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洲志》：近代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

邹振环 中国出版史研究

摘 要: 百科全书是以一家之言为中心，或按词典的形式分条编写，或按秩序排列，以阐发系统的知识世界的成果，其展示的是西方学术的立体思维和知识信息的系统思维。百科全书究竟是何时让中国人知晓的，“Encyclopedia”中译名是何时在汉字语系中出现，又是哪一位中国人最早主持编译出西方百科全书的呢？本文通过对林则徐主译《四洲志》的原本、译本内容与结构，以及该书译介新词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四洲志》系据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所编著的《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编译的，所据原本应为1837年或1838年的美国费城版。这是中国第一次组织译出的西方百科全书。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最早有“百科全书”的音译词“燕西果罗啤呢阿”，林则徐努力使之“中国化”，把Encyclopaedia与传统“志”对应起来，将《世界地理百科全书》命名为《四洲志》。可以说，“志”是近代国人在汉文文献系统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个汉文意译名。作者还讨论了参与编译《四洲志》的梁进德作为主要译者的贡献，以及《四洲志》的版本、体例、内容、流传及其影响，特别是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时有意对林译《四洲志》这种“志”书体例加以继承与模仿，从而发展出一种属于“世界百科知识”汇编方式的著述体例。

关键词：林则徐；《四洲志》；百科全书；志；梁进德；《海国图志》

谈及影响近代中国人的译著，就不能不提及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四洲志》提供了中国人早期了解和认识世界的主要资料来源。陈胜粦认为该书“具有开创新风气的划时代意义”。然而关于林则徐以怎样的形式来编译《四洲志》，《四洲志》有着怎样的特色，其原本及其编译者的情况，《四洲志》的流传方式等，前人虽已有若干讨论，但至于《四洲志》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介绍世界，各家陈述不同，或以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著名的世界史地译作”；或以为林则徐编译《四洲志》，“从史学的角度看，也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方法或体例”。作为一本译著，有关《四洲志》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在《海国图志》的“阴霾”下，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仍留有很多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特别是该书作为近代中国编译出的第一部汉文西方百科全书，所产生的学术影响，至今无人提及。笔者拟以此为题，陈述若干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四洲志》的原本与译本

《四洲志》所据的原本《世界地理大全》（又译《世界地理百科全书》，简称《地理大全》）为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所著。慕瑞出生于英国一位牧师之家，1816年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曾担任《苏格兰杂志》编辑，之后他参与《爱丁堡地名录》的编纂而成为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著有《瑞士移民》（The Swiss Emigrants，1804）、哲学论文《小说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iction，1805）和《关于国家性质的调查》（Enquiries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1808）、《另一个浪漫》（Another romance，Corasmin，or the Minister，1814）、《地理学教理问答》（A Catechism of Geography，1833）、《马可波罗的旅行（修订和增注）》（Travels of Marco Polo，amended and enlarged，with notes，1844）、《非洲大陆:发现与发明的叙事》（The African Continent：a Narrative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1845）等。慕瑞在编著出版《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今译《世界地理大全》或《地理大全》）前后，曾出版过一系列关于英属北美、英属印度的地理概述。

1836年，慕瑞及其合作者John Crawford、Peter Gordon、Thomas Lynn、William Wallace、Gilbert Burnett在英国爱丁堡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历史与现状概述》（An Historical and Account of China）的著作，全书分三卷，是关于中国历史、物产、商业、政治和社会状况等内容:卷一是关于中国地理概貌和历史的综合性概要；卷二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宗教、政府、工业、习俗和社会生活；卷三是关于中国的内部状况、对外贸易，集中叙述中国与英国的贸易。但该书遭到了裨治文的严厉批评，被认为依据的是早期耶稣会士一些陈旧的观点和资料，过多征引了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的内容。虽然在裨治文看来，慕瑞等人著作的学术水平是不高的，但由此也足见，慕瑞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

《世界地理大全》英文版书名及副标题为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Comprising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Physical，Statistical，Civil，and Political（Exhibiting Its Relation to the Heavenly Bodies，Its Physical Structure，The Natural History of Each Country，and the Industry，Commerce，Political Institutions，and Civil an Social State of All Nations，Volumes 1，2，and 3，编者特别强调了以地理为中心来表述包括地球基本知识在内的完整的自然地理的描述，物理、人口统计等资料，亚洲、非洲、欧洲及南北美洲的政区和人文地理的价值和重要性。该书第一部分是地理学史的描述，在古代地理学的部分中，介绍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的地理学知识、伊斯兰王国时代的地理学等；然后是中世纪的地理学，包括黑暗时代的欧洲地理学、威尼斯人的地理知识等；最后进入现代地理学，分述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地理，有部分简要述及澳洲的岛屿等，并介绍地理的一般原则，包括天文学原理，地球的旋转，太阳、月亮等星体的运动，万有引力论述地理环境与宗教的关系、地理环境和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关系，涉及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对于每一个地区都分别叙述其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政治地理、工业产品、国民与社会状况，还分东南西北分述区域地理，次序是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澳洲，欧洲以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为先，其次是北欧的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其间配有大量图片，有82幅地图和超过一千种图版。除了地理部分外，其余部分分别由其他学者完成，天文学由William Wallace编写，植物学由William Jackson Hooker编写，地质学由Robert Jameson编写，动物学由William Swainson担任撰稿人。增补版于1843年出版。该书初版后广受欢迎，托马斯·加马利尔·布拉德福德（Thomas Gamaliel Bradford，1802—1887）编辑了三卷的美国版（1837）。

《世界地理大全》原本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4年初版于伦敦，两册本，共计1567页；1838年修订版，共计三册，第1册597页、第2册592页、第3册624页，全书合计1813页。《地理大全》的原本是林则徐通过在马礼逊学堂任教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鲍留云购入的。林则徐编译《四洲志》所依据的原本出版于哪一年，至今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依据1834年的初版，但《四洲志》中有两次提到美国在1836年扩大领土，多次提到1835年的贸易情况，显然不是依据1834年的初版。陈华认为《四洲志》绝大多数内容是依据原著的美国摘译版及其书中的地图编译的。美国版从1837年起连续出版多年，版本很多，可能依据的是1837年或1838年版。有学者认为《四洲志》所据原本并非1834年的英国伦敦初版，该书十年后有第二版（1844）问世，书名不变，从1837年起连续多年在美国费城刊印，并更名为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美国的各个修订版（1837—1855）都特别声明全文经过仔细更正，多数情况下采用了新的统计数据。但据滕超核对，除了“育奈士迭国”（United States，今译美国）篇有较大增补外，其他部分基本没有改动。由此大致能确定，《四洲志》所据原本为1837年或1838年的美国费城版。

