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走出“心理围城”

在武汉人曹茜的习惯里，做完一套完整的消毒流程需要二十分钟——

外套洗好挂在通风处，手机，门卡，帽子，鞋子，所有接触过房间外空气的物品都必须用酒精细细喷洒一遍。

“封禁”早已解除，凭绿色健康码可以出入小区，曹茜却不太想出门了。在七十多天的封闭期里，她曾满心期待解封后的日子，“出门看看天，走在阳光下呼吸”。

解封之后，她怀疑自己留下了“后遗症”：出门的愿望被对病毒的恐惧取代，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小区门口卖菜的店铺，封城期间的习惯仍保留着，她会提前囤好一周要用的物资，没有需要绝不外出。

和解封前相比，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杜洺君接到的求助电话大约减少了80%。但她觉得，经历了疫情，越来越多人关注自己和身边人的心理状态。她接到的电话里，不少咨询者是为家人求助。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物理上的封闭解除了，心灵的创伤还需要时间来抚平。

“未解封”的心

解封后第一次出门，曹茜就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下楼乘电梯，她径直走上前，电梯里的人好像被吓到，退后了一步。那是个和曹茜年纪相仿的女孩子，戴着口罩，曹茜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从她眼神里感到恐惧与戒备。

曹茜有些尴尬。停在电梯口，两人对视了几秒，女孩缓缓开了口：“要不你等下一班再上吧。”曹茜舒了一口气，默默往后退。

她能理解女孩的心情，“估计像我一样，很久没有见到人了”。疫情也让她对人群产生了焦虑。小区门口有三四家卖菜的店铺，戴着口罩的居民在里面挑挑拣拣。进店之前，她在门口转了一圈，“不知道该不该进去”。犹豫再三，曹茜选了人最少的一家。

紧绷感一直没有消散，居民群里，总有人提及对外出的恐惧，“还是挺怕无症状感染”。以往在小区里碰到熟识的邻居，曹茜总会热情地打招呼，现在却沉默着走开，“遇到人也不是太想讲话”。有次取快递排队，每个人都隔着一米左右的安全距离，站在前排的阿姨突然扯着嗓子催促：“快一点，我不想在外面的空气下面待着！”

即使离开了武汉，“后遗症”也会留在一些人心里。艾丽在武汉老家过年，4月10日回到上海。刚下飞机，她就把手套脱了，她不断提醒自己，外面的环境“是安全的”，但潜意识里仍会感到不安。在武汉时，她要做全套防护，口罩、手套、护目镜一个不落，出门回来一定要洗头。

她谈到那种扑面而来的落差感：“就像是从一种生活，升级到另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里。”丈夫来接机，问她要不要出去吃饭，艾丽无心理会，她只想赶快回家，回到一个相对安全和封闭的小环境里。

回到家，艾丽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在武汉时，她进门要做全身消毒，可是上海家中没有酒精，要怎么把外套消毒，不让家里的环境受到污染？此时丈夫已经洗好手，问艾丽想吃什么，她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直到在网上下单了消毒用的酒精棉片，艾丽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些。

消毒成了一种维系安全感的方式。艾丽记得在武汉的那些日子，每次拿东西回来，她都要把包装箱放在外面通风半小时。父母年迈，父亲又突发脑梗，艾丽生怕消毒的环节出了什么岔子，“那个风险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出门拿团购的菜是最紧张的，人们隔开一两米的距离，还是不免感到惶惶。周围多了三四个人，就有老人家尖声叫起来：“好恐怖，怎么这么多人，我要走了！”

艾丽看着心痛，在她的印象里，武汉人就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她没法将眼前这个慌张、谨慎的老人和记忆里的武汉人联系起来，就像是活了一辈子的性情都被“颠覆”了。

回到上海后，艾丽极力想挣脱武汉封闭生活的惯性。外卖或是快递送上门，门铃响了，艾丽要站在门口预演一遍，克制住喷洒酒精的冲动，心中默念三遍“不要消毒”。但这样的克制让她更加不安，连续几天，她的梦里总会出现消毒用的酒精，白色喷雾扬得到处都是。

在武汉时，她对朋友们说，回来之后要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再约朋友们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真正回来后，她“非必要不出门”，朋友约她出去吃饭，也被她一口回绝，“为什么要出去，外面不是还很危险吗？”

