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伦敦：《达洛维夫人》

第一周 第一天

伦敦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维夫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

在改良俱乐部和友人就进行环球旅行打赌之后，斐利亚·福克大步走回他几条街外、位于萨维尔街7号的家，取些衣服，也捎上他刚雇的侍从路路通。半道上，他穿过半个世纪后克拉丽莎·达洛维将要走过的路线（要是她，抑或他，真的存在），那天早上，她去附近的邦德街为傍晚的聚会买花。伍尔夫的小说开始于克拉丽莎的散步，她边走边想，这散步成了某种赞歌，致意伦敦的种种愉悦：

我们多傻呀，她寻思着，穿过了维多利亚大街。只有天知道，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生活，如此看待她，甚至要虚构她，不懈地美化她，然后又粉碎她，从而创造出每时每刻的新鲜感来。即使是邋遢透顶的女人，坐在门前台阶上那些最悲伤绝望的人们（酗酒使他们穷困潦倒）也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连议会制定的清规戒律也奈何不得他们：人们都热爱生活。对此，她深信不疑。在人们的眼中，在人们或轻盈或沉重或艰难的步伐中，在咆哮与喧嚣中，在马车、汽车、大巴、货车和身前背后挂着广告牌摇摇晃晃蹒跚而行的人中，在铜管乐队中，在管风琴中，在欢庆声中，在叮当声中，在头顶上一架飞机发出的奇特而尖利的呼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还有六月的这一刻。（译者按：姜向明译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达洛维夫人》引文均引自此译本）

《达洛维夫人》初版本

《达洛维夫人》（1925）是最为局部化的作品之一，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故事发生在1923年6月的一天里，位于伦敦中心几个时尚街区的范围内。我们的旅行也许应该从伍尔夫离奇的流浪汉小说《奥兰多》开始，看起来，这更有道理，那本书的男主角先是和一位俄国公主有段瓜葛，而后在君士坦丁堡变性成为书中的女主角。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横跨全球的约瑟夫·康拉德开始，他的小说把故事设置在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黑暗的心》则带我们来回于伦敦和比属刚果之间。但是，从一部故事踏踏实发生在伦敦的小说开始，是有意义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且《达洛维夫人》已经显示伦敦成为一个和它今天一样的世界城市。克拉丽莎过去的追求者彼得·沃尔什为了离婚的事情从印度回来；她女儿的家庭教师、还可能是恋人，基尔曼小姐，在英格兰觉得浑身不对劲，英格兰刚和她的祖国德国扯在一场生死对决中；还有那个来自意大利的战争新娘蕾西娅，挣扎着适应伦敦的生活，要把她被吓懵了的丈夫塞普提默斯·史密斯从自杀边缘挽救回来。

世界的确回到了伦敦的家中，却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祥的外表。战争的余波回荡在整个城市，也贯穿小说终始。即使如克拉丽莎陶醉于“生活、伦敦，还有六月的这一刻”，她也听到了“在头顶上一架飞机发出的奇特而尖利的呼啸声”。这其实是一架双翼飞机在空中写字，地上的人试图搞明白这是在做什么产品广告（太妃糖？葛兰素制药？）。然而，飞机逼近，效果诡异，如同取人性命的空袭：

寇茨太太突然抬头仰望天空。飞机的轰鸣声不祥地钻入人们的耳蜗。一架飞机正飞在树林的上空，尾巴后面吐出一条白烟，它旋转翻腾……飞机猛然俯冲，随即又直上云霄，接着是翻筋斗斜飞，速度超快，忽而下降，忽而上升……又在另一片干净的天空里，写出了一个K，一个E，还有一个也许是Y吧。