《四洲志》当时有无单行本刊行，至今仍是一个谜。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鸦片战争》的“书目解题”列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本》，并称《四洲志》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这一说法也为来新夏和陈胜粦所沿用。其实两说的共同来源还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鸦片战争》的“书目解题”中有“此书据西人记载”一说。查《中国丛报》1845年11月刊本有报道，称已经收到一套二十卷本的林则徐所译《地理大全》的印本（A copy of Lin’s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并准备在下月号予以详细评说。但据1841年“马礼逊教育社第三年度报告”（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Report），林则徐曾准备将该书交付出版，可是突然接到清廷谕令，要他前往浙江前线抗英，这些译稿自然无法付梓。据说他离开广州时随身带着《四洲志》的译稿，打算到浙江整理并做出版准备，后来译稿下落不明。魏源称自己得到的《四洲志》是钞本，编入1843年问世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尽管1839年《四洲志》已由林则徐组织编译完成，但一直没有刻印过，所以《四洲志》是依靠《海国图志》才得以流传的。今人所述的《四洲志》，多依据收在王锡祺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20册）中的刊本，或以为是辑录1841年的刻本。潘光哲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收录的《四洲志》和六十卷本、百卷本的《海国图志》的相关段落进行初步比对，认为与《海国图志》的内容根本一致，因此大胆推断，此版本《四洲志》中的一些内容，应辑录自《海国图志》，非其原书。

二、《四洲志》的内容与结构

《四洲志》编译汉文约114000字，仅原著的十五分之一。有不少文章把《四洲志》仅仅看成是一本地理著述，这是不正确的。《四洲志》是据《世界地理大全》原本的修订版节译的，或者说是编译的一个选本。《四洲志》译本的原抄本之具体结构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因为今人所述的《四洲志》，多依据收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刊本。该版是据《海国图志》转辑的。王锡祺知道魏源重辑过程中删掉抄本的百余字；但不清楚魏源在重辑过程中，是否为适应《海国图志》的编辑体例，改动过原抄本若干节的顺序。译本《四洲志》原是有地图的，《海国图志》收录了《四洲志》英吉利国分布图，而该图未被王锡祺采录。在目前尚无法找到原稿本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以收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刊本，作为分析该书体例的基础。

《四洲志》包含世界四大洲30多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商业内容，原本述及的国家和地区并未完全译出，整个澳洲卷基本被删节，不过比较当时国人世界知识的缺乏程度，仍堪称近代中国译出的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界地理志书。从1834年初版起，直至1837年以后在美国发行的修订版，《世界地理大全》均划分为五卷，即五洲（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而《四洲志》一改原作者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将原本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的五洲模式，改为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结构，沿袭了艾儒略《职方外纪》关于世界的叙述方式，彰显了以传统中国为中心的地理解说影响，保留了中国传统以天朝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表明中国仍是世界的核心和起点，仍是从越南、暹罗等叙起，由东及西，述及欧洲和北美。亚洲依次介绍的有安南国、暹罗国、缅甸国、印度国、巴社国（今译波斯）、阿丹国（今译阿拉伯）、都鲁机国（属亚洲部分的土耳其），亚洲除中国外，缺日本和东印度群岛；非洲介绍了依揖国（今译埃及）、阿迈斯尼国（今译埃塞俄比亚）、东阿未利加洲、阿未利加洲之北四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特厘波里）、南阿未利加洲、西阿未利加洲、中阿未利加洲，但非洲部分没有译介努比亚（Numbia）、撒哈拉沙漠（Sahara）和非洲岛屿国家；欧洲介绍了布路亚国（今译葡萄牙）、大吕宋国（今译西班牙）、荷兰及弥尔尼壬国（弥尔尼壬国，今译比利时，1815年于荷兰成立联合王国，1830年脱离）、佛兰西国（今译法兰西）、意大利亚国、耶马尼国、欧塞特里国、波兰国、绥林与那威国（今译瑞典与挪威）、领墨国、瑞国（今译瑞士）、普鲁社国、都鲁机国（属欧洲部分的土耳其）、英吉利国、俄罗斯国、悉毕里阿国（今译西伯利亚），欧洲部分缺希腊；美洲有育奈士迭国（今译美利坚合众国）、北墨利加洲之俄罗斯属地、北墨利加洲之英吉利属地、智利国，美洲部分缺巴西、哥伦比亚、秘鲁、西印度群岛、危地马拉、墨西哥等中美洲国家，最后部分介绍了世界各教。因为当时国人对澳洲的认识还很模糊，一般称“墨瓦腊泥加”或“墨瓦腊之地”，或指南极洲、大洋洲一部分，甚至包括东南亚一带，《四洲志》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澳洲，大概林则徐也没有将之计算为一大洲，故名“四洲”。而且明末以来有不少学者在接受西方传来的五大洲观念的同时，又很喜欢将地理空间的划分，以佛教典籍中的所谓四大洲来附会，如魏源“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一说即是显例，而魏源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受到了林则徐的影响。

《四洲志》除了节译出原书中关于世界各国的历史由来、地理沿革、山川河湖、国家结构、民族分布、宗教信仰之外，林则徐还在其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编纂原则和政治倾向。如改变了原书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凡原书耶稣纪年后均标注中国的皇帝纪年，以便中国读者比较对照。全书多处以汉文文献和其他相关中文记述相印证，如称“巴社”（今译波斯）“《史记》所载，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巴比罗尼阿”。“印度国”一节中称“《海录》谓居斯士者为巴史种类，颜色稍皙，即今来粤贸易之白头夷也”，“果真，南印度部落，《海录》作固真，东界戈湾都，西界海，南界特那弯戈，北界马那麻”。在讲述“依辑”（今译埃及）时，特别指出当年“利玛窦所谓黑人多是也”。这些都是原书中没有的内容。

《四洲志》不译原书专讲中国的近三章，仅摘译原著的其他章节。原著对中国疆域有刻意歪曲，《四洲志》首译美国版原著的Further India这一章，林则徐既不知此名在原著英国版中作Indo-Chinese Countries（印支国家），也不知美国版改用新概念的用意，但林则徐对“中国与西藏”这一居心险恶的提法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原书中凡有问题的地方，林则徐一一加以考辨，如原书将中国（China）、西藏（Tibet）和东鞑靼里（Eastern Tartar）分三个部分叙述，而把后两个部分说成的foreign dominion of China，意谓被“纳入中国版图的外国领土”，在《四洲志》中被纠正为“中国西藏”，原著中的“北界中国与西藏”的错误叙述，也被改正为“北界云南、西藏”。《四洲志》的首句，就是他把译自原著的安南、暹罗、缅甸三国“北界中国与西藏”，改定为“北与中国西藏、云南、广西交界”。“中国西藏、云南、广西”这8个字，用现代汉语说，就是“中国的西藏、云南、广西”，意即西藏同云南、广西一样均为中国的领土，不容歪曲。随后译稿在“缅甸”一节中再次出现缅甸“北界中国与西藏”之句，林则徐又改为“北界云南、西藏”，意即西藏同云南都是中国的领土。再后，在“悉毕厘阿”（Siberia，今译西伯利亚）那一节中，原著说西伯利亚隔着大山脉南接东、西鞑靼里，林则徐又把译稿中的“东鞑靼里”改为黑龙江、蒙古、伊犁等处，意即根本不是什么“东鞑靼里”，而是中国的这些地方。其中“黑龙江”三字，包括镇守黑龙江一带的黑龙江、吉林二将军辖区。原著借“地理著作”有计划地而且很严密地贯彻西方侵略者分裂中国的阴谋；而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从《四洲志》的首句开始，林则徐就在他能够发现的问题上，对原著的谬论作了一系列的批改。

