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与启蒙：“鬼文化”的生成理路

文 | 徐颂赞

《见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阅读笔记》,有鬼君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

鬼与启蒙：从《见鬼》说起

“海上说鬼人”有鬼君出了一本奇书——《见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阅读笔记》。这本书打捞了散布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各色各样的鬼，把鬼的文献材料视为民族志，用流畅的叙事书写了鬼的日常、鬼的社会、鬼的政治，以及人鬼关系。举凡吃素、翻墙、约架、全球化、巡视组、投胎、猪肉自由等时髦话题，均能一一发掘出鬼的视角和故事，而鬼也颇能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看法和举动，令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志怪的丰富，当然还有鬼君的联想力、叙事才华以及敏锐的现实关怀。

读此书，若能抱持欣赏与玩味的态度，想必能体会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的话——“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见鬼》带我们见识了一个以鬼为主、人鬼共存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寻常理解的鬼，已不再是恐惧的代名词，也不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行者，而是一种奇异的存在，它们散发浓厚的烟火气息，透露出活色生香的趣味，令人不得不赞叹：“真是鬼灵精怪！”而重新书写它们的作者，莫非也已到了“鬼才”的境界？若就书中故事而言，直接捧读即能体会趣味。但对于“不接地气”的学者而言，我还想就其中涉及的文化问题做些发微和初探，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学理的争鸣。毕竟，根据《搜神记》，就连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也曾智斗妖怪哩，知识分子岂能不效法先贤。

可惜的是，西方自古有“神学”，日本近世有“妖怪学”，民国始有“仙学”，而鬼却没有相应的“鬼学”——什么是鬼？鬼是如何诞生的？鬼的世界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只有回应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不至于面对鬼而“疑神疑鬼”，也不怕别人“装神弄鬼”，方能与鬼和好，更整全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文化系统。

甲骨文里的“鬼”字

“鬼”的生成

诚如有鬼君所说，幽冥世界是一种累层构建的产物，并非静止不动，它的背后是一个更广阔的的历史和文化，既有一些共通的基本规则，也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实，这接近哈佛大学宗教学家怀菲尔德·史密斯（Wilfred C. Smith）的看法，他也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类“宗教”，无不由“虔信”（Faith）和“积累传统”（Cumulative Tradition）所构成，二者缺一不可，互动交织出形形色色的“宗教”。

当然，那些佛经、道经里书写的过度繁密又经后世润色的幽冥世界，其实也是一种经千年累积的现象，反映出某种集体实践和“制度化”，并非“虚构”、“想象”或“刻意”所能一言蔽之。史密斯就认为传统的宗教学通常会研究某部经典里的教义思想，而他则更注重用千年的尺度，衡量这部经典的作用和角色。这就需要通过跨文化、跨时间、跨文本的比较，来重新建构一个更广阔的的人文世界。

同样，这些学理对“鬼”也是适用的。我对“鬼”的兴趣，更在于想要了解“鬼”这种文化，在长时间尺度里的生成理路，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鬼”作为一种文化，并非一次性诞生，而是人类信念和社会实践互相交织、累积生成的产物。从汉字的角度看，“鬼”这个字很古老，甲骨文里的“鬼”字取了人形，不过异于正常的人形，更像是巫师戴着面具装扮成鬼怪的模样。在汉语词汇里，“鬼”的造词很丰富，不下千种，涵盖了正负两极的涵义。

比如，说一个人作恶多端、危害他人，那便不能归为人类，而要归为鬼类，举凡“鬼鬼祟祟”、“鬼迷心窍”、“各怀鬼胎”，无不以鬼贬人。若从正面看，则“鬼斧神工”、“机灵鬼”、“诗鬼”、“惊天地、泣鬼神”，又透露出些许敬爱乃至敬畏。这种现象，除了汉语的博大精深以外，常常也能反映出“鬼”在中国文化里的深厚影响。

