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疫情之后，如何认识与想象人与城市的关系

编者按

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但许多受影响的地区、城市都在陆续恢复运作中，国外的讨论经常将人们生活的世界以“疫情前”与“疫情后”作区分。疫情之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与城市的关系？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罗小茗认为，疫情不仅加速了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带来了从前没有的转变或思考，这些变化对人们在疫情之后构想城市生活、再理解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线索。罗小茗从2007起关注城市中的文化研究，疫情发生以来，她结合此前在住房、教育、城市和科幻元素等领域的研究经验，对疫情下的城市进行了思考。近期，罗小茗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我们的城市生活：“疫情前”vs“疫情后”

疫情之下，人与城市发生了两种类型的变化。第一类是在疫情期间，中国原有的大城市生活和社会的内在组织逻辑进一步加强，我自己观察到和正在思考的有以下七点。

1．全球疫情危机尚未完全解除，在此前医生的反复警告包括媒体的宣传之下，即便现在国内基本完全复工，人们自愿保持距离或者彼此回避的心态可能在长时间内比较普遍。这一心态其实是原来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陌生感、紧张感的“加强版”，而疫情让这种陌生、回避和冷漠状态更加合理化，甚至固化。当人们避免与“舒适圈”之外的人互动，城市中的多样性被极大地弱化了。而官方的态度，无论是刚复工时建议市民自驾或乘出租车通勤，还是上海发布自4月12日起每日发布的地铁各线路的舒适度预告，实际上都是一种暗示，提醒大家保持距离。

2.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不断重新区分公私领域。比如，2012年我们进行住房调查时，发现房屋产权私有的改革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年轻人对于公私领域的理解。近年来，房产、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发展慢慢培养了城市的公共属性。但是，当公共领域在疫情中被构建为一种“危险状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来城市发展出来的公共属性。对于疫情对城市公共属性的影响，一些国家持警惕的态度，比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出院后的首次视频讲话中感谢英国人民在抗疫期间保持社交距离，忍耐了无法参与和享受公共生活的状态。

3.与以上两种社会变化密切相关的还有人们对于“宅”的态度变化以及宅家行为带来的影响。疫情之前，“宅”是一种中性甚至比较负面的状态，通常用来表达年轻人生活不够积极；疫情之下，在社会的话语网络中，使用互联网比外出更合理、安全，因此“宅”也变得理所应当。

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曾在其著作《技术与时间》中指出，技术的保存能力对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彻底参与在人类经验的构成过程中。当人们减少外出或无法旅游，其经验的来源发生重要变化，媒体、虚拟网络世界进一步代替真实生活，成为情绪和日常感受的主要来源。而真实生活的一手经验的持续萎缩，将导致城市生活体验的进一步贫乏和圈层化。线上生活比例增加也会需要政府对目前线下+线上的治理模式作出相应调整。

4.城市由不同的人群组成，但经过疫情，缺乏消费能力的、更易感染新冠肺炎的老年人可能会进一步退场。疫情减弱了老年人自然退出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张力，而老年人的公共生活可能也不是城市管理者在疫后社会治理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5.已经有学者讨论过，疫情期间，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迅速增加。原来，由于城市运行的惯性，各类人工智能、“无人”项目无法快速落地。疫情显然会加速这些项目的进度，但是我认为，需要警惕的是，相关技术的成熟度和项目落地后可能的社会效应之间是否匹配，真正让使用者受惠。

6.疫情期间，教育资源大规模上网，减少了物理空间对人们就学、参会的限制。但是，在线教育还可能带来其他影响。比如，数字化时代下，地域限制对于人的影响缩小，可信息鸿沟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更多因其所能接触的资源被“区分”，即“圈层化”。事实上，去学校学习不仅是福柯所说的一种规训，学校更是一种社会公平的体现，因为它为家庭背景不同、家里学习条件不同、父母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提供了某种公平的可能性，即使个体受教育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公平的。疫情为线上教学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未来的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线上教育公平性的问题。

7．疫情不仅对诸多行业造成冲击，也在一段时间内限制了人员的流动。目前，社会活动尚未完全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公共场所聚集性活动仍然受限，一些服务业的弹性工作者会因为工作机会减少，生计成问题等现实因素而不再选择大城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城市原本对于流动人口的治理进程在疫情中也加速了。

疫情不仅加速了原本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带来了从前没有的转变或思考。首先，人们一般认为，大城市因为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医疗条件等，生活质量更高。但是疫情之下，城市与世界的联动程度越高，与全球疫情的共振能力就越强，越容易出现输入型病例，因此，在大城市生活的风险显然高于其他地区及城市。