《四洲志》中篇幅最长的要数“育奈士迭国”（今译美利坚合众国）一节，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简史和政治体制，指出：“前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士众愤怒，次年遂约佛兰西、大吕宋、荷兰诸仇国助兵恢复，爰议以戈揽弥阿之洼申顿为首区，总统兵马，称为育奈士迭国。与英国血战七年，客不敌主，打破英军，国势遂定。”在“政事”一小节中称：“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Senate，今译参议院）会议而后行。”美国从1776年建国，差不多经过半个世纪，已经开拓了大规模的世界贸易，有关美国的物产和世界贸易发展的情况，《四洲志》中亦有不少数据，如称1834年，英吉利进美利坚口岸货物，约值45566000元有奇，出口货物约值41648420元；中国茶叶进口者，约计6213835元，在国内销流者居六分之一；此外尚有丝发等项1678492元，共计值银7892327元。由本国出口运赴中国的货物，值银不过1000483元。其余各国进口货物多寡不一，统计货值149895742元。1835年，美国从各国进口货物共计银126521332元，出口运往各国货物共计银104339973元。从上述美国进出口贸易估计，当时世界各国之间的货物交易量，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育奈士迭国”有一段关于美国何以在短时间内成功建立新的富强之国的评论，称：“传闻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比对原书，除第二句“野则荒芜，弥望无人”较为忠实原著外，第三、四句“山则深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则完全是改写，“不立国王，仅设总领”属林则徐凭空加入的内容，“the omnipresence of its periodical press”（期刊星罗棋布）和“the cheap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政治廉洁高效）两句，被解读成“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特别是林则徐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同中国的封建郡县制度加以对比，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有作为的圣明君主统治并无差异，肯定这种民主共和的国体在世界政治体制上的合理性。这种认识在清朝举国夜郎自大、惟我独尊的社会氛围中，确属凤毛麟角，这一思想同样也影响了后来的魏源和徐继畬。林则徐也被认为是“开创了解和介绍美国之风气的第一人”。

魏 源

和当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存的，还有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林则徐对这些国家如俄国、都鲁机国（欧洲部分的土耳其）以及欧洲、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专制统治，也一一作了介绍。他记述欧洲部分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说：“政事与欧罗巴各国不同，权操自上，令出惟行，弗为反。国王谓之额兰西尼阿。西尼阿者，神影也，以为奉神命而来治国。国人怀前王荷多曼之德，故后世虽经变乱被弑，仍立其后裔。王为本国回教之主，无敢訾议。……宫中姬妾数百，多由巴札各属国竞献希恩。王无聘娶之礼，以至尊无人敌体，唯于群美中择立正妃一，庶妾七，余皆婢媵。如正妻废弃，即迁入旧宫，别立一人。王如薨逝，嗣王即将前王妻妾统禁宫中，有白奄人守外门，黑奄人守内役。”他在叙述俄国农奴制度时说：“其管辖外部之官则分数等，不问辖地之广狭，收税之厚薄，而以所隶奴仆之多寡为小大。其奴仆最多有十二万五千者。官俱武职。其国之奴仆浮于兵额。在千八百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官之奴仆有六百三十五万三千人，民之奴仆有九百七十五万七千人。千八百二十年（嘉庆二十五年），拒敌佛兰西时，兵止九万，加以镇守两都鲁机之兵，亦不满十五万，即并各处炮台防守兵、护卫兵数之，亦不足三十万。……自俄罗斯辟山路，造桥梁，五年始藏。设总领一人，及玉士领千五百名，玉士领，武官也。所乘马皆雄壮善走，兵器弓矢、鸟铳，甲坚能御铳弹。所蓄奴仆分二等，一备战阵，一司耕作。其备战之奴仆，多至万人，修伟矫战。”除将封建大国作为叙述重点外，林则徐也没有忽视对一些落后小国的介绍，如译介的非洲部落式国家即达数十个之多。在记述西非的奴隶制国家阿寒氐时说：“幅员万四千方里，户百万口，并奴仆之数则有四百万。……酋长身死，辄戮千人以祭。先拘外国奴仆，并羁禁之。罪囚不足，则虏行人。故入市不敢独行，恐被虏也。妻妾以多为贵，酋长例有三千，并选姿色，稍忤意，辄戮死，并鬻人口与欧罗巴为奴。其暴虐甲通洲。然酋长亦知慕欧罗巴之材艺，以教其人民。”还有西非的一个广约200里的弥领国，“俗敬匪底祗神。国人见酋长，当如见神。设有干犯酋长者，已科犯上本罪，再加亵渎神明规条，施以极刑”。尼门国的酋长则极其野蛮，凡战胜他国“即聚其颅骨，以造庙宇，以祀匪底祗之神。贩鬻人口，每年约二万”。在介绍依揖（今译埃及）的河流时，谈到“国中多河道，最长者奈尔河（今译尼罗河），源自阿未利加洲内，至罗阿依揖出海，未详里数”。书中在描写中部非洲闷山形胜时有这么一段话：“山最大者曰闷山，自东至西，起伏绵亘，与洲境同其起讫。中阿未利加仅山之中央一隅耳。峰峦层叠，崖石嵯峨，有似倒塌炮台者，有似尖锐浮屠者，形势不一。高者二三千丈，崎岖与平坦相间。”让人读来如身历其境。