的确，“鬼”的涵义多元，内涵与外延交织，早已超越了语言文字，在更基础的社会文化生活里扮演关键角色。《礼记》、《论语》郑重教导子孙要祭祀的“鬼”，属于祖先崇拜中的“家鬼”，也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核心命脉之一。而没有得享后代祭祀的则变为“孤魂野鬼”，有时会扰乱人间生活。当人们遇到无法解释也无以应对的自然事件时，在地震、瘟疫、火灾中惊惧万分时，也会把这些解释为鬼怪作祟。进而，一些宗教节期和仪式，也在应对“鬼”的过程中而日臻完善，比如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施食科仪，无不为着救赎这些饿鬼、冤鬼、孤魂野鬼。虽然从“家鬼”到“野鬼”，这些都被称为“鬼”，但他们的文化阶层、道德地位、仪式待遇往往有天壤之别。

柏桦 （C. Fred Blake）,《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世界》(Burning Money: The Materi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feworld)

“鬼”的学术和文学

不仅宗教和民俗谈鬼，学者和文人也时而谈鬼。一些汉学家、人类学家已有不少对汉人地区“鬼文化”的研究，例如美国汉学家柏华（C. Fred Blake）的《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 K. Jordan）的《神·鬼·祖先》，以及林美容的《台湾鬼仔古》等等。近些年来，栾保群的《扪虱谈鬼录》、有鬼君的《见鬼》则是探讨这些问题较多的书。

中国人不仅纸上谈鬼，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能听到鬼故事，只要你敢提起胆子去打听。《见鬼》涉及的素材，主要源自中国古代志怪小说文献。在历史里，从干宝的《搜神记》到蒲松龄的《聊斋异志》，这些志怪故事的形成与文本的书写，是“鬼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这些也并非全部。

此外，还有物质、实践、口传、节期等等，均构成“鬼文化”动态演变的内涵。而就物质而言，许多人类学家着墨的“烧纸钱”这种行为和习俗，便对于沟通阴阳、塑造心理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学术研究，中文作家对鬼的严肃文学创作也不是没有。哪怕到了现代，从鲁迅《失掉的好地狱》到钱钟书的《夜访魔鬼》，鬼也依然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当然，这些鬼已经不再有令人恐惧的心理因素，更多的是文学趣味和审美导向。当然，写鬼的文学虽未曾断绝，但也不复见魏晋时期志怪文学的高峰了。

从这些角度来看，“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生成遍及多种文化载体，分布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鬼”已是人们生活和观念的一部分，也早已确立了它们的文化角色。谈论“鬼”不仅不是“旁门左道”，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诸多文化的秘密。

费孝通：《初访美国》，生活书店发行，民国三十五年

“鬼”消失了吗？

扩而言之，“鬼文化”不仅在中国有广泛影响，是亚洲文化的共同特点之一。如果说欧美民族的文化主流是崇拜“神”的文化，那么亚洲文化便是一种敬畏“鬼”的文化。不论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新教，还是伊斯兰教、拜火教，生活于这些文明中的人，往往对“神”的细节了若指掌，他们用大量文本、口传技艺和仪式来描绘、传承“神”的故事，它们中的诸多教派甚至非常忌讳谈鬼，也缺少有关鬼的细节和趣味，更不用说演变出有关鬼的多元文本和祭祀仪式。

相反，在亚洲，不论日本、韩国、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共享着一种对“鬼”的敬重，其中既包括对祖先的崇奉，也包括对其他各类鬼魂的敬畏。这种现象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于今尤甚，如果看看日本、韩国和泰国的“鬼片”票房，则可以说“鬼文化”是塑造亚洲文化的关键词之一。

其实，在1946年出版的《初访美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区别。不过，他说的是美国人崇拜“超人”，而中国人敬畏“鬼”。即便像费孝通这样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认为童年时对鬼怪和未知世界的敬畏，深远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我自己早年对于大厨房、后花园的渺茫之感，对于纱窗间的恐惧之感，一直到现在没有消灭，不过是扩大了一些，成为我对宇宙对世界的看法罢了。”