“他们是接受我的，但是我接受不了自己。”艾丽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调节到正常状态。

咨询师黄红玲在武汉一家心理热线做志愿者，解封后的一个多月里，诉说焦虑和恐惧的求助电话有许多，求助者普遍害怕出门，他们会反复洗手和消毒。有老人整夜失眠，跟身边人念叨，小区里的公共设施都不要碰，“你怎么知道消毒得好不好？”有位妈妈收到学校寄来的新教材，担心上面沾染病毒，一直藏在车库里，不敢给孩子用。

黄红玲解释，反复洗手和消毒这类强迫行为，与人们长时间的隔离有很大关系。隔离期间，人的社交活动减少，导致价值感降低，跟家人的矛盾冲突也会引发负面情绪，如果本身就有强迫性人格特质，就容易累积成心理问题，并在解封后爆发出来。

随着生活复位，大部分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心理复原力调节过来，但也有部分症状严重者无法复元。黄红玲将此比作“石压弹簧”，疫情过后，有的弹簧弹性慢慢恢复，有的压下去就回不来了。

电话那头，求助者的声音时常带着试探，“觉得说出来别人都会不理解他，不接纳他。”这是“病耻感”的体现，一些人不会向家人或朋友坦露恐惧，只有在给咨询师的电话里释放自己的情绪。

这时，黄红玲会告诉对方，情绪适应是需要过程的，感到害怕并不是丢人的事。“当他们觉得可以被理解的时候，压力就会放松下来。”

等到和求助者建立了信任关系，她会告诉他们，外面的环境是安全的，消毒流程都经过检查，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确定感”。

失序的生活

对一些武汉人而言，“解封”只是开始。摆在眼前的，是被疫情搅乱的生活。武汉本地的豆瓣小组里，不少人诉说着失业或降薪的失落，“武汉人今年太难了”。

丁萌在武汉一家车企工作，疫情导致大量订单延迟，公司出了降薪通知，后期可能会有裁员计划。她的工资从五千降到了一千七，丈夫的工资也少了一半。家里有一对双胞胎，老大患有轻度孤独症，丁萌租了房子给孩子做康复训练，房贷两千，房租三千，治疗费用七千左右。发工资和付房租是丁萌每个月最揪心的时候，“看着钱唰唰地往外走，但是发的工资就一点点。”

她的生活被家庭和工作填满，在家线上办公，白天带老大做训练，陪老二上网课，工作往往在深夜进行。把孩子们都哄睡着了，丁萌才有时间拿出电脑工作，忙到凌晨两点。想到儿子的孤独症和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无法入睡，失眠成了常态。

四岁的孩子还不能明白“病毒”是什么，也不理解母亲的心事。丁萌每天带儿子做一小时训练，一字一句教他说话、对话。令她欣慰的是，儿子的孤独症近期有好转，他会说“我爱你”，还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了。儿子拉她去蛋糕店，兴奋地叫起来：“我要这个！”丁萌扫一眼标价，都要十五块、三十块一袋。她有些犹豫，转念一想，儿子会用语言表达需求了，应该鼓励他。“买买买！”丁萌嘴上应着，心中泛起一阵苦涩。

陈薇和家人也在经历生活的停摆。她在旅行公司做客服，三月底，公司通知无限期停工。父母以前做点小生意，到周边的小区摆摊卖家电，解封后的小区管控很严格，生意也做不成了，家里还有一个高三的弟弟，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来源仅剩下陈薇每月几百块钱的补助。

陈薇察觉到父亲情绪的变化。父亲性格乐观，一家人聚在一起总是有说有笑，独处时才会流露脆弱的情绪。陈薇偶尔从房间出来，会看见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或是无精打采地趴在阳台上，留给她一个沉默的背影。

陈薇很心疼。父母这阵子变得节俭起来，买菜前总会叮嘱“不要买太贵了”。父亲有次跟陈薇提起，想去别的城市找点事做，陈薇不同意。居民群里招人协助管理，父亲兴冲冲报了名，却因为年龄太大被拒。他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人家只要四十五岁以下的。

一家人都被卷入漩涡，不知何去何从，“以前好歹有个盼头说4月8号，现在是心里没底。”4月11日，陈薇接到通知，公司要退租了，让她去办公室清理物品。

这是她七十多天来第一次出小区。那天天气阴沉，刮起很大的风。陈薇把衣服、文件、午休用的小枕头都塞进包里，望着空空荡荡的桌面，她一时间有些难过，“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陈薇很喜欢之前那份工作，用英语和不同国家的人交流，满足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她还想找一份需要用英语的工作，简历投了三四十份，只有一家公司给她发了面试通知，其余都石沉大海。

