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我为什么如此关注日本？

原创 文度记 文度记

日前，继《国家的启蒙》之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研究日本的第二本著作《国家的歧路》问世。这本书描写的是，从1912年大正天皇登基到1945年败于二战的日本简史，如副题所言，志在揭示“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之前《国家的启蒙》，主要是通过描写1853年“黑船”叩响日本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的历史，探索“日本帝国崛起之谜”。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近年来致力于对日本史的挖掘与写作，为什么对日本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访谈者 高明勇（评论人）

对话人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

缘起：福泽谕吉是我的“引路人”

《国家的歧路》

作者: 马国川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文度记：你之前长期关注财经领域的报道，和改革主题的访谈，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你对日本历史如此感兴趣？

马国川：这完全是一个“意外事件”。2016年我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的资助，到庆应大学做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所大学的创办者，就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此前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了解极少。2016年8月1日我抵达东京，才注意到最大面额的万元日钞上的人物就是福泽谕吉。当天晚上，我走进庆应大学校园，看到福泽谕吉的雕像，就特别想了解这个人的故事。

通过阅读，我发现，福泽谕吉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因此，我决定利用这宝贵的4个月时间，好好地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

对我来说，集中这么长时间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这是第一次。我一共写了60篇文章，汇集在一起，就在2018年出版了《国家的启蒙》。

文度记：从1853年的“黑船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是60年时间。而你这本书也正好是60篇文章。两个“60”，是巧合还是？

马国川：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文度记：《国家的启蒙》第一篇写的是“黑船来航”事件，也就是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叩响日本大大门。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开始？

马国川：因为“黑船来航”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就像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一样。其实，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界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驶进东亚，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中日两国由此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我看来，在19世纪中期，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的人们对此懵懂无知，我们作为后人看得很清楚，对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的巨流的那一刻起，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文度记：但从两个国家的近代史来看，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有很大差别。

马国川：是的。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打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审时度势，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因为它清楚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对手，知道清王朝早就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就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然后日本就打开了锁闭的大门。作为日本近代史的起点，这种识时务的做法对于日本后来的走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主动打开国门，所以日本能够告别旧思想、旧体制，接受外来的思想，学习先进的思想学说和国家制度，而不是别别扭扭地半推半就，更不是蛮不讲理地一概拒绝。中国的路径完全不同。因为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才被迫打开国门，清王朝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些邪恶的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他们不跑进来，我们照样是太平盛世。清王朝一直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拒绝改革，丧失了发展机遇。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物理学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如果说，近代日本的路径是好的，那么清王朝选择的路径显然是不好的，导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触动：异国的改革者似曾相识

《国家的启蒙》

作者: 马国川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文度记：尽管两个国家选择的路径不同，不少人在读《国家的启蒙》的时候，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马国川：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地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不可理喻。

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中国近代以来也这样的思想转向者还少吗？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们，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中国这样的“爱国贼”不也是很多吗？

文度记：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国家的启蒙》的主要内容是明治维新，出版时恰逢明治维新150周年，记得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但奇怪的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日本关注明治维新的人似乎并不多，反而是在中国有不少人在回顾、讨论明治维新。你怎么看?

马国川：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阴影。因此日本人回顾明治维新，是把它作为单纯的历史来审视，很难激起情感上的波澜。中国不同，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明治维新是中国的镜子，当我们回顾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知道百年中国的进与退、得与失。只要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走不出历史的延长线，追问“日本做对了什么”就有价值。

文度记：往往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崛起的转折点，在研究过程中，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认知的改变？

马国川：确实，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近代化，成为一个“与万国并峙”的强国。与之相比，清王朝是一个失败国家。可是，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在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导致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兴起，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因此，我认为明治维新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建设现代国家的成功故事，而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改革故事。如果历史在1912年戛然而止，这个国家从封闭落后一跃成了世界列强，很是值得学习。但是如果我们站在1945年来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故事毋宁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反思：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