进而，他把童年的恐惧、祖母的影子、房屋的角落，上升到了更高、更悠远广阔的哲学思考——“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这就是鬼，就是我不但不怕，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

他意识到了“鬼”在中国人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存在，也点出了美国文化中“鬼的消失”。他认为美国人高度流动的都市生活、独立居住的小家庭、联系不密切的血缘关系、千篇一律的住宅形态，让人与人、人与物的联系变淡了，对故人的幽思、对亡物的怀念，也都变淡了。因而，鬼也随之而灭。

当然，费孝通没有看到当代中国已经发生的大流动，那个深宅浓荫、后花园充满传说、一草一木皆有神话、邻里巷陌不缺故事的古老中国，也一样逐渐去魅、消失了。然而，“鬼”真的消失了吗？还是改变了文化形态，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

现代社会的高速流动、个体隐私、人际壁垒，让传统形态的鬼减少乃至消失了，但是现代化的精致的鬼却越来越多。那是香港都市爱情电影中的鬼，是日本电影里的怨鬼，它们多数是独居在公寓里、有各类心理疾病的男女老少，因为家庭、事业、爱情这三座大山而压得踹不过气来，于是由人变鬼，演绎起当代都市的幽冥志怪。可以说，从古至今，鬼从未缺席。

幽冥故事不仅仅是对人间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它对人们的寻常生活、老百姓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常常有“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在口耳相传中，在好奇和恐惧的情绪之间，它仿佛跨越了代际和地域，告诉一代代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在人类文化里发挥着深层却又少人留意的巨大影响，需要引起更深的注意。

《妖怪学》，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

“见鬼”以后如何

娜拉的出走，让鲁迅追问：“娜拉走后怎样？”而鬼却从未消失，只不过改头换面、如影随形，游荡在人间。前者是一个女性解放的难题，后者却是人们从传统走进现代的难题——“鬼”只是引子，引发人对自身、对传统和现代的思考。启蒙，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终极目标，启蒙从来就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反思过程。

自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成了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中心思想，举凡学术研究、政治、经济，皆奉“赛先生”和“德先生”为圭臬。而对于不合于二者的其他社会文化元素，或以“反动”批判，或以“迷信”拒斥，或以“不可知论”漠视，或以“神秘莫测”讳言。总之，百年来的学人学者和社会各界，对“鬼文化”的研究和书写，恐怕是远远不足的。

相较而言，日本学界对“鬼文化”的研究，已有相当客观而且可观的积累，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化里的鬼魅元素，也有相当早的整理和重新创造。从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到鸟山石燕的浮世绘，从井上圆了到柳田国男，无不展现出他们对日本“鬼文化”的探索。近世日本学人在习得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创造性地运用于整理、研究有关鬼魅的文献材料和民俗现象，终成一门特殊的学问——妖怪学。

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翻译了日本妖怪学之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后，竟然从中得到启发，抛开了科学与迷信、唯物与唯心、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开始觉得“心境之圆妙活泼，触发自然，不复作人世役役之想。”从前他认为“无稽之谈”的妖怪，在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显微镜下，竟然迸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这是一次重新展开的启蒙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见鬼”的经历——“见鬼”是一次震慑，一次提醒，一次让人超脱寻常观念的体验。那么，如果用一双“鬼眼”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亚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可能看到的将比以往的更多、更不同。

在此，请允许我以热烈掌声，欢迎“鬼”的到来，不是以魅惑的姿态，而是以反思的、启蒙的、批判的姿态，欢迎“鬼”重归这个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世界。如果人们可以直面鬼提出来的疑难和诘问，或许可以从这个人类永远的“反对派”身上，比从人间事务里学到的多得多。

我与有鬼君素昧平生，也未曾见过鬼，但毕竟写过鬼，还认得书里的鬼，所以不揣冒昧，姑且任笔品评群鬼，有不当处，也请有鬼君和鬼们见谅。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鬼！

*本文首发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