《四洲志》对整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有较多的阐述，如早期的殖民扩张，英国和荷兰的海上争霸，英国和法国的七年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俄罗斯的武力扩张，英、法、俄在亚洲各地的争夺，英国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南非，英、法、俄等在中近东、印度等地的争夺等，均有扼要的叙述。他曾利用一些国家发奋自强的事实，来启示人们振作起来，奋起抗击西方侵略。如美国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矿处，攘则启辟，始破天荒”，经过数百年的开垦，经过独立战争，美国终于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很快成为独立富强的合众共和国。大国是如此，小国亦如此，如中非查湖（今译乍得湖）之南，有一小国名罗艮，“接壤强邻，皆凶恶好杀，竟能立国，保境安民，皆才智所致也”，并被称为“洲中最灵巧之国”。林则徐由此得出结论:不管一个国家大小如何，其最终勃兴，全赖举国民众之勤奋。在《四洲志》“俄罗斯国”一节选取了“伊挽瓦尔西”（今译伊凡三世）、“比达王”（今译彼得大帝）、“底利尼王”（今译叶卡特琳娜二世）三位君主的事迹，比照原书，林则徐在译作中做了大量删节，如彼得大帝一段，原书突出的是彼得如何将俄国蜕变为欧洲的文明强国，改变俄国传统积习（ancient habit）而采取西欧积极进取精神（the active spirt of improvement），故而引出关键词“文明”（civilization），在《四洲志》中却找不到这一对译词，这一段的重点却是“人犹椎悍”“聪明奇杰”的彼得大帝，“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以至于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攻取波兰，击败法国，“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文中这一段出现了两次“火器”，以及与“船”有关的“船厂”和“战舰”，“文明”在这里却以“火器”和“战舰”所替代，想想此一时代在广州出现的英国坚船利炮，就很好理解林则徐为何在译文中要做如此之大的节译、换词和改动。林则徐从这些国家的纷争中以及彼得大帝改革的故事中体会到，在这样一个激烈争夺的时代里，不在军事上发奋图强，就无法生存。这些内容无疑对于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努力采用中国化的原则，可以说贯彻在整个编译的过程中。比较原著，译本补充了一些中国史籍记载和必要的说明，如《四洲志》“阿丹国”一节中述及回教，指出:“耶稣纪年七百以前（唐武后时），邻国皆卵，独阿丹无恙。有教首马哈墨（今译穆罕默德）者，被谪多年，收纳勇敢，教以战阵。值罗汶国之衰，东征西讨，西取摩罗果（今译摩洛哥），又渡海取大吕宋等边地，东取阿沙丝河各地，疆域广大，无出其右。予智自雄，创立法制，与各教为仇敌，为古今文字之一大变。传及其兄子阿厘，嗣位为大教师。……回教原出于阿丹，而阿丹人又以马哈墨为最著。迨后又分为两种: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各立门户。常见都鲁机、巴设与阿丹人争辩教理成仇，反以马哈墨所传之教为邪教，是何谓耶？”在“巴社国”一节中称该国：“俗奉回教，以阿厘为宗主。阿厘者，马哈墨之兄子，亦即其婿也。阿厘之教，即马哈墨所传，都鲁机、阿丹等国均宗马哈墨，然其中悟会亦少有分别，各自流传，遂成偏执，如巴社禁人不饮酒，礼拜火神，即与他国回教不同。”

三、《四洲志》的新“志”体例

及书中的新译名

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首先受到林则徐的重视并率先选译，并非偶然。清朝中期以来边疆地理研究勃兴，地理学文献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窥伺东南沿海，引发了官方和民间对于地理学的高度重视。慕瑞《世界地理百科全书》由鲍留云介绍给林则徐，一下子就被林则徐看中并选摘译出，使《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以汉文编译的西方专题百科全书。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最早有“百科全书”的音译词“燕西果罗啤呢阿”，如“作者以中国周边一些藩属国的地理之学与中国相比较：‘安南国亦有一定之记载书，凡海上所游见之峡路，及各处报闻，皆留心载之于书。暹罗国中亦有几个明达之人，虽少地理志之学，然他们至今奋力访求由何条路可以到天下各处地方，所以近来于政事大得利益。咪咖啦系缅甸一个大头目，现今尚在，伊有天球、地球、地理图，深通地理志，他之讲究并非小儿之讲究，他甚奢想多知外国事务，他又甚奢想遇见外国游人，以资访问。在其所拣选之书中，有一套《燕西果罗啤呢阿》书，其中之意思大概皆已洞悉。缅甸现在之王，亦已熟悉广闻外国著名事务，亦算是不落在人后，他深知有能之国，他亦不让，我等实在难以窥测也。’”缅甸一个大头目“咪咖啦”所拣选的一种“皆已洞悉”的书，书名为《燕西果罗啤呢阿》（Rees’Encyclopedia），《燕西果罗啤呢阿》可能是“Encyclopedia”最早的译名。在晚清国人初次选译西方文献，林则徐就注意到“百科全书”这一类图书，以及地理学专题百科全书这一新类型，并予以译介，可见他在翻译“夷书”时所确定的选书起点，非同一般。可惜，林则徐限于当时的学术背景，缺乏对西方百科全书特点的系统了解和准确认识，《澳门新闻纸》的译者也未能将“百科全书”的性质解说清楚，使得林则徐很难确切分辨西方百科全书与传统典制体史书的严格区别，因此，在编译《四洲志》的过程中，林则徐采用了中国传统志书的形式，他将Encyclopaedia与传统“志”对应起来，将《世界地理百科全书》命名为“四洲志”。如果说，《澳门新闻纸》上的音译名《燕西果罗啤呢阿》是“百科全书”最早的汉文音译名，那么，“志”可以说是近代国人在汉文文献系统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个汉文意译名。

《四洲志》一书虽然也注意过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西学文献中的译名，如在“巴社国”中称“南界海，即利玛窦所谓‘默生丁海是也’”，但总体上说，该书的译名基本上不是完全沿用明末清初西人所编译的地理学汉文西书。该书在汉文文献系统中最早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译名，如提及波斯著名诗人有：“巴社素称文墨之邦，先日以诗名者，有哈菲士，长于揶颂；有沙底，善论风化；有法部西，工言情。欧罗巴之人译出，读之文奇趣溢，各极其妙。”述及文学作品，在记载“阿丹国”（今译阿拉伯）一节中有：“本国人复又著辑，论族类，论仇敌，论攻击，论游览，论女人，以至于小说等书。近有小说谓之《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这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天方夜谭》的译名。关于英国的文化人物，最早提及了重要的戏剧大师“沙士比阿”（今译莎士比亚）、诗人“弥尔顿”、“士达萨”（即哲学家斯宾塞）、“特弥顿”（Dryden，今译德莱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原书列举了五个名字，包括蒲伯（Alexander Pope，今译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而《四洲志》把蒲伯省略掉了。郝田虎认为大概与中国文化对“四”这个数字的偏爱有关系，如“四书”“四大美人”“初唐四杰”等。在“荷兰及弥尔尼壬国”一节中提及荷兰的“文学”（今译学术）“以依腊斯（今译惠更斯）、毋士俄罗是阿斯（雨果·格老秀斯）为最”，此亦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荷兰自然科学家惠更斯和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老秀斯的中译名。

