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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张居正改革失败与士人人格之缺陷

2020-05-25 17: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罗宗强中华书局1912

张居正改革之失败，使有明一代失去了最后一次振兴之机会。十年改革之成果，一旦付之水流。有明一代之政局，至此遂发生了巨大之转变。处于政局中枢之士人，在政局激烈转变之过程中，各各登台，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他们之内心世界，他们最为隐蔽之人格优点与弱点，遂一一显露。他们分群而立，不断争斗，由是而开启党争之风。

张居正像

万历皇帝并非不知道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给他的皇朝带来的新气象，也并非不知道他以十龄童子而登帝位，靠的是张居正的全心全意的扶持；他之所以能独立处理政事，也是张居正的教导、扶植之功。想当时，张居正回乡葬父，朝廷的重要事务还要驰驿至江陵请张居正处理。那固然由于居正大权在握，但也说明在重大事件的处理中，皇帝本人尚无经验与把握。他也并非是一位懵懂糊涂的皇帝，他是一个相当精明的青年。因之他开始在处理张居正的问题时，常有一种适可而止之心态。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卒，九月，反张居正之风就从翻案的试探开始，之后愈演愈烈。此期间，万历皇帝曾于十一年（1583）正月、二月、九月、十月数次表示，应该适可而止。

其实，万历皇帝在此一问题上并非糊涂者。或者他看到了清算张居正十年的改革若做过了头，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后来却做过头了，不惟彻底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成就，而且以极其绝情的态度，抄家、革去居正的一切官阶谥号，革去他儿子的官职。居正的一个儿子受不了酷刑自杀身亡，家人还有因长期被关闭而致饿死者。居正曾重用的不少人才亦被牵连。

对于十年不辞劳苦辅助自己以成帝业的功臣，对于自己曾经那样尊敬、给予无数恩典的首辅，万历皇帝之所以有如此之转变，其中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有万历自身之性格心理因素，有臣下之反复运作。而臣下反复运作除了政见不同、权力争夺之外，细究起来，所展示的是士人的传统道德取向，是他们的传统性格的优点与弱点，是他们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集中表现。

万历皇帝之绝情清算张居正，自其内心而言，起因其实微不足道。盖虽为孩童而有帝王之尊，长期受居正之严厉管束，由不满而生反抗心，十年听从张居正之主见办事，一旦管束解除，那种逆反心理，那种极大之权力欲望之释放，那种报复心，会十分地强烈。此种之报复心，不惟不受任何力量之约束，而且是情绪化的。在此种心理支配下，内臣外廷有所运作，挑之立应。许多学者已注意到此一点，提到他的报复心理，提到内外臣工言说张居正生活之奢侈、家财之富有对于万历皇帝心理所造成之刺激。自他以十岁孩童登极，居正既是顾命大臣，又负责对他的教育。十年来居正对他反复言说为君之道，时时告诫他要节用爱民，要制欲，甚至连他喜爱书法，每有练习，也受到居正的训斥。

张居正教导他的是那一套严格的、正统的儒家的帝王之道，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帝王的行为规范。而现在臣下告诉他，居正本人生活十分豪奢而且好色，他所说的那套为人之道自己并没有实行，这位年青的万历皇帝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或者会觉得他是受了愚弄，他或者会认为张居正乃是一介伪君子而生厌恶心。臣下所言说的居正家财之富有，对他又是巨大之诱惑。或者正是他此一种之心理，才使他从清算张居正初期的有所节制，一步步发展到极端。而促成此种发展的，是内外臣工之运作。

万历帝像

反张最初是试探性的。张居正万历十年（1582）六月死，九月南京河南道御史郭维贤就上疏荐举原任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可用。要知道这几位都是万历五年（1577）因激烈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削籍为民或被充军戍边的。召用他们就意味着否定张居正当年的行为。这是侧击。此举之背后或者有高人之指点。但此时万历皇帝还没有清算张居正的想法，或者由于时候未到，或者由于居正所用之人对此之态度万历皇帝尚不明了，把握不定。因此，郭维贤受到处分，“上怒其党救，降二级，调江山县县丞”。

