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20世纪中国传染病防治史的启示

1945年，兰州的西北防疫处。 图片来源：戈登·桑德斯 / 李约瑟研究所，CC BY NC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Covid-19）在过去几个月里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越来越多的评论试图解释疫情爆发的原因和方式。大多数说法认为，该病毒起源于蝙蝠 ，并通过某一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遗憾的是，有人利用这一假设煽动针对全球亚裔人士的种族主义情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是这样。

在大流行过程中，试图寻找一个确定起源是很自然的，但也有形成误导的风险。寻找“ 零号病人”，将一些个人或群体作为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起点，是对流行病爆发的一种常规反应。就新冠病毒而言，早期被推测为大流行源头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点。

为了解释目前的状况，相关评论强调了多物种纠缠的作用：他们认为，野生动物栖息地与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之间的“ 越界联系”逃脱了卫生主管部门的控制，导致流行病灾难。然而，中国的防疫历史揭示了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架构和策略，并有效缓解了流行病危机。

昔日中国的公共卫生

有关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分析往往聚焦于人、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复杂联系上。但这些联系在推动医学进步方面的作用同样值得重视。虽然争议性的中医药成分，如穿山甲鳞片或熊胆，吸引了大量对于野生动物入药的关注，但历史上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强调牲畜和常见动物的流行病控制。这一趋势肇始于1910年在东北爆发的一场臭名昭著的肺鼠疫。这场鼠疫很可能是中国东北地区大量捕猎野生土拨鼠的结果；虽然其确切的人畜共患病传播模式尚不清楚，但人口密度增加与铁路建设带来的流动性增强这两个因素的叠加难辞其咎。由此导致的疫情造成5万多人死亡，最终通过严格的隔离和广泛使用口罩才得到遏制。

东北鼠疫之后不久，中国北方又接连爆发了一系列流行病。因此，1919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处，成为当时主要的国家疫情预防和控制机构，主要任务是展开天花、鼠疫等传染病疫苗和血清的实验室研制，并且负责收集流行病学信息，开展城市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运动，并支持微生物研究。位于北京天坛的中央防疫处成立后不久，就扩大了规模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办事处。

该机构的调查没有严格区分人类疾病和动物疾病。西北防疫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分支机构于1934年在兰州成立，管辖范围不仅有甘肃，还包括宁夏和青海。该处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影响家畜的疾病，生产牛羊炭疽以及牛瘟（一种折磨黄牛和水牛的病毒）等疾病的疫苗。其工作人员访问了当地的村庄，对农村民众进行家畜流行病（影响特定动物种群的疾病）的教育，并设立分站，诊治患病动物和患者。20世纪30年代，即便在猩红热、白喉和其他疾病在当地居民中周期性流行肆虐之时，该处仍没有放松兽医和牲畜流行病控制。

在西北防疫处疫苗生产研究所的农场里，工作人员正准备给一匹马抽血提取血清。 图片来源：戈登·桑德斯 / 李约瑟研究所，CC BY NC

西北防疫处的家畜流行病工作对于制定新的卫生战略功不可没。这些战略对现代中国公共卫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将重庆设为临时首都，中央防疫处也将总部迁至昆明。西北防疫处成为机构重组后流行病控制网络中一个突出的新节点，大部分工作转为生产疫苗和血清，以防止在士兵和难民中爆发疫情。生产预防鼠疫、霍乱和天花等人类疾病的疫苗需要大量的动物实验。这一背景下，西北防疫处广大的马厩成为重要的国家资源。要维持实验细菌和病毒株的毒力，关键是要通过啮齿动物、兔子、马和小牛等进行活体传播。从这些动物身上提取的淋巴和血清可以用来制造足量的疫苗，从而使针对霍乱、斑疹伤寒、天花等疾病的大规模免疫接种成为可能。

在《 大规模免疫接种：现代中国公民的身体和国家权力》一书中，我认为，中央防疫处在中国战时腹地与一系列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和国际援助组织合作，制定了大规模免疫接种战略。这些制度具有深远和持久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央防疫处重新确立了其国家机构的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免疫接种成为卫生部的一项关键战略，反映出全民动员和预防保健的必要性。20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天花、伤寒和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运动。这些活动通常作为保护国民健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进行，首次发起是在抗美援朝期间。

历史的遗产

大规模免疫接种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的一个手段，而且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极为成功，尤其是因为它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广泛的疫苗接种计划，为推动全球根除天花取得重大进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在1972年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时，被誉为国际卫生领域农村和初级卫生保健新兴战略的典范。然而，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医疗管理和护理的根本变革；在野生动物养殖日益成为农村重要的收入来源的同时，农村医疗体系也在弱化。

2003年的SARS大流行（另一场由人畜共患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导致的疫情）促进了中国流行病学的专业重组。今天，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得到了外国观察人士的高度 赞扬。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疫情传播的放缓与大规模资源调动和广泛隔离的战略有关。因此，二十世纪早期先例似乎具有持久的意义。

关于新冠疫情如何在中国爆发的讨论，以及对致命的种间纠缠得以发生的环境和社会因素的批评，很少与对中国疫情应对的赞美联系在一起。然而，起源和应对显然是相互依存的。人类、动物和当地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是导致致命大流行出现的原因，但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它们也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生物医学过程、专业知识和网络中的关键。

作者：玛丽·奥古斯塔·布莱泽顿，剑桥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系讲师，主讲科学、技术与医学的全球研究课程。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