“Glaxo（葛兰素），”寇茨太太凝望天空，以一种紧张、敬畏的语气说道，而她那个雪白粉嫩的小宝宝，乖乖地躺在她的怀里，也在仰头望天。

在空中写字，刚在这一年由杰克·萨维齐少校发明，萨维齐少校人如其名（savage，意为“野人”），最近刚从皇家空军退伍，他使用战后从皇家空军退役的飞机在空中笔划他的广告。克拉丽莎的上流社会景况宜人，其界限之外的混乱却笼罩着《达洛维夫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震动战后世界仍然脆弱的基础。当双翼飞机飞过头顶的时候，一辆拉上窗帘的豪华轿车也沿着邦德街穿梭而过，引起一阵兴奋，尽管没人看清这辆开往白金汉宫的车里坐的是谁。这种含着克制的光鲜亮丽，在有钱的绅士、没钱的卖花人身上，都激起了爱国之情，但激起的还有失落感，甚至也近乎制造了一场骚乱：

在每一家帽店里，在每一家成衣店里，彼此陌生的人们互相瞅瞅，想到了死去的人，想到了旗帜，想到了大英帝国。在一条小巷里的酒吧间，一个来自殖民地的人侮辱了温莎王室，导致了争论，打破了啤酒瓶，大闹了一场，吵闹声异样地回响在街对面的姑娘们的耳朵里，她们在那里购买婚礼用的饰有纯白蕾丝的白内衣。因为那辆远去的轿车造成的表面上的激动渐渐消逝了，但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却又被搅动了起来。

几条街外的摄政公园，蕾西娅对她丈夫的怪异行为担心得要命，她感到英格兰整个文明在滴滴流失，留下她在一个原始的荒原上：

“你们该去看看米兰的花园，”她大声说。可是对谁说呢？

一个人也没有。她的话语消逝了，如火箭升空而去。它的火花，冲入了夜空，被夜色掩埋。夜幕降临，笼罩住房屋和高塔的轮廓。苍茫的山坡渐趋朦胧，最后沉入了黑暗……这也许就像是午夜时分，当一切的分界线全都消失不见，这个国家倒退回远古时的形象，仿佛罗马人登陆时看见的景象，天地一片混沌，山岳没有名字，河流蜿蜒着不知流向何方——她心中的黑暗就是这个模样。

《黑暗的心》里，康拉德受尽磨难的主人公马洛，已经把欧洲对非洲的争抢，相提并论于罗马对一个黑暗、原始的英格兰的征服：“沼泽，森林，野人，难得有适合文明人的食物，喝的也只有泰晤士河水。”这个比较，伍尔夫直接带进了家门口。围绕着克拉丽莎所处上流社会的种种惬意——鸢尾花和飞燕草，鸽子灰的手套，晚会上大驾光临的首相，她的伦敦却有着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相比，不能忽略的类似之处。甚或库尔兹先生著名的临终之言“恐怖！恐怖！”，也在小说开篇徐徐升起的新月获得回响。起初是克拉丽莎想起那个“恐怖的时刻”，她那时听说彼得·沃尔什要结婚了；而后，被吓懵的塞普提默斯感到“好像某种恐怖马上就要浮出水面，即将爆炸，即将燃烧”；最后，十九岁的梅齐·约翰逊，刚从苏格兰来找工作，被塞普提默斯的行为惊到了，希望自己从来就没来城里：“恐怖！恐怖！她想要大喊大叫（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人，他们警告过她会发生些什么的）。为什么她不留在家乡呢？她拧着铁栏杆上的圆把手，喊道。”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辈子都是伦敦人，但她也是一个更广阔的文学世界的公民。在开始写这本小说时，她正在学俄语，完成之时，则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她读的是希腊文。她还对那些出生在国外而活跃于英国文坛的作家们兴趣浓厚、充满好奇，包括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她的朋友T. S. 艾略特。在散文集《普通读者》（出版于《达洛维夫人》同一年）中她写道：“有很多的例子，几乎每个美国作家，尤其是那些写作时对我们文学和我们本身都带着偏见的；还有一生都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最后又通过合法的步骤成为乔治国王的臣民。如此种种，他们是否就理解了我们，他们难道不是终其一生仍然是外国人吗？”

