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⑦

清末时期成都的管理

一个像成都这样的行政市在清末时期会怎样进行管理呢？尽管成都和北京之间公文和布告川流不息地来往传送，但是中央政府却很少注意到成都市里起于街巷之中的凡人俗事。当然，不管是哪位总督，只要他疏忽失职，未能阻止严重的动乱，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清政府为了在省城维持法治和秩序也定下了总的指导方针，那就是在全国一律强制推行一部刑事法典，以及一整套管理法规，对于安置和驻扎在省城里的各文武官员的人数及职责有详细的规定。帝国的制度对于19世纪末期成都市民身份和地位的提升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那些成功通过了各种文职人员考试的人被授予功名，他们及其家庭被赋予特权和名望，他们的地位就远超于普通成都市民之上了。获得了省一级和国家一级功名的成功者尤为荣耀，他们有资格可以和统治成都市的高官显贵们社交往来。

虽说成都并非直接受到北京的操控，它的管理却仍然和北京类似，总的来说它是由官方来掌握的。〔69〕中国的一些商业城市，例如上海、汉口和重庆在整个19世纪中，它们的商会、同乡会分担了城市管理的许多工作，这一点毫无疑问。〔70〕但是在绝大多数的省城里，清朝官场对这些社会团体组织仍施加极大的压力，它压制和限制了一切其他社会团体的创造性。广东的商人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对清政权的挑战，〔71〕但是成都却仍然十分服从这种压制和限制，这有许多原因。在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大多数的成都市民都是新近的移民。四川西部富有的地主，他们在平原上挣下了财富，在清政权全盛时期，他们在成都市建下了家业；为了在这个并不宁静的边境地区生存下来，他们并没有像中国南方许多家族那样迫于压力建立强大的家族自治组织。他们反而倾注更多的钱财去购买更多的田产，或是投入到对他们子孙的教育事业中去，寄望于他们的子孙能进入官场，或者至少也能够分享一些与成都精英阶层谈文论道的乐趣。成都的商人也和他们一样，依靠官场，觉得他们能成为自己的顾客，是自己无上的荣耀。成都许多的同乡会总是由在这里短期任职的官员而不是商人来把持。〔72〕一个外国观察者指出，在所有的商会组织中以丝织业商会最为“专横”。〔73〕但它的专横不是指向购买他们商品的官绅阶层，而是指向给丝绸商店供货的低级纺织工人。商人们敢于对纺织工人这样苛刻要求，是因为在他们的这个行当中，他们能够和官员们发展起个人的和金钱上的紧密关系。

由此可看出整个成都就是一个官场，但是官员们并不专属于它，或说是特别附属于它。总督们总是来了又去，固然这种更换没有其下属那么频繁。1850—1911年，只有六位总督任期超过了三年，其中一位任期超过了九年。〔74〕另一方面来看，成都县和华阳县的县长，任期历史上少有超过了两年以上者。或许他们宁愿如此；这两个“首要之县”的任一个任命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是因为它显赫的名声以及能提供给他们机会，可以和官场要人混熟。但是这两个职位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是繁重的。不仅仅因为这两个县长每日的工作都得在总督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而且他们还会陷入难以负担、代价甚高的责任中，他们必须招待川流不息的上司的造访。〔75〕将大量各怀雄心的官员集中在一个城市里，人们也许会认为公共资源控制的竞争一定会很激烈，在权限有所交迭的官员之间的冲突定会频繁发生。然而，清朝的政治制度，在成都那刻板的管理机制中自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威力来对付这些事情，那就是以总督的名义迫使官员们在最低限度内，以低调的协力来配合工作。20世纪以前，清政府的官僚体制对于城市发展，是决不会褒奖的；只有京城除外，或许还有少数几个独具城市魅力能够吸引皇家去游览的城市也在此列。四川的总督们在朝廷建立的声望主要都来自他们处理的一些与成都本身牵连甚少的事务。在晚清时，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规定手下的县长们一律将其权限内应收的土地税上交省一级的金库，再由他们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上交北京。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阻止，或是终止有组织的反抗政府的力量发酵，或是解决外国人带来的各种麻烦。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涉外纠纷的阴影日渐增大。这个时期，李鸿章、张之洞，以及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区的总督们在获得了朝廷允许后，开始试验性地创办工业，在这种形势下，四川的总督们却基本上在忙于镇压动乱和注视西藏的动态。

成都中层的官员们将他们职位升迁的希望大部分都寄托在总督身上，他们对前程的希望也都全赖总督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虽然他们都是由北京的朝廷指派到四川来赴任的，但是总督可以对他们做出评断和举荐，使他们获得荣升。〔76〕于是省级最高行政长官对于管理工作人员的优先考虑自然就落到他那些正式指定的下属身上了。在19世纪的四川，与成都局面的稳定相比较，其他的一切城市管理工作便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总督对一切改善城市的面貌以及改进城市的基础设施，或者是改善市民的福利的计划都持反对的态度。与此相反，他们常常鼓励既有的弱势社会团体去掌管一些日常的城市工作，并将捐赠专款交由他们处置，并授予他们盖有官方封印的批文。又例如，若有组织慈善团体募款去救济孤儿或是整修一座毁损的寺庙时，他们会亲自书写一块嘉奖的牌匾。〔77〕然而在20世纪以前，公共秩序的维护仍然是成都市官方行政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官员和县长们在总督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以求维持一个良好的局面。

为了维持成都平静的局面，清政府采取了好几条策略。首先，是将国家的思想体系以儒家经典和传统的帝制观念为根本，然后，是将阻止异端行为列为家庭的首要责任。县长，或称“父母官”频繁呼吁他们辖区的父老教育和管束他们的子弟。——一般认为，父母或者公婆不需要将女子算入管束范围内，她们自会如此。但是即便没有来自官方的告诫，一般民众都认为对于异端的行为理应由家中的长者来纠正。这种观念已然深深植根于大多数成都百姓的心中，用不着官方来开导，做出全面而严厉的规定；因为这些异端行为只会让家庭蒙羞。这也是许多古典文学和传统的传奇故事中所讲述故事的道德基础。这些故事由说书人在茶楼酒肆里反复讲述，在儿童爱看的木偶戏里经常搬演。反映其他观点和看法的故事也在流行，这是一定的。然而，官方最为关心的一点就是，一旦出现危及他们认定的正统道德规范的思想，即不尊上敬老的不谦恭的行为就要立刻扑灭。通俗的文化和公开的表演都受到官方严密的检查，虽然据传晚清时期在成都，也有一些官员私下里喜欢观看“淫戏”的表演。

-----------------------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莹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4-1

定价：78.00元

装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