户幕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暴乱。

面对这场危机，江户幕府老中首座（最高议政官）松平定信开启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宽政改革”运动，他要求幕府官员厉行节约，彻底紧缩幕府财政，严控民众思想，以使幕府统治走向稳定。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松平定信在给将军德川家齐的书信中倡导一种被称为“大政委任论”的思想，即认为幕府统治国家的权力是由天皇授予的，日本并不属于幕府将军所有。很明显，松平定信已经开始为江户幕府有可能出现的崩溃寻找后路，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权力的另一端——京都朝廷的兼仁产生交集。

恰好在这一时期，京都朝廷的地位在光格天皇兼仁的努力下正不断提升。

重修古礼：光格天皇对于礼仪的要求

光格天皇兼仁是近现代天皇的直系祖先，在他这一代，天皇世系发生了一次变化。由上图可见，兼仁的血统距离上一个担任过天皇的先祖（东山天皇，第113代，1675—1710）已经过了三代，如此跳跃性的继位在日本历史上虽有先例，却也是非常罕见的。而兼仁即位以后，他所能仰仗的只有一位退位女帝后樱町上皇（第117代，1740—1813）。诚然，这位女帝给予兼仁以很大的信任，但即便如此，兼仁在当时仍然备受冷落。

既然血统无法获得尊重，那么争取尊重就只有一条路：靠实际行动。不过，由于江户幕府封印了京都朝廷的所有世俗权力，甚至京都朝廷本身都需要由江户幕府提供3万石的给养，留给天皇本人闪转腾挪的空间非常少。兼仁唯一的努力方向，只有祭祀。

首先是“朔旦冬至”，意指日本旧历十一月一日与冬至日重合的那一天，每19年一次。古时，天皇会从宫中主殿“紫宸殿”中走出宴赏群臣，但从1449年之后因战乱而连续337年没有举办过。于是从天明六年（1786）五月开始，兼仁就要求关白向“武家传奏”表达亲自参加“朔旦冬至”节日庆典的想法，希望幕府能够提供相当于200石禄米的金钱加以支持，幕府没有多想，很快批准。

不过，兼仁与周围公卿似乎都忘了一件事。上一任天皇——后桃园天皇（第118代，1758—1779）去世于十一月，因此十一月也就是“忌月”。兼仁虽然不是亲儿子，但形式上却是后桃园天皇的养子，还迎娶了后桃园天皇的女儿，那么在上一任天皇去世的“忌月”搞一出300多年没举办过的庆典，放在现在不无“坟头蹦迪”之感。

那还办不办呢？十月二日，天皇召见关白询问对策，得到的答复是“忌月、忌日之先例分属两端，可决于陛下之意”。随后天皇又召见武家传奏，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建议：“本代（天皇）可以不采用忌月，改用忌日。”而后桃园天皇的忌日是十一月九日，这就错开了十一月一日的庆典。

万事开头难，第一件成功了，后面也就容易了，兼仁随即将目光对准了“新尝祭”。新尝祭是每年宫中祭祀中最重要的节日，但从1463年之后就因战乱而中断，直到18世纪初期才断断续续地举办。在兼仁的坚持下，新尝祭于天明六年（1786）十一月二十一日举办。各类祭祀的复兴不仅让兼仁在公卿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也颇受老百姓的欢迎。毕竟宫中祭祀活动多起来，城市气氛也会热闹很多，这就需要更多物资与人员，京都百姓也会获得更多的营商与就业机会。

两天后，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京都东郊的山科地区，一位叫吉田屋喜右卫门的猎人捕获了一只“珍鸟”，尾、翼及羽毛都是纯白色。这只珍鸟引起了京都上层人士的注意，很快就呈给兼仁观赏，经过群臣议论，随后被定性为日本古代祥瑞中的“白乌”。虽然“白乌”只是祥瑞四大等级中的“中瑞”，也就是第三等级，但经过京都公卿咬文嚼字地包装，“白乌”现世成为上天对兼仁复兴“朔旦冬至”与新尝祭的一种赞赏，更是未来皇室走上良性发展的吉兆。