其实，反张居正政策之初始者，似为张居正所亲自提拔之张四维。《明史·张四维传》称：

初，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会皇子生，颁诏天下，疏言：“今法纪修明，海宇宁谧，足称治平。而文武诸臣，不达朝廷励精本意，务为促急烦碎，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此大庆，荡涤烦苛，弘敷惠泽……”帝嘉纳之。自是，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居正时事。

皇长子生，在此年之七月，也就是居正死后一个月。借着皇长子诞生之时机，张四维要表明自己与张居正政策之不同，最早明确指出张居正所行之改革促急烦苛、政令乖舛的，就是他张四维。他正是居正提携引用来参与改革之人。居正死，他为首辅，他的地位亦并未动摇，何以如此迅速地要与居正脱开干系，此中心理，甚可玩味。有学者已经指出，他知道冯保有于他不利之行动，故先行反冯保，由是而及居正。其实，他为皇长子诞生而上疏，在闻冯保有所动作之前。

他急于与居正脱开干系之动机，或如《明史》本传所说，是“欲大收人心”。何以要大收人心？或者他已意识到居正树敌太多，行将遭清算；或者出于见解不同之原因。他虽为居正所荐用，而其实两人政见并不相同。居正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改革，以收立竿见影之效。四维则主浸润从容，便民为先。

而此种不同之见解，在居正生前，因居正之专权跋扈，未能为居正所理解。居正死后四维为首辅，对于清算张居正，他在给王少方的信中，曾详细地说明他的想法：

孤在词馆，叨岳老知己之雅，不让古人。……原公与岳老之意，盖谬以孤为可同心戮力于国家耳，岂有私也！孤之感切心骨者，亦以一念朴愚，为明贤所取，故益硁硁自信自保，恐晚节不终，为知己玷。乃岳老当柄久，不似前时小心长慎。孤私忧之，密有规讽，时亦见听。然积不相悦矣。奸人窥之，遂横生枝节，多方毁诋。赖公每事明其不然，遂全终始。然孤非欲自异，乃欲相成，顾岳老不察耳。使岳老信孤如前时，凡事相订确求当如前时，则伊周事业可冀，安有后来纷纷者。惟其末年，猜忌太甚，而中外争为谀悦，遂以交欢权珰为安身至计，使圣主蓄念于上，四海人心积怨于下。自古迄今，未有专恣若此而以善终者也。岳老既没，法当改弦易辙，以收拾人心，消释怨愤。

王少方为居正之亲戚。信中提到奸人横生枝节诋毁四维之时，少方曾在居正面前为四维解围。此可见三人在居正生前关系之切近。以此种切近之关系，解释何以要反居正之所作所为，此种之解释，当为四维内心之真实想法。四维之所以在居正死后仅一月，即挑动对于居正改革之清算，主要之原因，乃在于对居正后期专权之不满，亦在于已知居正“使圣主蓄念于上，四海人心积怨于下”，必遭清算而无疑。既清算在所难免，则率先提出，既可明示自己与居正理念之不同，亦可脱尽与居正之关系。盖满朝均知四维乃居正之所引荐。自此一点理解，则四维之门生李植等为反居正最力之人，实受四维之示意，当可信。

可注意者，四维之反居正，从目前所能看到之材料看，所针对者除居正在改革中之做法强梁急迫、严酷烦苛之外，于居正改革之实质成果如税收之增加、国库之丰盈、政府行事效率之提高、驿递整顿之效益、边境之安宁等等，无一字提及。不计改革之实效，以居正专权之可恨可恶掩盖其为国为民带来之益处，自四维始，成为整个反张居正浪潮之特点，亦为反张居正浪潮之主流。

