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话学丨“证成”的立国神话：从《周礼》到《汉密尔顿》

“立国神话”可能是最露骨、最易被识破，但历史也最为悠久的意识形态运作之一：远有“汉高祖斩白蛇”与东汉的谶纬学，近有“华盛顿的樱桃树”，此类政治权力主体对于其初创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的神话式的美化叙事，史载范例众多；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而被广泛“怯魅”，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神圣性。意识形态性的“立国神话”一般走向两种可能：一种进入普世的历史叙事，以“历史真实”的形态延续传播，神话性在潜意识过程中蜕变为“实证”的科学性，精心构建的能指偷取了所指；另一种则因为本身的逻辑缺损或者社会环境的变化沦为笑柄，不仅丢失了神话性，反而成为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自我摧毁。

但无论这些立国神话能在历史上留下何种印记，以上都是一种后发的“历史解释学”——被构建出来的目的，是阐明历史为何如此发展的解释学需要，即在“立国”这一事件完成后，权力主体借此证明其成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解释学”式的立国神话普遍都是严肃的历史叙事：它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为个体对象，以“历史实证主义”为核心的逻辑基础，试图通过对历史的一种“纪实文学”性的书写，来构建权力的合法性——权力试图将夺权的历史事件重塑为可被广泛尊重的历史科学。

然而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层面的，始终潜藏于水面之下的“立国神话”——“证成”性质（justification）的立国神话，在中文语境下，可称为“正名”。这种神话的不同在于，它塑造的是“先发”而非后发的，非历史性而是未来性的理想主义范本；更重要的是，这些“证成”式的立国神话的生产者，绝非那些掌握权力的主体：因为大多数时候，“证成”式的立国神话的构建，是为了改变而并非巩固原有的建制和意识形态——我们将接着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音乐剧《汉密尔顿》讨论一种美国立国神话的重建——不过在讨论这个“非历史性”的话题之前，我们却还是要从历史开始。

周王已没，但周礼新成？

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近两千年的儒学研究，始终绕不过去的难题即是“经典文本”的不确定性。放在历代儒生面前的问题是，如果要将儒学定做一种“国家宗教”，一种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则必须有规整统一，逻辑自洽，结构完备的“经典文本”。西汉设“五经博士”，立《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但是经历了焚书坑儒和秦汉战乱，“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彻底模糊了“经典文本”的神圣性：究竟是通过代代教学相传，通过经学博士口述的“今文经”更符合原典，还是后来从墙院地底挖掘而出的“古文经”才是经典原貌？在缺乏考古学手段和意识的时代，这一问题几乎是无法通过“实证”可解的。

而五经中的《礼》在当时更是一笔乱账。今文博士最初口述的《仪礼》，当时被认为是孔子根据周代礼仪制度的记载所作，通过历代传习后流传下来，成为国家经典“五经”之一。然而到了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突然提出，他们发现了“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的《周礼》一书，认为是周公亲手留下的经典，加以整理后著录出来。他们还特地指出，《周礼》一书的体例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他们找到的书稿中缺失了“冬官”，根据体例他们得知“冬官”涉及的是手工制作业的官员制度，因此找到了齐国流传下来的手工业官书《考工记》来补充。哪怕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刘向、刘歆父子对《周礼》的介绍也算是有理有据的，甚至“冬官”缺失一事也颇为“真实”，似乎从反面映证了此书绝非伪造。不久王莽篡权夺位，开始“复古改革”，《周礼》中对于井田制的详细记载成为王莽改制的重要历史依据，因此《周礼》地位飞升成为“古文经”，依靠政治权力开始获取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地位，最终在南宋时期成为“十三经”之一。

这据说从“山岩屋壁”中挖出来的《周礼》，若真为周公所作，那么被刘氏父子发现时就当有800年的历史——可此书从来没有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出现过。因此《周礼》必然遭遇到“今文”学派的攻击，也一度被认为是“伪书”。但在近两千年的经学研究中，大多数经学家们还是怀着各种理由相信其历史真实性，甚至一直到晚清，经学家孙诒让依然在《周礼正义》中坚信《周礼》是周公所作。经学家们看似“盲信”的判断，在如今的考古研究中得到了部分支持：随着当代对出土的金文材料的识读与考证，《周礼》被确认的确包含不少原始的西周史料——也就是说，尽管从成书过程的考证来说，《周礼》不可能是周公本人亲手所写，而是战国末期乃至西汉前期的学人所作，但《周礼》的确是有大量流传下来的史料作为参考的。