其实，这个吉兆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传说中的“白乌”是通体白色的鸟，然而这只鸟却只有羽毛部分为白色，严格来说很难算数。但对于没落多年的京都朝廷来说，对于需要证明自身能力的兼仁而言，他们需要用“祥瑞”为天皇复兴各项礼仪来作背书。

事随人愿，京都朝廷的声望突然开始上升。天明七年（1787）六月七日开始，京都附近市民流行起一种新的仪式：绕着京都皇宫外城墙散步（禁里御千度）。一开始只有几十人，后来越聚越多，甚至有记载说一天有三万人绕城散步。不仅如此，京都大街小巷还张贴告示：“近来凶作连年，米谷奇贵，困窘人多而世上艰难，故而若有志于六月十一日前往禁里（皇宫）御千度（绕城行走），请一同前往。”

如前所述，天明年间的日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中，就在“禁里御千度”开始的前一个月，日本各地频繁发生袭击米市、抢夺粮食的恶性治安事件。老百姓需要一个明确的精神寄托，而兼仁兴办礼仪之事自然让附近町民、农民觉得京都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物，自然争相前往参谒。于是到六月十一日这天，皇宫附近就有了这番景象：

“十一日参谒人估计有五万余人，广阔大路上几乎无处容身。这一天本来有皇族公卿拜贺（天皇）之仪，（由于人太多）就算不下跪也不会受到惩罚，反而是（皇族公卿）会躲着前来参拜的人。女院御所（后樱町上皇）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米团两个两个发下去……大家都把米团当作供品不敢吃，而是用纸包起来拿回家。”

不仅如此，老百姓似乎还把京都皇宫当成某种类似神社、寺庙一样的宗教场所。他们经常绕城数圈，结束之后在皇宫南门站定，用纸写上“五谷成就”（五谷丰登）的字样，包着十二枚铜钱扔进皇宫。仅六月十一日这一天，皇宫南门就堆积了四十贯文钱，平均算来，相当于有三千多人向皇宫里面投掷钱币。很明显，天明年间的大饥荒与兼仁复兴宫中祭祀的行为叠加在一起，让自江户时代以来一直远离老百姓视线的京都朝廷终于有了自己独特的地位。虽然天皇在老百姓心中不一定拥有“神”的地位，但在遍求各路神佛无果之后，他们当然希望京都朝廷这个象征着日本传统与秩序的“活化石”能有所作为。

于是，兼仁又进一步推行起自己的“复古”计划。

复古热潮：皇宫重修中的博弈

天明八年（1788）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一日，京都发生了一次巨大火灾，受灾面积达1424町（接近14平方公里），京都皇宫也被烧毁殆尽，只能重建。

三月二十五日，兼仁召见了一直私下里研究皇宫建筑历史的僧人固禅（1736—1804）。固禅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一直试图考证复原平安时代皇宫图纸，后来这些成果浓缩在了30卷本的《大内里图考证》之中，成为皇宫重修的必要史料。召见这个人，象征着兼仁开始走出江户幕府设定的框架。多年前，里松固禅曾因卷入政治纷争受到处罚，为了重修皇宫，兼仁不仅特赦固禅的刑罚，更任命他为重建皇宫的顾问，等于直接否决了江户幕府曾经做出的决定。

江户幕府当然也要行动。火灾发生后不久，五月二十二日，老中首座松平定信亲自带队来到京都考察灾情，整整待了十天。在考察了兼仁临时居住的寺庙“圣护院”之后，松平定信要求京都所司代给武家传奏打了一份报告，希望能够先修一两座临时宫殿让兼仁与公卿住进去，再按照被烧毁皇宫的原样重修皇宫建筑群。

之所以要求原样重修，松平定信并不是与兼仁作对，而是因为幕府财政确实处在破产边缘。按照前一年的测算，天明八年（1788）幕府财政可能会出现将近100万两金的赤字，而整个幕府金库的存款却只有81万两金，重修京都皇宫当然不能过于奢华。松平定信甚至提出“宫室之美亦是小民之膏血”，希望京都朝廷能“矫奢侈之弊风”。