张四维像

万历十年（1582）冬，先是直隶巡按御史王国论冯保专权纳贿之罪。继之“御史江东之首暴（徐）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徐爵是冯保的心腹，治徐爵罪必及冯保。李植遂发冯保十二大罪，十二月，谪冯保奉御，籍其家。又继而，吏科给事中陈与郊劾论礼部左侍郎陈思育、太仆寺少卿于鲸“夤缘徐爵，结纳冯保，朋奸误国”，并言及他们结纳张居正之家人游七。与郊奏劾陈思育、于鲸，明显意在冯保、张居正。又继而陕西道御史杨四知论居正十四罪。十一年（1583）三月，追夺居正官阶。十二年（1584）四月，籍居正家；八月，榜居正罪于天下，论定。

在这场反张的浪潮中，没有是非可言，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以张居正划线。凡张居正主张的，都错了；凡张居正亲用的人，都有罪。曾劾奏居正夺情而被黜诸人，均复职。十年十二月四川道御史孙继光上疏请复因劾奏张居正夺情而被黜之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职。得旨：“朕一时误听奸言，以致降罚失中，本内有名建言得罪者俱起用。”十一年正月，上述诸人俱官复原职。

十一年九月，南京工科给事中冯景隆弹劾名将李成梁，说成梁的战功是假的。冯景隆的奏章无中生有，生事惑众，耸动视听以清除与张居正有关之朝臣。景隆此奏，因过于荒唐而被兵部断然否定：“李成梁前后大捷共计十次，斩首五六千级，皆亲临战阵，奋死督兵，若捏报冒功，安能尽涂全辽耳目？”为此连万历皇帝也不得不说：“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气？”于是景隆以轻率妄言被调外任。景隆之劾奏李成梁，只是因为他是张居正重用的将领。就是如此荒唐之事，居然还被认为是一个可赞许之行为，科道官纷纷上疏救景隆。居正死后的整个反张浪潮，笼罩着此一种甚为荒唐之舆论。

李成梁像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工科给事中唐尧钦劾奏工部尚书致仕曾省吾，谓其为居正之党，“省吾与王篆数人，同恶相济，以欺居正，居正日为卖弄不觉，而竟成误国之罪”。曾省吾本已致仕，劾奏者谓居正受其愚弄，何处受其愚弄，如何地愚弄，又未言及具体事实之证据，全凭一种之感想而言说，结果省吾虽已致仕而仍被诏夺官职。

同月，才中进士不久的南京浙江道试御史李一阳亦上疏，言南京工部尚书刘一儒与张居正为儿女亲，不附居正，应重用。原任南京光禄寺少卿王蔚、傅作舟皆居正心腹，应斥为民。此亦为一甚荒唐之奏疏，何以不附居正就应该重用？如果居正所行为是，则不附为非；如果居正所行为非，则所行何事？不附由于何种之原因？均未明言。何以王、傅为居正之心腹就必得削籍为民？有何种之过错？全无事实之证明。就是这样荒唐的奏疏，万历皇帝亦居然“可其奏”。

兵部尚书张学颜为能干之臣，以其为居正所任用，也一再遭弹劾。六月，山西御史原一魁参张学颜，谓其为居正之故宠，应放归田里。七月，李植劾奏刑部尚书潘季驯，季驯被黜为民。季驯为有明一代治河之名臣，于治河数立奇功。在居正当政时期，用季驯治河，正是居正善政之一。而李植劾奏季驯，所指称季驯之罪状，竟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实谓其与居正为党。连名将戚继光亦因居正之所重用而被“徙归，邑邑以没”。

此时之反张，不问事理之是非，言官以鸷击为能，以反张为忠。而劾张者之所以得令名，实受进谏为忠君之传统观念所左右。此一种之是非标准，误导者有二，不问事理之是非。张居正十年改革之成就，于君于国，均难以否定。若视其大者而论之，则是归是，非归非，去其烦苛急迫，惩其专权严刻，而取其改革之要领，则改革得以继续。

