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野村证券陆挺：取消经济增速具体目标避免了一些副作用

中央取消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有何深意？一季度GDP出现负增长之后，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走向将会如何？疫情之下，率先走出阴影的中国又该如何重拾增长势头？

陆挺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文字采访，他指出，淡化GDP增速目标避免了为实现过高增长目标的一些副作用。中央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是什么？正是在当前“六保”的基础之上，坚持底线管理，设置更为明确的财政支出、信贷增长和就业的目标，在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同时，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陆挺预计，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仍会维持负增长，同比增速约为-0.5%，主要受出口快速下滑的拖累。在复工复产与国内政策刺激的驱动下，下半年经济同比增速或恢复至5.8%，全年GDP增速为1.5%。

取消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避免了一些副作用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5月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最新政府工作报告不同于过往的一点在于，并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报告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对此，陆挺认为，这避免了为实现过高的GDP增长目标的一些副作用。

他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地经济增长潜力千差万别。而地方政府官员一般不甘心让当地GDP增速明显落后于中央设定的目标区间下限，因此若全国性的GDP增长目标与某些地区的实际情况严重脱离，就有可能让一些地区的主政官员铤而走险进行数据造假，也可能使地方政府竭力举债来追求高GDP增速。

在今年极为特殊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下，面对很高的不确定性，如果设定具体GDP增长目标，完不成既定目标的可能性较高。因此，陆挺认为，中央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正是在当前“六保”的基础之上，坚持底线管理，设置更为明确的财政支出、信贷增长和就业的目标，在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同时，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下半年经济增速将回升至5.8%左右

陆挺预计，2020年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稳步回升至5.8%左右。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国经济依然面临两类风险，一方面，由海外疫情加重带来的外需崩塌难于避免，另一方面，因倒灌国内出现疫情复发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因此，陆挺建议政策方面加大纾困力度。

他在回复中写道：“我国在抗疫方面以巨大牺牲换取了骄人的成绩，目前已经处在抗疫后期。但由海外疫情加重带来的外需崩塌难于避免，因倒灌国内出现疫情复发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通过对各国纾困政策的梳理，从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现金补助、社会福利和其他政策方面进行比较，我们认为我国的纾困力度过小，在疫情和外需暴跌的双重冲击之下，或不足以保持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基本稳定。当前虽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但纾困政策仍是关键，况且很多纾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动需求。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

根据陆挺的建议，政府可以提出一个约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纾困既救急又救穷，应尽量避免各类产业补贴和各种寻租行为。通过货币还是财政政策来纾困不是问题的关键。为加快纾困速度并避免占用市场资金，央行宜起关键作用。在加大力度给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央行可通过量化宽松工具，以及通过购买特别国债等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中央财政支出。

需要指出的是，下半年经济增速的快速回升，并不代表陆挺认为未来宏观经济形势非常乐观。

他在采访回复中指出，在外需角度，市场在三个方面高估了经济反弹的力度，低估了未来几个季度经济下行的风险。一是低估全球疫情对我国出口的直接冲击。二是使用错误的分析框架，拘泥于净出口这个概念，大幅低估出口下行对经济和就业的短期影响。三是可能低估制造业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下行幅度。

从全年情况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我国GDP增速为-6.8%，陆挺预计二季度仍会维持负增长，同比增速约为-0.5%，主要受出口快速下滑的拖累。在复工复产与国内政策刺激的驱动下，下半年经济同比增速或恢复至5.8%，全年GDP增速为1.5%。

疫情对通胀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对于近期颇受关注的通胀和通缩之争，陆挺表示，疫情对我国经济而言既是一个供给冲击，也是一个需求冲击，因而对通胀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疫情对通胀的正面影响通过机制包括四点。第一，疫情和相应的交通封锁措施会抑制农业生产，造成食品（尤其是粮食和肉类）的供应短缺。第二，不少农产品出口大国因疫情出现减产，有些甚至开始实行出口限制，制约我国的农产品进口。第三，消费者可能会因此抢购囤积生活必需品，增加短期的投机性需求。第四，为了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央行增大流动性供给和降息，这也会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

而负面影响同样会通过四个机制产生。第一，疫情对全球工业生产和需求的巨大冲击驱动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第二，全国各地继续施行社交距离限制，对酒店、餐饮、交通、文化、旅游等服务业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抑制这些行业的需求。第三，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救助措施中包括降低企业生产用电价格、一定时间内减免高速公路收费、降低部分企业与商户租金等。第四，疫情冲击造成了一定规模的降薪、失业与裁员，对居民可支配收入造成下行压力，抑制购买力。

陆挺认为，疫情对通胀冲击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并且不同渠道的影响不一定同期发生。但是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2019年尤其是下半年，我国的CPI因非洲猪瘟驱动的猪肉价格飞涨一路上行，但是随着生猪存栏的企稳回升和猪肉供应逐步恢复，猪肉价格在近几个月开始从高位快速回落，这与之前的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共同推动我国CPI的快速下行。

据他预计，CPI在未来几个月会因高基数效应进一步下降，年底达到0-1%左右的水平。PPI会在弱侧波动。未来一段时间，CPI和PPI的变动不会影响我国进一步实行政策宽松与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