然而，早在松平定信来京都之前，京都朝廷就铁了心要按照平安时代的皇宫样式重建。不过聪明的是，京都朝廷精心设计了图纸细节，虽然为皇宫正殿“紫宸殿”、天皇主要居住的“清凉殿”增建了回廊建筑，但最终交给江户幕府审核的图纸却显示总面积为1514坪（接近5000平方米），比起烧毁前宫殿的总面积还少了10坪（相当于33平方米）。

而且，图纸绘制过程异常缓慢，从五月十七日“紫宸殿”绘制开始，到八月十七日着色完成，整个图纸画了近三个月。直到八月二十日，图纸才提交京都所司代，随后传递给江户幕府。这么一拖，江户幕府自然没有太多时间细究图纸。十一月六日，江户幕府将意见返回京都朝廷，表示理解兼仁重修复古宫殿的想法，但也要考虑缩减成本，不太重要的地方应该进一步缩减面积、使用更为简朴的木材。

兼仁欣然接受。对于这位视礼仪为生命的天皇，“紫宸殿”这座平安时代的礼仪主殿必须雄伟壮观，其他地方可以不必特别华丽。虽然江户幕府明显是在逼迫京都朝廷，但这一次却并没有让兼仁多么困窘，双方各自宣布胜利而回。到宽政二年（1790）十一月，主殿部分竣工，紫宸殿、清凉殿、回廊以及承明门共同形成的礼仪宫殿群在六百年后重现于世。

十一月二十二日，兼仁举办了极为盛大的“迁幸”仪式（回宫仪式），整个仪式严格按照固禅的考证完成，兼仁乘轿经过京都城内的三条大桥，接受老百姓的朝拜。由于宫殿重修召集了大量京都受灾百姓帮工，一度衣食无着的京都普通人获得了难得的工作机会，于是到天皇举办回宫仪式这一天，人们纷纷从家里出来观看这场盛大仪式。

兼仁的复古行动让他的威望逐步走向顶点，也为下一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毕竟“复古”理念看似安全，却也暗藏杀机：镰仓幕府末期的后醍醐天皇试图恢复天皇对于国家的绝对统治，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倒幕运动，最终开启了所谓“建武中兴”。如果兼仁也想效仿后醍醐天皇，江户幕府自然是不会答应的。

不久之后的宽政四年（1792）八月，江户幕府就对兼仁实施了一次重要反击，即“尊号事件”。

尊号事件：发生于日本的“大礼之议”

兼仁由旁系继承大统，即位之后马上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兼仁的生父——闲院宫典仁亲王仍然健在，那么在日常活动中，本来的父子关系就变成了臣与君的倒置关系。

更麻烦的是，《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二条规定“三公之下亲王”，也就是说，典仁亲王作为世袭亲王家的家主，地位上在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之下，各种场合的座次都要排在这三个大臣之后。要知道，当时的关白鹰司辅平在血统上是闲院宫典仁亲王的亲弟弟、兼仁的叔叔。每次有活动举行，父亲不仅要排在儿子后面，还要排在弟弟后面，整个场景很是尴尬，重视礼仪的兼仁当然难以忍受。

早在即位之初，兼仁就询问能否为父亲加上“上皇”尊号，如若实现，闲院宫典仁亲王就可以获得上皇待遇，尴尬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不过幕府却不置可否。宽政元年（1789）二月，随着京都皇宫开始重修，兼仁又一次提出此事，专门给幕府方面递了一封信，信中举出两个“不登极帝”（即没有即位的天皇）的“先例”，要求幕府讨论给57岁的典仁亲王赠予尊号的问题。八月，这封书信递到了幕府老中首座松平定信的手中。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时期，幕府也有着相似的事情。当时的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也不是前一代将军的亲生儿子，而是“御三卿”德川治济的儿子，只是由于第10代将军德川家治无嗣去世，德川家齐才获得了将军职位。与兼仁相仿，他也想给自己的生父加上象征着“退休将军”的“大御所”称号，以表达自己的孝心。

作为江户时代“宽政改革”的发起者与实行者，松平定信非常重视构建一套维系江户幕府稳定的意识形态。比起传统日本儒学重视“孝”的做法，他更重视树立朱子学的“忠”。于是中国式的“君臣如父子”的意识形态到了日本，就反过来变成“父子如君臣”。只要没有接任将军或天皇职位的经历，就不能获得“大御所”与“上皇”称号。于是对于将军德川家齐，他迅速表示拒绝；同样地，松平定信也拒绝了兼仁的请求。