在《四洲志》“育奈士迭国”中的一段关于美国政制的文字，提供了大量的新词（以下引文中括号内为笔者增添的原名和今译名）：“议立育奈士迭国（美国），以戈揽弥阿（哥伦比亚）之洼申顿（华盛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President，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Senate，参议院）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至公举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公举，曰依力多（Elector，候选人），经各部落官府详定，送衮额里士（Congress，国会）衙门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Senator，参议员），里勃里先特底甫（Representative，众议院议员），官额相若。各自保举一人，谙书弥封，存贮公所，俟齐发阅，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设立衮额里士衙门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好司。……其专司讼狱衙门，在洼申顿者一，曰苏勃林（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在各部落者曰萨吉（Circuit Court，巡回法院），凡七；曰底士特力（District Court，地方法院），凡三十有三。各以本国法律判断。”

文化机构译名方面，《四洲志》一书中多处使用了“博物馆”一词，如在“英吉利国”部分出现了“兰顿（今译伦敦）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渥斯贺（今译曼彻斯特）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晚清中国尚未出现类似博物馆的机构，从博物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博物馆”接近中国古代的“集古楼”“博古斋”这样的名称。明末以来西方博物学的著作渐渐传入中国，林则徐在主译《四洲志》的过程中反复琢磨，在“英吉利国”部分对译为英国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 at Oxford”和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译文内容已被大大简化了。或以为“博物馆”一词最早由日本创造，汉文系从日文转译而来。该词其实最早见于《四洲志》。《四洲志》是首次将museum译成“博物馆”的汉文文献。从清政府派遣赴欧美游历考察的官员，他们在游记中多用“公所”“行馆”“画阁”“万兽园”“生灵苑”“积骨楼”“军器库”“集宝楼”“积宝院”“集奇馆”“积新宫”“古器库”等词汇，或直接使用音译来描述所见到的博物馆，结果优胜劣汰，惟有“博物馆”一词留存至今。

遗憾的是，《四洲志》除《一千零一夜》、“弥尔顿”、“博物馆”等少数几个译词能够沿用至今外，“巴厘满”（Parliament，今译国会）、“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今译众议院）、“律好司”（House of Lords，今译参议院）等若干宪政机构方面的语词，大多被淘汰。

四、《四洲志》的汉译者

《四洲志》的主译者是林则徐（1785—1850），他虽然不太懂西语，至少无法直接以外语来进行阅读和翻译。但他精通满文，曾把司马光《谏院题名记》、韩愈《师说》等文译成满文，名扬京师。“钦取翻译第一名”，所以他自能体会翻译的功能和甘苦，充分理解翻译的作用和意义。在晚清较早接触西人的大臣中，林则徐最早意识到学习外语和翻译西书的重要性。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上记载林则徐的行事与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不同，“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这些奸细、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为官府，在各方四处打听，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上，按日期呈递，登于簿上。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俾有翻译人译出大概之事情，有如此考究，并添粗多知识，于今有何应验?林系聪明好人，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记在心中”。美国公理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也对林则徐的个人风度和言谈举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鸦片贸易危机》一篇文章认为林则徐的表情流露出具有多思慎辩的习惯。他曾经详细地描述了他与金查理、林则徐会见的情景，他们除了讨论当前的鸦片危机外，林则徐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地图、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外文书，尤其是一套完整的马礼逊辞典。

魏源《圣武记》称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称其“独设间得其新闻报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窾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苏精在《林则徐看见的世界》一书导论中转引伯驾给美部会的报告所列出的林则徐出资雇请四个译员的名字，分别为阿曼（Âmân）、阿伦（Alum）、袁德辉（Shaou Tih）和阿德（Atih）。主要参与翻译《四洲志》的是阿德，即梁进德（1820—1862），是最早的基督教徒梁发（1789—1855）的儿子。1819年梁发返回广州时，被人密告违律私自出洋，同年11月遭官府逮捕拷打。出狱后又被禁止在广州居住，遂于12月底前往马六甲。梁进德出生一年（1821）后，才得以与返乡的父亲见面。此后三年中，梁发两度返华招募并带领工匠前往马六甲刻印马礼逊所翻译的中文《圣经》，直到1823年刻印完成后，梁发才回国居住。1823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完成翻译《圣经》与编纂《字典》两项工作后，要返回英国休假。临行前梁发请求其为梁进德施行洗礼，马礼逊同意并于1823年11月20日在广州十三行英国商馆内为三岁的梁进德施洗。梁进德童年时和马礼逊另一位助手屈昂的儿子一起学习《圣经》等书。1831年年初他开始师从裨治文学习英文与希伯来语。裨治文在其1830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如此写着：“梁发来访。他希望我收留他那十岁的孩子。他的愿望是儿子通过学习英文能熟悉英文《圣经》，以便日后协助修订中文《圣经》。”可见梁发要儿子学英语的初衷，是出于宗教而非世俗的目的。裨治文十分喜爱梁进德，精心教他英文单词、句法和阅读英文《圣经》，1832年又开始教他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至1833年4月梁进德已经练习翻译了《新约》全部。1834年乡试期间梁发因在广州散发传教书刊给赴考的士子，遭到广东当局的追捕。于是，在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的协助下，梁发父子于10月底仓皇搭船逃往新加坡避祸。1835年6月梁进德独自返回广州，为躲避搜捕，匿居于裨治文家中。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局势更趋紧张。梁进德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住在美国商人金查理（Charles W. King）家中。两个月后，林则徐差人上门，极力说服他担任林则徐的口头与书面翻译。为钦差大臣工作，对当时年龄不满20岁的梁进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除能获取优厚的报酬外，还能够发挥他的才能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他进入林则徐幕府并得到善待与重用。从1839年5月到1840年10月林则徐卸职，梁进德为他担任了一年六个月左右的译员，甚至林则徐离任后，仍私人雇用梁进德到1840年12月，并曾打算将他介绍给新任钦差大臣琦善，可见林则徐对梁进德的能力是非常欣赏的。除担任口头翻译外，梁进德还为林则徐翻译了大量的文献，供其“放眼看世界”。1841年11月，梁进德在写给马礼逊遗孀的信中，提到在过去两年中自己为林则徐翻译了《广州新闻》周报、英国商船船医唐宁（C. Toogood Downing）所著的《番鬼在中国》（Fan-quis-in-China）一书，还有一部百科全书，即《四洲志》的部分。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 Milne）和他见面，梁进德表示打算出版《四洲志》译稿，以便让全体中国人共享这项新知。裨治文等西方传教士起初对梁进德为林则徐工作心存疑虑，担心他会被清朝官场不良环境所污染，以致动摇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后来裨治文得知他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翻译《四洲志》后，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通过这一为林则徐办事的渠道，不仅可以为林钦差提供很多信息，而且向中国朝廷的高级官员传达他从其老师裨治文那里学到的知识，其中一部分还被奏报皇上”。传教会的一位成员还向美部会报告称，梁进德参与翻译《四洲志》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掌握了英语的中国年轻人以后会进一步被清政府官员所赏识。我们就有理由进一步期望“生命之水”能够最终通过这些新的交流渠道通畅地注入这个帝国。尽管梁氏所译之书中很多音译名是用其十岁以后才在南洋学会的闽南语音翻译的，译名的自相矛盾和误译不在少数，但林则徐对他的翻译水平是基本满意的。离开林则徐之后，为谋家庭生计，梁发主张儿子应该在商界谋职，但裨治文却不愿他如此发展，决定自己每月支付梁进德相当于林则徐给予的每月十二银圆的报酬，并为之安排乡下的住所。1844年7月，梁进德离开裨治文，受雇于广州买办潘仕成，潘仕成又将他推荐给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1846年已有两个子女的梁进德离开耆英，回到裨治文身边继续读书；1847年6月陪同裨治文前往上海参与修订中文《圣经》的工作。所谓裨治文的《圣经》译本是由梁进德先从英文本《圣经》译出初稿，由裨治文以希腊文本校对正误后，交由他的中文老师邱泰仁（Keu Taijen）润饰文字，最后再由裨治文、梁进德和邱泰仁依据前人翻译的版本共同注释，逐字逐节地进行考校。1854年5—6月，裨治文带着梁进德随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 McLane）搭船上溯长江，到太平天国的首府天京进行考察和交涉。同年10—11月，梁进德又随同英美两国公使乘舰北上天津要求修约，后进入潮州海关任职五年，晋至副税务司职务，直到42岁时因病辞职，回到故里后以中年早卒。