文度记：写完明治维新，又为什么想到要写《国家的歧路》？

马国川：我所尊敬的吴敬琏先生在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好像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自1853年黑船来航至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完整阶段：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这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国家的启蒙》虽然多处指出明治晚期已经出现了歧途，毕竟没有将故事讲完。在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下，我从2017年底开始写作《国家的歧路》，历时近两年才完成。

文度记：围绕一个国家，两本不同的书，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写作过程中应该是五味杂陈吧？

马国川：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响曲，那么从1912年开始的日本历史则是从充满希望的欢快节奏开始的，后来越来越混乱低迷，至1945年曲终之际，已经绝望哀痛，不忍听闻。

文度记：在《国家的歧路》里，你有一个说法，就是把日本与美国开战称为“民族切腹”，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史的最大谜团”，你认为谜底是什么？

马国川：“民族切腹”是1930年代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说法，我认为非常准确而形象。1941年日本和美国GDP总量比例为1:26，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力比例为77.9:1。国力如此悬殊，与美国开战显然是愚蠢至极。其结果不但让世界遭受涂炭，也让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代日本人奋斗得来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

造成“民族切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控制了日本。在大正时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彼时的日本人对国家驯服，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爱国的表现。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酿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可以蒙蔽国民的心灵，也可以蒙蔽国家的双眼。特别是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没有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把西方视为自己的敌人。它自暴自弃地退出“国联”，不断地宣扬自己文化独特、制度优越，号称要“近代之超可”（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应该学习日本。于是，政党政治、议会制度等现代文明被践踏，天皇制度被吹捧为世界最好政治体制，胆敢怀疑者就会被斥责为“非国民”（日奸），遭受打压。

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合流，必然导致军国主义。于是，日本帝国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狂兽一样，走向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

文度记：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跻身世界强国，给其他后发国家以巨大的鼓励。可是最终它却自取灭亡，有观点认为这是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宿命，无可避免，你有什么看法？

马国川：当然不是。深入历史现场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种选择。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战争的余地。纵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才行，结果以失败国家告终。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启示吧。

计划：写作延长线上关注日本“重生”

文度记：目前由于新冠病毒蔓延肆虐，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也在一些国家高涨。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现象？

马国川：其实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就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这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民族主义思潮，导致全球化受挫，民粹主义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警惕和抑制民族主义，绝不能放任、更不能纵容民族主义。

战前的日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惨痛教训。当时日本所有的举措看起来好像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赞同、甚至欢呼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举措中走向了战争深渊。虽然有个别清醒者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潮流冲昏头脑，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识精英都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推波助澜，将国家推进灾难的泥潭。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文度记：在《国家的歧路》里你写了不少知识分子，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马国川：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对于追赶型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在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无数。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19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也不能松懈。

文度记：我看你在《国家的歧路》的前言里说，“比起欧美国家来，中国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日本”。这是为什么？

马国川：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国家而言，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深入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避免歧路。我特别喜欢周有光先生的名言，“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不要站在中国看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失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囿于本国，难免重蹈失败国家的覆辙。纵观世界近代史，失败国家不是少数，而且有些国家还会在相同的地方栽跟头。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历史任务，就是国家转型。日本一度走在中国的前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因此，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如果说，《国家的启蒙》所写的日本是中国的镜子，可以在对照中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曲折艰难的内在原因；那么，《国家的启蒙》所写的日本则是中国的鞭子，让我们时时保持警醒，一定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千万不能误入歧路。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国运可长亦可消，端看是否能够学习和反思。

文度记：《国家的歧路》之后，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马国川：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日本三部曲”的写作计划，通过三本书描写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国家的启蒙》和《国家的歧路》作为前两部已经完成，正在写作第三部《国家的重生》，计划从1945年战败写到1973年日本成功起飞。

穿越日本近代历史长廊，深感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道阻且长。为了实现现代化转型，后发国家是否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没有外力推动，东亚国家只靠自身努力是否能够完成现代化转型？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来看，似乎都很难。这个结论，令人沮丧。但是我相信，历史不是等来的，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人都在为建设现代中国而奋斗，“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