兼仁当然很是愤懑。宽政三年（1791）八月，兼仁更换亲幕府的关白兼叔叔鹰司辅平，任命对江户幕府有着反感情绪的一条辉良担任新关白。随后十二月，兼仁向41名高级公卿发布“敕问”，询问“太宰帅亲王（即兼仁生父闲院宫典仁亲王）是否应下（上皇）尊号”。经过多年相处，大部分公卿都已经了解到兼仁脾气有多倔。于是41份回答中，除去2人反对、3人保留态度之外，其余36人均表示同意。

看到公卿意见统一，兼仁喜出望外，在宽政四年（1792）一月迅速写好一份“御内虑书”交给江户幕府的京都所司代。所谓“御内虑”，便是指天皇的私下想法。这份文件中首先提到公卿集体同意为天皇生父赠予尊号，随后又摆出了之前提过的一些先例，最终提出：如果幕府不同意，那么“（天皇）此后会有更深之考量”。至于什么是“更深之考量”并未明言——这正是日语里一种委婉的威胁性口气。

然而事情还没传到幕府，公卿鹰司辅平先着急了。作为兼仁的叔父，他并不希望这个用处不大的尊号让京都朝廷身陷险境，于是在兼仁“敕问”时分，他与儿子一同投了反对票，而且赶在“御内虑书”发出之前私下修书，将京都发生的事情全部告知松平定信。松平定信即刻回信：“此于国体乃不容易之事，乃甚难之事，如今必得奋勇自励而不可有丝毫动摇。”

不过京都朝廷已经准备甩开江户幕府单干了，兼仁决定要在当年十一月一日新尝祭时正式宣布父亲典仁亲王获得上皇尊号；但幕府也毫不含糊，随即以“御名器（皇位）不可轻”为名，要求天皇立即收回成命；但兼仁已经铁了心，又在派遣武家传奏将“尊皇宣下”的决定告知京都所司代，甚至将这一消息公开告知父亲典仁亲王。这一时期，典仁亲王已经罹患中风，身体条件急转直下，兼仁急于给父亲一个名分。

但松平定信也是铁了心要阻止兼仁。宽政四年（1792）十月二日，松平定信以“（幕府）御用”为由，召见三名京都公卿来到江户，这三人都是兼仁发动“尊号事件”的关键人物，也是“尊号”发布仪式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卿，这个时候把他们拉到江户，等于是从背后给了兼仁一刀。京都朝廷以“三卿江户下向之事尚无前例”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

京都朝廷想要单独宣布“尊号”，江户幕府想要拆台，双方僵持不下。碍于江户幕府的反对态度，兼仁退了一步，推迟“尊号”发布仪式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兼仁也拒绝出席当年即将举办的新尝祭，改由“内侍”代劳。要知道，恢复新尝祭是兼仁即位以后恢复的一个重要节日，如今却拒绝出席，明显是要在京都百姓面前让江户幕府难堪。

面对兼仁的强硬态度，江户幕府在十一月四日发出了一次严厉提醒：闲院宫家的收入增加部分，不应以上皇之标准确定，而只能按照幕府一个地方官的标准来做出调整。

从表面上看，这句话似乎看不出太多负面情绪，但放在时代背景下却暗藏杀机：无论兼仁怎么调整亲生父亲的地位，江户幕府都只会给他一个亲王待遇；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在提醒兼仁，京都朝廷的俸禄一直由江户幕府提供，幕府可以提高待遇，同样也可以减少待遇。如果兼仁继续闹下去，下一次是不是会削减待遇也未可知。

杀招一出，京都朝廷马上认输，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尊号”发布仪式中止，兼仁也准备重新参与新尝祭。

江户幕府仍没有善罢甘休。宽政五年（1793）二月十日，三名公卿之中的中山爱亲、正亲町公明两人来到江户，受到江户幕府高官的审理（名义上为“对问”）。两位公卿都不太想说实话，但由于两个人是分开审理的，所以很快就被发现了破绽，逐个击破，最终只能坦白整个“尊号事件”都是兼仁所为。当然，鉴于兼仁已经中止发布仪式，幕府也就坡下驴，把“尊号事件”的责任放在三名公卿身上，三人最终被判处罢免官位、闭门思过等处分。