梁进德的《四洲志》译稿至今未能看到，苏精曾描述了林则徐翻译小组的工作状态，认为从翻译到成书出版的过程中，林则徐、梁进德和袁德辉等译者或者林则徐的其他幕僚书记等，对译稿都可能扮演着不同程度的抄缮、润饰、校改、删汰、编辑的角色，以致改变了译文或原文的意义。这些译文并非忠实的直译，而是撮要概述原书内容的大意，译者的译稿已经如此，或是他们直译后经过林则徐或其他人整理删润后的结果，译文中一些原书所无的若干字句内容，究竟是谁增添，确实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尽管年逾六十的林则徐在阅读域外文献时，也曾向袁德辉征询意见，并可能在他的帮助下学习过一些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词汇。如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陈德培抄辑的《洋事杂录》中有林则徐对于相关中文词汇或专有名词，如月份、数字、外币、驻粤领事及其姓名和有关词语的英语译音的记录。虽然林则徐不懂英语，但作为舆论领袖和翻译把关人，他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至关重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40年2月《中国丛报》上曾刊载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檄文，据考证是林则徐命袁德辉英译的，为了确保译文的准确性，1939年他又将袁氏的英译稿请亨特回译成汉文，然后审阅、督促袁德辉改进自己的译文。刘禾甚至认为“夷”字在林则徐的檄文中没有被译成“barbarian”的决定，是来自林则徐本人。由此可见，在英译方面，林则徐尚且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更何况在汉译文的处理上，完全可以推断，无论是汉译所据原本的选择，还是在译文的修改润饰方面，林则徐的决定性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如前述明确了蒙古、伊犁、黑龙江和西藏这些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美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也有对译文的再加工和价值评价。陈华认为林则徐对译稿除了润饰外，还对译稿做了实质性的、并且是很重要的修改和补充的结论，是非常准确的。如果说把摘译、编译、译述、节译、改译、阐译、译写、译评等，视为一种“变译方法”的话，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堪称“变译方法”的典范之作。这种“译”和“著”相得益彰的互动方法，可以说贯穿在编译《四洲志》的整个编译过程之中，细细辨析，就会发现林则徐的删减做得极为简明而有层次，使这一简明的“舆地智环”，不是对西方地理知识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移植的过程中加上编译者的“中国化”的辨析和改写。

从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林则徐到达广东出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不久就开始在自己的幕府中组织翻译机构。他对翻译的贡献主要是组织选题，聘请译员和审订加工。林则徐组织译员翻译的材料按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地理、律法、贸易类书籍；二是来往信件和文书；三是新闻报刊。尹文涓认为：林则徐组织译西书、西刊一事，无论是从内容、方法上看，还是就其实用价值与历史意义而言，均可谓国人开现代翻译之先河；而对“蛮夷”的地理与知识空间的正视，乃是国人理解和接受西学并逐步建立起“心同理同”世界意识的基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译事活动在拓展晚清士大夫知识空间上，亦具有开拓意义。综上所述，林则徐的重要贡献是改变了明末以来西语翻译以外国传教士为主导的局面，将译介新知识的渠道转变为以国人为主导，尽管国人真正成为西学东渐翻译史上的主译者还需等待很多年，但尝试开始由中国人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自主引入新知识，并以翻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法学和地理学知识作为译本的选择方向，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虽然林则徐作为主译者组织翻译西方书籍的时间很短，译出的内容也非常有限，但作为近代最早直接从事组织翻译西书活动的清朝高级官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则徐的翻译活动确实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开端——开创了中国翻译史上短暂的“林则徐时代”。

五、《四洲志》流传与影响

19世纪初以来，有关西方地理的知识，主要还是依据明末清初以来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地理学汉文西书，以及“中土人谈西洋”的本土史料，如《东西洋考》《海录》等，能够注意利用新教传教士的汉文译著，实属翘楚。而林则徐所组织译出的所有书籍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四洲志》。《四洲志》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与历史，是当时最齐备、最新颖地展现世界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专题百科全书。陈原《书林漫步》一书称林译《四洲志》“原文是英国人慕瑞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才在伦敦出版，作者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毫无疑问，此书在当时是一本新书，也算是林则徐惟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传教士所写译的西方地理汉文著述要新颖得多，比1840年上半年在广东出版的《海录》更有参考价值——《海录》是杨炳南根据一个出国十四年的水手谢清高1820年时的口述写成的，着重于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而《四洲志》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地理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称其为“新地理之嚆矢”，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评价。