其次，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城市生活让人觉得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城市里丰富且多样态的文化，包括各类文化演出、展览、休闲空间等。目前，城市文化生活尚未完全恢复，而主要产生活动的商场等消费场所在城市之间并不存在太大差异。那么，在以消费为主导、但文化生活受限的情况下，我们是否看清了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从个人层面来看，虽然文化生活受限让原本可能产生的一些消费暂时消失，但人类不满足于基本生存状态的这种需求，将个人兴趣本身提上了生活日程。朋友圈中不难发现，不少人在疫情期间掌握了新技能或者耕耘了自己的爱好。

最后，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打造旅游城市，城市资源配置中文化经济的角度越来越重要，一些地方甚至变为了“游客的城市”，比如去年就出现了“十一”期间，一些地方的市民收到了市政府请他们不要外出，把道路留给外来游客的短信。但在疫情之下，国际与国内区域间的流动骤减，城市更多成为本地的城市。这样一来，原本为旅游而打造的城市文化名片和消费场所，它们的意义是否会发生变化？比如，韩国首尔仁川机场的24小时免税店在疫情中是否暂时失去了意义？因此，我认为，当疫情暂时打破城市运转的惯性，我们可以思考，城市疫情前的样子真的那么好吗？本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城市以及城市魅力的问题值得被探讨。

疫情之后，我们如何构想城市生活？

上述两个类型的变化为当前“如何构想城市”这一命题提供了线索，具体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想象。首先，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城市的魅力在于各种各样、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习惯的人在一起互相碰撞，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有生命的状态。可是如果一个城市出于疫情、经济诉求或现代规划方案等考量，将环境整理成只方便几种人生存，其实会陷入了一个悖论。因为长期来看，城市的劳动力、新的人口来源都会成为问题，影响城市的竞争力。因此，我认为，构想城市的时候，不能完全以现代文明的干净、卫生、合理为标准，需要根据实际的城市化发生的过程进行重新讨论。

第二，什么样的人是城市人？社会学家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里指出，很多人是生活在城市中，但不是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是城市人。城市中有多样的空间，如果一个人只是居住在城市，每天在家和工作场所之间两点一线，生活范围不出社区，这样的生活与乡村生活并无太大差异，他无法真正享受和理解所生活的城市，对于城市不同类型的空间也没有任何信息或概念。因此，“城市人”概念所包含的不仅是一个生活地理坐标，更是个人对城市的理解力，是否能比较系统地理解城市空间的内部结构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来看，过去几个月中，疫情将我们还原成为了“乡村人”。

第三，城市里最宝贵的到底是什么？在大卫·哈维的城市权利理论中，城市人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是组建城市空间的基础。同样强调城市中人的文明状态，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城市破坏业KK（株式会社）》（《未建成/反建筑史》）里面很夸张地说，城市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因为即使城市的物理空间被毁，城市的文明状态将在记忆和各种文本中被反复呈现。

同时，与城市文明相关的一个延展问题为，我们如何理解城市的规模？在“全球城市”概念提出者萨森看来，全球城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源、人力、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中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城市群改革被视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规模效应带来挑战，比如曾经视城际通勤为优势的人，在疫情下可能面临出行难或风险增加的问题。未来疫情会如何影响我们对城市群的设想，值得关注。

第四，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互联网和基础物流速度，这两种速度的合力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速度。疫情之前，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人们生活的速度总是在加快，中国也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工作、休息和消费的时间节点，均为人为规定，仍然存在着商议和探讨的空间，这在居家隔离生活中尤其明显。那么，当疫情改变了城市生活，未来城市实际运转的速度是否有可能缓慢下来？

第五，疫情引发了不少与生态危机、地球环境相关的讨论。有研究发现，人员流动受限后，全球多地空气质量好转。因此，作为疫情之后构想城市生活的一个视角，人们如何重新理解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如何更具前瞻性地规划城市以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危害？此前，我在做科幻城市的相关研究中观察到，国外的建筑师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设计什么样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免于地球变暖后城市被浸泡，这一点在中国似乎还未引起广泛关注。城市治理者在关注绿化面积和公园数量的同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然界的威胁与力量，思考城市和自然的关系。

最后，现在的教育在未来城市构想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现有的教育，总是把城市想象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背景，但其实，城市本身是可以被不同地构造和想象的。我认为，可以把城市作为一个教育的主题，在中小学教育里提倡，鼓励大家发散性地去思考。

现代文明需要不断地被再理解，因为面临类似新冠肺炎的全球挑战，因为并没有一种现代文明摆放在那里，让我们模仿和解决问题，如果有，那问题一开始便不会存在。

2011年3月，日本遭遇的福岛核危机在日本老百姓当中引发了大规模的自我学习，以了解核危机对社会、生态、农业等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给当代中国人带来学习城市、对以上线索展开讨论的机会，那这次危机或许会对未来城市发展产生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