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这种判决很奇怪：三名公卿都是京都朝廷的人，江户幕府作为武士政权有什么资格来判决呢？老中首座松平定信并不这么认为：无论公卿还是武士均为“王臣”，既然天皇已经把“大政”委托给幕府将军，将军就有权处罚“王臣”；既然幕府将军得到天皇的全权委托，如果还让天皇去处罚“王臣”，这就等于是没有完成天皇交办的任务，是对天皇的“不敬”。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钻回到松平定信的肚子里，看看他内心里究竟是出于“尊皇”才去直接处罚三公卿，还是为了将权力集中在幕府而去处罚三公卿。但可以肯定的是，松平定信通过这一举动传达出了两层非常明确的含义：一是幕府将军有权处罚任何一个不服从幕府的官员，无论是公卿还是武士；二是幕府将军的治国权力来源于天皇，只要一天不把这份权力收回去，幕府将军做出的判决，就算是天皇本人也无法插嘴。

兼仁无疑是吃了哑巴亏，自己的父亲典仁亲王在没有任何名分的情况下，最终于宽政六年（1794）七月走完人生路，这份遗憾再也无法弥补。似乎是为了表达愤懑之情，父亲去世之后的两年间，兼仁总共处分了60家堂上家公卿成员，而当时堂上家总数也只有134家，受处分者接近一半。这既是宣泄内心的苦闷，也是在向幕府强调自身的权威。

松平定信如此坚决，不仅得罪了兼仁，也得罪了将军德川家齐、将军生父德川治济，到宽政五年（1793）七月二十三日，松平定信被迫辞去老中首座职位。不过由于德川家齐依然年龄尚幼，接任老中首座的松平信明基本还是沿袭松平定信的旧有政策，直到十几年之后的文化十四年（1817）松平信明去世，曾经参与宽政改革的那一代元老级人物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日本才逐步走出幕府的紧缩财政，并放宽思想禁令。

光格天皇：向幕府授予官位与谥号的复兴

历经“尊号事件”，兼仁意识到京都朝廷势力的衰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想要恢复权威也不可能在他这一代完成。于是接下来的十多年，兼仁再没有与江户幕府发生什么纠纷，而是专心致志恢复各项礼仪，以求提升皇室在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文化十年（1813）、十一年，兼仁先后恢复了在石清水八幡宫、两大贺茂神社的“临时祭”。所谓“临时祭”，便是神社每年“恒例祭”（固定祭祀）之外的祭祀。平安时代的天皇在迁宫、登基、天皇行幸（访问）、国家危机时经常会来到上述三所神社施行祭祀之礼。但由于战乱频繁，近四百年时间里天皇都没在三所神社开展临时祭。兼仁即位以后热衷于复兴平安时代的礼仪，而在这三所神社举办“临时祭”也一直是他的夙愿。由于临时祭的花费巨大，厉行节约的江户幕府一直不愿意批准，直到松平定信辞职以及宽政改革逐步走向终结后，江户幕府才批准了兼仁的要求。

恢复两场临时祭以后，兼仁立即决定在不久之后让位，以便恢复平安时代的另一项传统——“院政”。文化十四年（1817）五月，兼仁将天皇职位让给儿子（仁孝天皇，第120代，1800—1846），从皇宫搬出来独自居住，开启自己的院政时代。不过与平安时代的院政有所不同，兼仁身边配置的近百人的工作团队却大多由关白参与遴选，这意味着兼仁的院厅并不是一个迥异于京都朝廷的独立政治机构，相反，上皇院厅与京都朝廷仍然是一体同心。所以这一时期，京都朝廷的决策程序不仅需要现任天皇批准，更需要询问“天气”，亦即了解退位天皇兼仁的想法。

这一点，在将军德川家齐生父德川治济的称号问题上就非常明显。这位将军的生父如同兼仁的生父典仁亲王一样未能获得相应尊号（分别为大御所、上皇）。所以德川家齐一直希望京都朝廷能给予父亲一个相应的“准大臣”称号。之前，德川御三卿成员从未获得过这个官位，因此，对于这件事，江户幕府的整体态度比较消极。