《四洲志》的原本及其译稿最早的利用者当是林则徐及其手下的译员。林则徐及其译员梁进德在编译《澳门新闻纸》的过程中，就利用过《四洲志》的地图译稿，如《澳门新闻纸》第148则批注载“澳门七月二十五日新闻纸（即六月二十七日）”译稿叙述俄罗斯和英国争夺阿富汗的战事，后附录文字中有“查六幅大图上并无挞挞里、比特革、目哈拉、机洼等地名，所以只按着《地理志》之图，并夷字大图参考而已。至比特革到印度之道路，并其道路之远近，《地理志》书上没有详载，所以不能知其实。只按《地理志》之图看来，有两条道路可以到达印度……”文中的《地理志》即《四洲志》及其底本《世界地理大全》，“夷字大图”是英文地图，苏精认为这则补充说明肯定不是出于林则徐之手，而很可能是译员梁进德译完后，进一步补充说明译文的内容，再一并送呈林则徐阅览的。

《四洲志》主要是通过《海国图志》在海内外流传而发生影响的。据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林则徐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三日在扬州奉命折回东河，效力“赎罪”。就在从浙江到扬州途中，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晤了魏源，嘱其将已所译编《四洲志》扩充编撰为《海国图志》。林氏在将《四洲志》交给魏源的同时，还将《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了魏源。林氏嘱其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1842年前后魏源遵嘱，据林则徐主持译编的《四洲志》译稿，参以历代史志及西人著述，仅用了百日，辑为《海国图志》50卷，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1843年1月3日）在扬州问世，据说边写边刻，平均每两天便写成刻成一卷。《四洲志》的材料全部分别辑入第3卷、第5卷、第7卷、第13卷、第14卷、第16卷、第20—22卷、第25—33卷、第36—43卷，魏源称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之特点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海国图志》强调了材料的可靠性，除美国志外，魏源把《四洲志》的材料放在各篇之首，然后再辑入其他材料，如《英吉利夷情纪略》《澳门纪略》等书中的有关材料作为“重辑”列入《四洲志》文字之后，并注明“原本”，惟有在介绍美国时，则把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列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下》。《海国图志》中保留了林则徐主译《四洲志》的体例，有属于正文的词条和附带的注释，正文用直排大字表示，注文用双行小字表示，这一形式也保留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之中。从1843年起魏源不断修订，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海国图志》第二版、第三版中有24卷均标明林则徐“译”、魏源“重撰”，魏源何以几年内三刻《海国图志》，却不同时别刊或附刊《四洲志》原本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怀疑，《海国图志》的作者可能就是林则徐，不过由于林氏生前对魏源所说《海国图志》乃新撰的说法保持沉默，后人无法见到《四洲志》的译本稿本，无从对勘两人所编异同，因而至今只能对此存疑。

事实上，《四洲志》中的不少篇目当年确实曾付诸刻印为单行本，笔者前后见到过乐善堂出版的《四洲志》多种节本。上海四马路有日人岸田吟香（1833—1905）开设的乐善堂，该堂是岸田吟香187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药铺，1878年在上海设立了分店，起初主要贩卖眼药水，后在汉口设立分店，并将业务扩大到印刷和书籍贩卖，把日本市场上大量廉价的中国古籍、和刻本汉籍及日本人用汉文编辑的书籍等运到中国进行贩卖。不少和刻本经过修改后在上海印刷出版，据《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至1885年前该书局出版了213种著述，内容涉及四书五经的解说书、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试题集、辞书、韵书、类书、尺牍和一般的学习参考书以及关于西方法律、经济、地理和历史等知识性书籍。如《重刻仪礼传通解》《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富国策》《日本外史》《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体新论》《博物新编》等。1885年前，乐善堂出版过林则徐译欧罗巴人原撰、魏源重辑《俄罗斯国志》（1885年前藏版）系《四洲志》的沙俄部分，也是日本学者从魏源《海国图志》中辑出，改成独立著述。前有《北洋俄罗斯国志叙》，卷一介绍了东俄罗斯五部、西俄罗斯八部、大俄罗斯十七部、小俄罗斯三部、南俄罗斯五部、加晏俄罗斯四部、南新藩俄罗斯五部，以上七类皆在欧罗巴洲境内；东藩俄罗斯四部（即西悉毕厘阿二部，包括都莫斯部、科弗利部；东悉毕厘阿二部，包括雅古萨部、甘查甲部），皆在阿细亚洲境内。卷二包括俄罗斯国沿革、国朝俄罗斯盟聘记、元代北方疆域考上、元代北方疆域考下。书末有安政二年乙卯春日本盐谷世弘《书俄罗斯国志后》与《再书俄罗斯国志后》。《书俄罗斯国志后》称：“伟哉!俄罗斯之猛于断也。其初建国，比达王微行游于他邦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还国传授。方佛兰西之来侵，底利尼王举国迁避，空其都城，待佛军深入，潜回纵火击之。夫比达王时，其臣应不乏材俊，是之不遣，躬亲为工人以肄业，比之瞿昙氏逃山以开教，可谓劳倍而功蓰矣。”先记录俄罗斯建国始末、地理风俗，次分叙东俄罗斯、西俄罗斯等各部，尤详于与中国东三省、蒙古相连之北洋俄罗斯，对其侵略扩张有简略记载。

《俄罗斯国纪要》，署名林则徐译，1884年编入佚名辑“五湖草庐”本《俄国疆界风俗志》第一册。其中林则徐强调了火器生产技术、建造强大的战舰、养兵练兵之法三点。当年林则徐曾将三点计划付诸实际，后来这些观点也出现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甚至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自强”政策的重要来源。

《欧北五国志》，署名林则徐译，系《四洲志》一部分，一册本，乐善堂版。从魏源《海国图志》中辑出，改成独立著述。全书分为普鲁社国（今译普鲁士）、绥林国（波罗的亚，包括今挪威）、大尼国（今属丹麦）、瑞丁国（今译瑞典）、琏国（今属丹麦）五国，“欧北”指欧洲北洋部，这五国均在“洲中海以北，故以北洋别之”。

林则徐译《英吉利国志》，亦从魏源《海国图志》中辑出，改成独立著述，乐善堂版。安政二年（1855）和刻本版心题为“英国志”。这一版本主要面向需要比《海国图志》那样的大部头著作更廉价、更轻便、更加方便阅读的同类著作的读者层。

六、结 语

“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的词源出自古希腊语Enkuklios paideia，其中“Enkuklios”原意为“普通的”或“各方面”，而“paideia”有“教育”或“学识”的意思。Enkuklios还包含“循环的，周期性，平常的”的解释，与paideia结合，构成了带有相同词义的希腊词enkuklopaedia，其含义有“普通教育”，从字面上看即一个欲接受通才教育的人所应该学习的艺术和科学知识。新拉丁语词encyclopaedia，则带着“指导教育的普遍课程”之语意，进入英语意谓“系统的知识，包容一切学术的内容”，包含“普通教育”和“全面教育”的意思。该词被选中作为一本覆盖各科知识的参考著作的书名最先记载于1531年，也有的论著指出：把“Encyclopedia”作为专门书名，首见于1559年瑞士巴塞尔出版的德国作家斯卡利希（Paul Scalich）的《百科全书：或神与世俗科学知识》，而英国首次采用为书名则在1644年。

