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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软弱是一种传染病

2020-05-24 18: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桑塔格曾这样评价自己。这位美国作家、评论家、女权主义者、当代西方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

桑塔格的传奇性，不仅在于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还在于她在与疾病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中展现出的凶猛意志，以及她对待死亡魔术般的思维：死亡是可以选择的，一个人可以撤销死亡。

1975年、1988年、2004年，桑塔格分别被诊断出乳腺癌、子宫癌、白血病。在这三次患病中，她都像一个战士一样对抗死亡的侵略。

在一次次对抗死亡的过程中，她不断发出惊世之言：

“即将死亡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峰体验。”

“有时候我感觉太他妈好了，太强有力了，仿佛我能够跳出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疯了，还是什么？”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有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奇妙的经历。”

1998 年7 月，桑塔格躺在Mount Sinai Hospital 的病床上

（安妮·莱博维茨摄）

“她如此生猛，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本能就是反抗它。”苏珊·桑塔格的朋友莎伦说道。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美国作家凯蒂·洛芙（Katie Roiphe）如此评价苏珊·桑塔格。

在《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一书中，凯蒂·洛芙讲述了苏珊·桑塔格与癌症不断抗争的过程，以及她对于死亡独特的态度。

《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节选）

作者：凯蒂·洛芙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

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

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桑塔格在接受化疗之前剪发(安妮·莱博维茨摄)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

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

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桑塔格乘飞机转院(安妮·莱博维茨摄)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

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

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她想要脱胎换骨的欲望，一直非常强大。她十六岁进入伯克利，一个学期后转学到学术上更加严苛的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一位比她大很多的教授，菲力普·瑞夫，十天后，她决定嫁给他。她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然后离开了瑞夫和他们四岁的儿子戴维，一去好几年。期间她在牛津和索邦大学学习，那时候，她感觉那些是她需要做的事情。

桑塔格与儿子戴维(戴安·阿勃丝摄)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1978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

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