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纳粹掌权》：德国选举的七十年前和七十年后

2020年初，在新冠疫情席卷欧洲之前，德国国内最大的一桩新闻应该是图林根州（Thüringen）的州总理府选举风波。自两德统一以来，基民盟一直是图林根州的第一大党。直到2014年左翼党获胜。在2019年10月图林根州议会新一届选举中，执政的左翼党创下新高，获得了31%的选票。但令人意外的是，倡导极右翼民粹主义的 “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也猛增到23.4%，传统政治势力基民盟却被挤到了第三位。同时，左翼党的政治盟友社民党、绿党的得票数也大幅下滑，导致左翼党不得不在议席不过班的情况下组阁。随后，就是长达数月的政党谈判、交易，当然还有尔虞我诈的斗争。最终在外界都认为左翼党终于争取到大部分支持，连任几无悬念之际，却出现让全德震惊的一幕。

在2020年2月5日图林根州第三轮州总理投票中，另类选择党突然放弃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将所有的票都灌给了另一个偏右翼政党自民党的候选人凯默里希（Thomas Kemmerich）。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基民盟居然也将票悉数投给了凯默里希。结果，凯默里希以45比44的微弱优势，战胜了左翼党候选人拉梅洛（Bodo Ramelow），当选为图林根州总理。此事的爆炸性并不在于地方政治斗争的诡谲多变，而是在于凯默里希本人是靠着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的支持才登上了州总理大位。在相当多德国媒体和民众看来，在图林根州议会仅有5个议席的自民党竟然为了“州总理大位”不惜与“魔鬼”交易。而传统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居然也宁愿与之共舞，也不愿跟左派政党妥协。左翼党主席里辛格（Bernd Riexinger）公开批评：这是德国政坛“黑暗的一天”，令人回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主流政党为自身利益，纵容纳粹崛起，甚至为其发展铺平道路的日子。

里辛格的激烈抨击并不是政争失利后情绪化的谩骂。实际上，无论是自民党，还是基民盟的高层也都公开指责图林根州总理选举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认为图林根州总理选举的政治操弄已经突破了基民盟的“基本的政治信念”。曾被视为“梅克尔接班人”的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AKK）宣布请辞负责，也不会谋求2021年竞选德国总理。

无论是基民盟、还是自民党与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的合作，都不由让人想到纳粹上台前，魏玛时代的“吕布式政客”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以及国家人民党与希特勒的政治交易。外界普遍认为，如今这起政治风波的始作俑者是另类选择党图林根州党部主任霍克（Björn Höcke）。在2017年一次在德累斯顿的公开演讲中，霍克竟然公开宣传：柏林市中心犹太人纪念碑是“耻辱的纪念碑”，公开号召重新认识纳粹德国的历史，认为纳粹时代的罪恶被过度放大了。七十年前，纳粹党也正是从图林根州地方选举起步，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当时德国政治体系，进而在短短数年间席卷德国。

谈及纳粹的崛起，各类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中文世界的研究译介大多聚焦纳粹高层人物又或是宏观政治的变化，对纳粹前后德国地方社会变化的引介并不算多。实际上，西方学界对于纳粹如何从地方开始一步步走向全面夺权、普通德国民众如何“接受”纳粹思想洗礼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很早就将视角聚焦于基层的个案研究。威廉·谢里登·阿伦的《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便是这类研究的开创者及代表者。

阿伦的视角聚焦于莱恩河领域的小镇诺特海姆，具体位于下萨克森州的丘陵地区，在哥廷根和希尔德斯海姆之间。离位于德国中央的图宾根州并不远，向南大概就两个小时的车程。阿伦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希望探究自1929年至1937年间，纳粹党人是如何利用社会分裂、经济萧条和高层政治的僵局，来一步步攫取了诺特海姆的地方权力，并在此后的数年如何一直维系着牢固的统治。

从研究范式上来说，《纳粹掌权》无疑让人想起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阿伦与勒华拉杜里算是同一辈的学者，也都是从微观史的角度来解释大时代的脉络。社会日常生活的重塑并不是从一堆档案之中，进行创作发明，也不是简单地将文本内容进行重新叙述。无论是《纳粹掌权》，还是《蒙塔尤》，这类研究的根本在于对人的考察，对历史情境中人物的考察。当20世纪60年代中叶，《纳粹掌权》初版问世时，在方法论、认识论上无疑算是当年的“新突破”。阿伦花了两年的时间，仔细阅读诺特海姆的当地报纸和档案，进行了详细的爬梳和整理。而正是因为这是一项见微知著的微观研究，因此能对诺特海姆十余年间各色人等做详细的研究与分析。此外，阿伦也是最早利用口述史材料来研究纳粹时代的学者之一，为相关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对局部地区进行的考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史或是经济史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与细节之上的历史重现，可以划归社会史的范围。布罗代尔会说：“个人规模的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为富人情味、也是最危险的历史。”