即以“夺情”言之，父死守制，固为礼之所当然。然礼亦容权，所谓援之以手者是。其时主居正不当去者，亦援有本朝之先例在。而弹劾者之所以激昂慷慨者，正在于执持道德之准绳不容更改。平心而论，其时正处于改革进行之关键，居正若依礼守制，则于改革之进行当甚有妨碍。弹劾者之误导，在以道德之是非取代事理之是非。居正死后清算居正之一大罪状，正是此一“夺情”事件。而衡量之准则，正是此不变之道德之是非，而置其时事理之得失于不顾。此其一。与此相联，言官论事本当以是否有益于朝政为准绳，若不论事理之是非，则虽谏无益；不惟无益，反而有害。细究反张之浪潮，则可知此一点。言官一反张居正之丈量土地，不问此一改革之利益所在。

十二年四月次辅余有丁言，给事中王士性、御史江东之论劾吏部尚书杨巍而波及首辅申时行，申、杨皆上疏乞休，三辅许国亦上疏求去。有丁言，在朝大臣因此而人人自危。六月，许国再次求去，称：

大臣之义在定国是。今黑白混淆，纪纲紊乱，国是如此，而臣不能定，一宜去。大臣之义在正人心。今流言广布，谗说肆行，人心如此，而臣不能止，二宜去。大臣之义在保安善类。今用一人，朝贤暮佞，持一议，甲是乙非，大臣数见诋排，老成皆无固志，善类如此，而臣不能安，三宜去。其他纤细，不可枚举，伏望哀怜，放归田里。

许国所描述的当时朝政之情形，是黑白混淆、谗说肆行、是非不分、老成求去。不难看到在反张浪潮中言官所造成之混乱政局。万历十三年六月，浙江道御史龚懋贤上疏，言今天下所少者五：在皇上心膂少、在中外兵少、在民间财少、在士论公道少、在天下任事之臣少。所多者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他对此五少三多一一加以详论，以祈引起万历皇帝之注意。同月，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上疏，言反张者滥击居正时期之故臣，至伪造名帖，构拟陷害，他对此极表不满。

从以上所透露之讯息，可知当时言官如王士性、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辈于反张居正之时，不顾事理之是非所造成之为害。许国有几句话说明主事大臣其时已极难办事：“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世道至此，亦可叹已！”言官不问事理之是非，以鸷击为能，以反张为忠，且以是为风节，以道义为口实，误导舆论。此其二。

此两点误导，混淆了事理之是非。居正十年改革之功业，本不应否定。《明神宗实录》编者对张居正有一段评论，似较为公允：

夫居正以长驾远驭之才，当主少国疑之际，卒能不顾诽誉，独揽大权，综核吏治，厘剔奸弊。十年来民安其业，吏称其职，虽古贤相何以加。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怙宠夺情，本根已断。卒之身死名戮，祸至丧家。若其才其功，则固卓乎不可及矣！

本不该否定而终于被全盘否定，此种误导之得以产生，原因固甚复杂。有万历皇帝之心理因素，有改革过程中某些方法之不当，有居正个人思想性格之弱点，等等。然尚有一原因似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士人传统人格之缺陷于历史关键时刻无所顾忌之张扬，从而哄然成一声势以左右时局。士于家国危亡之际，固有献身以成仁者；士于众口铄金之时，固有不顾安危挺身以护道而真理得以发扬者；士固有敢于抚尸痛哭凭吊节义之人，因之正气得以长存人间者；士固有济困扶危，舍身亡家者。然士亦有叛国投敌成千古罪人者，有落井下石卖友求荣者，有阿谀逢迎不知人间羞耻者。凡此种种，每于历史之关键时刻得以充分之表现。反张居正之浪潮，正是如此之时刻。

（选自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中华书局2019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