作为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却生活在一个父权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英格兰，伍尔夫本人常常觉得她是一个家里的外国人。她对反帝国主义和平运动的尽心投入里，快闪过一场刻意捣乱的恶作剧。1910年，她乔装打扮，和她弟弟阿德里昂，还有几个朋友，对停锚于普利茅斯的无畏号战列舰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这些访问者受到仪仗队的欢迎，参观了战舰。其间他们呼喊“倍儿佳，倍儿佳”（bunga, bunga）以示崇敬，操一口用拉丁文和希腊文编排的鸟语，向毫无察觉的军官们授莫须有勋，而后神鬼不知回到伦敦。当这群朋友在《伦敦每日镜报》上讲述这场闹剧，皇家海军深为尴尬。报道里还附有一张代表团的正式照片（伍尔夫是左手那位大胡子的绅士）。

陌生之事与熟悉之物，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参差交织。《普通读者》描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让人摸不着北的异质，然而她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无法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寻得的资源。她关于契诃夫小说的描述，可以是对《达洛维夫人》的自述：“一旦眼睛习惯了阴影，关于小说的‘结论’，一半都消失不见了，它们就像在背光照耀下的幻灯片，俗艳，刺眼，浅薄……继而，当我们读这些细琐的故事，故事空若无物，我们的视野却扩大了；灵魂在惊颤中获得自由的感受。”《达洛维夫人》也渗透了伍尔夫对普鲁斯特的崇拜（“我的大冒险就真是普鲁斯特。是啊——那之后还有什么能写的？”），还有对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暧昧反应，她在发表的文字里说这是“值得铭记的一个灾难”，私下表示这作品是“本科生挤痘痘”。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伍尔夫致力做出自己的版本，也像他一样，为自己的小说改编古希腊的时空组合，这个过程里，她滋滋求取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契诃夫、康拉德、艾略特、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但她的伦敦不是艾略特《荒原》里“不真实的城市”，而是一个强烈的在场的世界。伍尔夫变幻不定、轻盈浮动的句子，强调幽微精细之别，强调面对经验的开放，而不是她男性对手强调的收束。如她在伟大的散文《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所写，字母“I”（即“我”）的阴影，太过经常落于纸上。当克拉丽莎走在邦德街上去买花，她想“她唯一的天赋，仅凭直觉就几乎能看透一个人”。她爱伦敦的“一大帮子人，彻夜欢舞。运货马车缓缓地朝着市场方向驰去……她喜爱的是在她眼前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比如出租车里的那位胖女士”。而同时，伍尔夫让我们看到，此时此地，是生死之间，她几乎以考古学家的眼睛看着她的伦敦。当窗帘垂下的豪华轿车穿驰在邦德街：

坐在车上的是个伟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个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个人物只有在好奇的考古学家对岁月的废墟进行一一筛选之后才会浮出水面，而到那时伦敦也会变成一条芳草萋萋的道路。在这个星期三的早晨，匆匆走在这条人行道上的所有人都会变作一堆白骨，在尸骨的尘土中间或许会掺杂着几枚婚戒，在难以计数的烂牙里掺杂着几粒金牙。轿车里的那张脸只有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水落石出。

伍尔夫把局部化的景象架构于全景之下，为这本书在世界的流通提供了动力，让全球读者都心爱不已，就算他们也许不可能在地图上认出庞德街，甚至伦敦。 1998年，迈克尔·坎宁安根据这部小说写成的畅销书《时时刻刻》——这是伍尔夫原本的标题——把故事设置在了洛杉矶和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在另一块大陆，面对新一代的读者，坎宁安扩展了有关同性间欲望的主题，而伍尔夫原本对此仅仅点到为止，比如吉尔曼小姐的形象，以及克拉丽莎早年对随性自由的萨利·西顿的心动，她炙热的吻几十年后在她记忆里仍鲜明如昔。而回到当时，伍尔夫颠覆性的作品从未囿于其时其地。《达洛维夫人》作为最局部化的小说，也是至今为止为最世界性的作品，人生中漫长一日的旅历，伦敦，6月的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