18世纪初开始了欧洲历史上的“百科全书”运动，欧洲已出版有相当数量且形式各异的《百科全书》。1728年英国人钱伯斯（E. Chambers）主编的《百科全书、或关于各种艺术和科学的综合辞典》（Cyclopedi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 Sciences）出版，这是一部重视科技，注重介绍古今哲学体系的百科全书。此书从问世到1744年的16年里，已再版五次。在欧洲“百科全书”运动中，以法国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为主编，达兰贝尔（R. Dalembert，1716—1783）为副主编的《百科全书》最负盛名。此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Encyclope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des Areset，des Metiers），全书多达28卷，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第28卷出版于1772年，其中正文17卷，图片11卷，精细插图有3000多幅。后来出版商又加上补编5卷，索引2卷，合成第一版共35卷本。该书风靡欧洲，并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狄德罗等因此而被誉为“百科全书派”的代表。《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者加尔文（J. L. Garvin）在序言中盛赞狄德罗《百科全书》，认为是“充满生动的描写与时代的理论，是激进思想的兵工厂，真实知识的总仓库”。1768—1771年英国斯梅利（W. Smellie，1740—1795）主编了《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注意区别于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大学科、大主题、大条目，强调实用性。第一版3卷，共2689页，有160幅图版，于1769—1771年出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百科全书是以一家之言为中心，或按词典的形式分条编写，或按顺序排列，以阐发系统的知识世界的成果，其展示的是西方学术的立体思维和知识信息的系统思维。不过早期在中国流通的百科全书的形式比较复杂，研究者经常把丛书、皇朝经世文编之类都算作中国的百科全书。

综上所述，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上出现了西方百科全书的译名。“燕西果罗啤呢阿”是“百科全书”最早的音译名，而林则徐努力使之“中国化”，把Encyclopaedia与传统“志”对应起来，将《世界地理百科全书》命名为《四洲志》。可以说“志”是近代国人在汉文文献系统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个汉文意译名。李孝悌试图从一个较宽广的历史脉络下，把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分成四个类型：外交官与上层士绅，维新派，留日学生，新型文人。这四个类型虽然各有指涉，但彼此间也有重叠之处，有些编纂者同时具有两种乃至三种身份。此一论述似乎面面俱到，其实类型并未理清，李氏没有注意到，在中国第一次组织编译出汉文西方百科全书者，是作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这是晚清第一位西方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从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林则徐到达广东出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在广东禁烟期间，设立译馆，翻译“夷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译员编译出114000多字的《四洲志》。林则徐主译《四洲志》的重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主持编译了第一部了解“夷情”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还在于其为近代中国开创了翻译世界专题百科全书的风气。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继林则徐之后，汉文百科全书的宏大编译计划是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策划的，主要的策划人可能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中国学者徐寿。“Encyclopedia”在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曾被徐寿及傅兰雅等译为“大类编书”，《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最早的中译名可能就是“泰西大类编书”。1867年著名的翻译家徐寿受曾国藩的委派，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活动，他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了解到西方有一种具有容纳广泛科学知识的文化工具书，于是“寄信至英国购《泰西大类编书》，便于翻译者，又想书成后可在各省设院讲习，使人明此各书，必于国家大有裨益”。张静庐为《泰西大类编书》加了一个注，即《大英百科全书》。但参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外国传教士对是否选用《大英百科全书》意见不一，中国政府又急需翻译馆提供有关军事技术的“紧用之书”，于是编译“大类编书”的计划只能放弃。而这些19世纪70年代译出的条目，几乎全部都是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换言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编译者们对西学的总体认识是停留在科技的层面。只是到了90年代，才由傅兰雅与汪振声合作译出了《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中罗伯村（Edmund Robrtson）的《公法总论》一文（约于1894年前出版了单行本），由此亦可见早此半个世纪林则徐选材“舆地智环”的远见卓识。

自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专题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已经在林则徐的组织下展开了，《世界地理百科全书》的选译本《四洲志》，通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得以广泛流传。《四洲志》的编译，开创了“西洋人谭西洋”的风气，魏源正是因为仔细研读“世界地理百科全书”的《四洲志》，从中简要地了解到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贸易、物产、风俗等情况。所以，他在编纂《海国图志》时也有意模仿和发展林译《四洲志》的这种“志”书颇为特殊的体例。已有学者指出《海国图志》“实为当时中国最完备的世界百科知识汇编”。利用西洋人的文献，编纂世界地理著述，成为时代的风气，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除了利用明末清初汉文西书外，也注意利用最新的《合省国志略》、美国学者所译述的舆图等。

《四洲志》以地理学为核心，采取“世界百科知识”的汇编方式，通过四大区域容纳了军事器械、商业贸易、政治制度、物产矿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复杂的内容，也成为后代许多百科全书式地理学著作效仿的编纂模式，如继承《四洲志》的形式，以“译”“著”互动铸就的《海国图志》就是这样的一种著述。

《海国图志》的第一部分为自撰部分，包括《筹海》四篇。编者魏源从议守、议战、论款三个方面，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战败之后所应该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措施，系统论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对策，并且对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大办工厂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部分亦堪称全书的总纲：“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第二部分为世界地图及各国分地图。包括70余幅地图，其中包含魏源首次编绘的世界地图，开一代学人谈西洋以地图形式展示沿革变迁的先河，突破了“以中国为天下”天朝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

第三部分为“志”和“表”，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共计71卷，通过征引《地球图说》《外国史略》和《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以中国为起点，按照中西交通途径各地的先后顺序，首南洋、印度，次非洲、欧洲，再次为南北美洲，详尽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物产、工艺、宗教、习俗等。附录《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

第四部分是文献汇编部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资料：一是传统文献，包括明末以来外人所编译的地理方面的文献，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玛吉士等人的著述摘编，系统介绍了地球形状、运行规律以及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二是汇编了有关鸦片战争的档案材料及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国外情报资料，如《四洲志》《澳门月报》《华事夷言》《贸易通志》和《各国律例》等；三是根据反侵略的需要，分类介绍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西洋技艺，包括船、炮、枪、水雷等武器的制造图样、西洋技艺、远镜做法资料、用炮测量方法及测量工具等。不难看出，《海国图志》是期望涵盖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全书的每一部分侧重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在地理学解说的框架下进行一种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模式，如在美国部分介绍了其民主政治，涉及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可以说《海国图志》这种“世界百科全书”的汇编方式，有意识地传达了《四洲志》所依据的原本所遗留下来的百科全书式的表述方式。

作者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总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