对于这种既敏感又危险，且富有“人情味”的历史，阿伦则称之为“微观研究的优点”即“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历史学家越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内容。”任何历史叙述本身是具有假设性的，历史真实如同一个被打碎的花瓶。而历史叙述就是试图把这些碎片重又拼成一个花瓶，而包括档案文献以及物理证据在内的史料便是那些散落的碎片。但是，总会失望地发现有些碎片已经遗失了。为了拼成一个完整的花瓶，就需要添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填补碎片之间的空白。而这些东西便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他们对历史的观感。通过这类材料的考据研究，阿伦得以用诺特海姆为“切片”，以具体的人际关系为线索，分析纳粹党在地方的发展策略和过程。

从德国全国的局势来看，诺特海姆“纳粹化”的速度非常快，也是少数在1933年以前就由纳粹分子夺取主导权的城镇。伴随着在图林根州的得势，自1929年夏纳粹党也诺特海姆开始了愈加活跃，当地开始出现了百人以上规模的纳粹集会。然而，纳粹在当地的得势并非是由纳粹拥护者数量多寡决定，而是取决于诺特海姆普通居民与国家之前的互动关系。通过当地居民的口述，可以发现当时的纳粹党人被视为一群“精力旺盛的、有奉献精神的和年轻的”群体。

相较于德国全国，20世纪30年代初诺特海姆的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其居民大部分都是公务员或是从事如铁路这样公营事业，算是那些“铁饭碗”的中产阶级，受大萧条的冲击有限。根据阿伦的统计，整个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仅出现17次破产。1932年4月，当地失业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只有8%的城镇居民失业，远较德国全国平均水平低。然而，纳粹却巧妙地利用了“大萧条”所带来的“恐惧感”，来煽动中产阶级对魏玛体制的不满与绝望。通过大规模政治游行、乃至以暴力激化矛盾，纳粹分子成功在诺特海姆强化了不安定的社会氛围。用富里迪（Frank Furedi）在《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中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培育人民的脆弱性是恐惧政治的重要成果。”

此外，大部分诺特海姆居民则将其视为大萧条和魏玛体制的不可靠的产物。魏玛政权末期，德国各地的政治暴力频发，政党之间的你来我往成了令人厌倦的闹剧。在民众眼里，这类政治活动的意义感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政治的虚无感。到了1932年，在诺特海姆的政治集会上，人们开始公开声讨冯·帕彭的政府，蔑视其所定下的法规。以管理学大师闻名的彼得·德鲁克曾在1939年出版《经济人的末日》中这样写道：纳粹“显然不是一个新秩序的开始，而是整个旧秩序崩溃的结果。它不是奇迹，而是海市蜃楼，一有新秩序或是关于人类的新概念出现，便会化为泡影。法西斯主义只能用来否定瓦解的经济人概念，但创不出克取而代之的新概念。但话说回来，除非能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平等之欧洲价值观的新秩序和新概念，否则，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将难逃毁灭的命运”。这则来自“现代管理学教父”抽象的判断，对20世纪30年代的诺特海姆又或是当时正追向深渊的的德意志无疑是适用的。对于七十年后的德国乃至西方世界呢？

当年阿伦教授尝试在《纳粹掌权》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如何陷入虚无主义的纳粹统治”。贯穿十余年的纳粹兴衰并不只是高层政治“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还有赖于如当时诺特海姆居民这样普通德国人的配合乃至积极执行。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由高层发明，但却是通过地方社会组织层层叠叠的网络来传播的。

2020年2月8日，迫于国内空前的政治压力，被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拱上图林根州总理位子的凯默里希宣布即刻辞职。3月5日，图林根州总理选举重新进行投票，左翼党候选人拉梅洛终于成功当选。事后分析，2019年图林根州议会选举，左翼党得票率有所增长，基民盟虽然跌到第三，但基本盘尚在。然而，其他左右翼小党如自民党、绿党则完全无法抵挡另类选择党的挖角。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纳粹党早起的兴起过程中，在兴登堡和社民党根基建在的情况下，纳粹党成功地将其他小党吸收，进而再以暴力乃至政变的方式来夺权。眼下，图林根州的政治危机看似暂时化解，但时隔七十年后，德国极右翼的政坛封印似乎也宣告正式被破解了。

此时此刻，捧起《纳粹掌权》这本书或许更多了些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