文政七年（1824）底，江户幕府的京都所司代把“准大臣”身份的请求函发至京都朝廷的武家传奏，关白鹰司政通立即将请求告知现任天皇，现任天皇则指示要询问上皇之意。上皇兼仁在文政八年（1825）一月五日召见关白鹰司政通，要求他多考虑德川治济年事已高，在询问两位退休关白的意见后，再做决定。这番操作之后，关白再将授予德川治济“准大臣”的建议案上报给天皇。很明显，整个事件之中，兼仁作为退休天皇虽然没有发出过多声音，但他透露出要考虑将军生父“年老”一事，很明显是在用自己年轻时为生父争取“尊号”的事件来表明态度，支持将军生父获得“准大臣”身份。

眼见生父获得了身份，德川家齐喜出望外，又派遣京都所司代于文政九年（1826）七月十日拜访关白鹰司政通，希望能够获得太政大臣的官位。

所谓太政大臣，是日本平安时代官制中地位最高的官职，相当于唐代中国官名中的“相国”。德川家齐之前的10代将军执政时期，无论社会是否稳定，大家都对自身地位的合法性有着很强的自信。但到德川家齐执政时期，天明大饥荒造成社会剧烈震荡，紧接着松平定信的宽政改革又让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江户幕府的统治明显开始动荡。

具体到德川家齐本人，他刚当上将军就受到松平定信的教诲与约束，想给父亲德川治济一个“大御所”的尊号却遭到松平定信的否决，即便是后来把松平定信轰走，过上铺张浪费极尽奢靡的生活，他的前半生还是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松平定信离开江户幕府中枢以后，旋即回到封地陆奥白河藩经营藩政，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江户幕府要求藩主必须“参勤交代”，因此松平定信可以经常逗留江户城，每逢各类活动，德川家齐还是会经常见到这位老冤家。这就好比那个小时候天天让你省钱节俭的老师，在你长大挣钱以后还要天天盯着你一样。更麻烦的是，松平定信相当长寿，直到文政十二年（1829）才去世，这就让德川家齐大半辈子都倍感阴魂不散。

于是乎，为了减轻自身的不安全感，德川家齐希望以就任将军四十年（1787—1827）为契机，让京都朝廷给予自己一个奖励。室町幕府15代将军与江户幕府前10代将军从没有人能够连续担任40年将军，如果能借助这个机会获得京都朝廷的一次“升进”，对于提升他的个人威信与幕府合法性都有所帮助。况且，京都朝廷先前已经许可了自己的父亲德川治济获得“准大臣”身份，那么自己的“升进”也是很有希望的。

对于已退位的兼仁而言，他对德川家齐是颇有同病相怜之感的，从心理上也愿意帮忙。而且从政治方面考虑，江户幕府将军愿意从京都朝廷获得身份与合法性，这本身就是京都朝廷权威上升的一种反证，这类事情自然是多多益善。兼仁原则上同意将军“升进”为太政大臣，指示关白向江户幕府要一笔“御礼”（礼金）。于是，现任天皇一次性获得金2000两，上皇兼仁则每年从幕府获得银100贯目（相当于1667两金）。从金额也可以看出，德川家齐很明白上皇兼仁帮他获得了“升进”。

天保十一年（1840）十一月十八日子时许（凌晨十二点），上皇兼仁因中风去世，享年69岁。他的遗愿是在自己这一代复兴“谥号”与“天皇”尊号，于是京都朝廷向江户幕府发函提出相应要求。由于获得京都朝廷赐予的名分，这一时期已经退休成为“大御所”的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虽然已经病危，但仍然表示认可，江户幕府便在天保十二年（1841）一月二十八日发回认可函：“谥号虽中绝已久，而帝（仁孝天皇）有志于弘扬故院（去世的上皇兼仁）之高德于万代……本次行特例，天皇谥号之事从帝之愿。”

不久之后，闰一月七日，68岁的德川家齐去世；又过了十几天，闰一月二十三日，江户幕府正式给兼仁冠以“光格天皇”之名。

（本文摘自萧西之水著《菊纹大和绘：日本近现代天皇简史》，东方出版社，2020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