从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马路上的场景，一个人的时候，陈薇时常盯着窗外的车流发呆：“看着车一直走一直走，是不是别人都在往前，而我还没有找到方向。”

后疫情时期的心理创伤

徐源被那段记忆缠绕着，挥之不去。她本就有抑郁症，近来症状更严重了。

疫情刚开始时，她看着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感觉喘不过气，卸载掉微博，又重新下载，情绪反反复复。她总会想起视频里追赶着灵车喊妈妈的小女孩，哭声在她耳边盘旋。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告诉记者，后疫情时期的心理问题更多与心理创伤有关，抑郁症患者是需要关注的群体。“疫情让他们抑郁的程度加剧了，相当于伤口再次被打开了。”

负面情绪积压过多时，旧有创伤可能被激活。黄红玲观察到，一些人过往被遗弃、分离、居丧、亲人重病的创伤在疫情中被唤醒了，随之产生绝望、被抛弃感、抑郁和焦虑等情绪。

她接到过一位中年男性的求助。封城的日子里，他坐在房间里想起去世的母亲，止不住地流泪。“好像觉得妈妈还活着，还在陪着他。”

哀伤背后是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感，“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我是不是不该活？”

黄红玲熟悉这种感觉。疫情初期，她也出现过“幸存者综合征”，父母过世的陈年创伤重新被激活。刚封城那几天，她不敢在朋友圈分享过年收到的礼物，好友在朋友圈分享精致的面点图片，她又感到愤怒，“都发生灾难了，你还在这里讲究这么多”，她一度想屏蔽朋友圈。

黄红玲找到自己的咨询师，诉说自己这一周的种种情绪反应。咨询师对她说：“你要知道，人活着没有罪过。无论何时，人能感到活着的时候高兴，本身是件很棒的事。”她终于哭了出来，内疚的感觉也逐渐消散。

许多人在疫情中离开了，留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咨询师谭咏梅曾在深夜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对方说睡不着，每到这个时间就想起疫情期间离世的父母。

电话那头，来访者不断重复着对父母的内疚，“要是我送他们去大医院”“要是早一点发现”“我怎么没有想到呢”“都是我的错”……

“很多东西我们尽了力，但还是无能为力。”谭咏梅告诉来访者，不要责怪自己，你已经陪伴了他们最后的时刻。

也有许多来访者会哭诉，没能见到亲人最后一面。那时，亲人的遗体被送去火化，没有机会告别，他们无法接受亲人离世。

杜洺君会建议这些失亲者自己选择接受干预的时间，一个月到半年后。等到他们认为可以接受时，再来做进一步的哀伤辅导。

哀伤辅导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先让求助者发泄情绪，接纳事实，理清责任——而不是把亲人离世的责任归结于自身，之后再探讨未来应该怎么做。

杜洺君对一位求助的老人印象深刻，老人的儿子感染肺炎逝世，谈及未来的规划时，老人说在有生之年一定替儿子照顾好孙子。“你能感受到他那份责任，他的生命的力量。因为生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 杜洺君感慨道。

她觉得，疫情给人们带来许多改变和思考。身在武汉，她感触更深：因为封城的特殊经历，大家更多看到，什么是健康，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亲情。有夫妻双方都被感染，劫后余生的，感情比从前更好；还有以前非常关注金钱、房子、车子的人，发现这些都不能给予自己安全感，从前追寻的很多价值都被打破了。

武汉在慢慢走出阴影，人们也开始在困境中努力重建生活的信心。五月初，陈薇和朋友去周边的乡村住了三天。乡村生活慢悠悠的，晚上能听到虫鸣，那些声音让她心静。回来之后，她每天浏览招聘网站的信息，一次性投出十几份简历，“好好找一下，总会有路的”，她说。

如果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陈薇会和母亲下楼打打羽毛球，小区里的花都开了，风夹杂着花香扑面吹来，那时，她觉得熟悉的武汉好像又回来了。回到之前“那种平凡的生活”，这是陈薇现在最大的心愿。

（文中曹茜、艾丽、丁萌、陈薇、张玥、徐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