为什么从刘氏父子，到经学大师郑玄，到《四库提要》再到《周礼正义》，“出身不正”的《周礼》的经典性为何一直受到维护，“周公所作”这一“盲信”被坚持许久呢？一大原因是相比于《仪礼》，《周礼》显然更加完备丰富，结构精致，实在是面面俱到、几无遗漏地展现了一幅完美的周王朝制度画卷。《周礼》中的周王朝的行政区划非常整齐，在“地中”上建立的国都分为“九畿”，以五百里为半径建立九个同心圆；而国都之外有六“乡”，各有州、党、族、闾、比五级；六乡之外还有六“郊”，也各分邻、里、酂、鄙、县五级。《周礼》中记载的井田制几乎将天下的土地都分成了面积类似，大小相等，结构一致的“井田”，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制度，则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在每一官的具体等级中都有并行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周礼》记载的周王朝的礼仪制度，行政区划和官员制度是真实的吗？以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太可能。但它在结构建制上是完美的吗？是，不仅结构上具备美感，更是将儒家的治国理想与形式上的优美融合起来：《周礼》在理想性和美学价值上，可以对标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在结构和体系的构建之上，甚至可以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相提并论——它大致不可能是西周王朝刚建立时的历史现状，但它几乎是一套理想化的古代中国的“世界观设计书”：难怪王莽，乃至后代经学家都对《周礼》爱不释手，这是儒学“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理想对人的完美诱惑。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画面：一群战国末期的儒生们，从各地搜集了周王室流传下来的类书残卷，怀着治国理想，开始以“创作”的心态构造实际上在历史上从未以这样一种完整的结构出现过的“周礼”：只有穷极一切可以看到的文献，再带上严肃谨慎的“脑补”，历经数百年乱世的中国才能拥有这样一部“理想国”计划书。如果我们进入这层构境，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学者明白自己并非在复原、考古800年前的“周礼”，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假托周公之名写下的文字，是要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制度蓝图。

学者们完成此书的时候，周王室也许已经被秦国的铁蹄扑灭——而周王已没，周礼新成，这本《周礼》成为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时必然参考的经典。它毫无疑问，是一种来自权力外围，后发而成只面向未来的“立国神话”：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制度理想，披上“曾经存在”的外衣，最终成为延续千年的信念式存在。他们创造了一种想象性的完美国家精神体制，毫不利己、托付给几百年前，得以构建出标范后世的“华夏”之本体。

社会契约论：三种文学性书写

人类为何要建立国家、创立法律，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开始一种集体化生活？这个问题甚至比讨论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是什么样的体制更加难以回答。作为一种“知识考古学”它存在悖论：讨论制度产生，具备实证意义的只能是“文字”，可当一个文明如果已经产生文字并出现历史记载，这意味着类似国家、法律这样的原初制度性建设已经完成了——我们无法考证在没有文字的时代里的制度建立情形，只能从一个“从天而降”的基点开始探寻其演化的过程，“起源”的重建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社会契约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制度研究的主流假说时，任何人其实都意识到如果要将“社会契约”诉诸于具象的话，这一场景简直是荒诞不经的：我们该如何设想，一群“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类突然如天启般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国家”，所有人汇聚一堂开始开会，讨论出一篇详尽的“社会契约”给每个人签字确认，每个人都清晰地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将自己的权利部分让渡给系统性的体制，宣告一种国家制度的成立——但这的确就是霍布斯、约翰·洛克、卢梭等政治哲学家们给我们展现出的画面。在这里，一种“证成”式的立国神话天然地诞生了：面对国家如何建立的问题，立国神话的写作者们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也缺乏历史人物和事件，也并没有要保护现存的政治制度的解释压力，他们创造“社会契约论”，与其说是在解释历史，更多地是在文学性地构建属于新阶级的理想国家体制；这样一个奇异的画面是一种比喻：它在比喻原始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发明制度的时间进程，同时也是一个范本：当北美独立者们在费城开会制定宪法的时候，能够让所有与会的国父们感到天命昭昭。

必须意识到，早期的“学术研究”很难与文学书写分野，“中立客观”在当时仅从叙述话语上就是一种奢求。霍布斯、约翰·洛克和卢梭三人各自的“社会契约论”神话的书写之间的不同，自然而然可以从其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中找到端倪，他们的“社会想象”必然具备强烈的时代印记。亲身参与英国1644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霍布斯对战争状态和人性只能有黑暗的想象和感受，在战火烽烟的乱象里，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指向的是对秩序的强烈诉求。在他的“自然状态”图景里，人性难以看到希望，自私、卑劣，为了利益进行无限制的仇杀争斗。因此，“社会契约”签订的场景，其实是战争各方的一次和平会谈，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终结战争，保卫和平的秩序。而如何在这样一种“任何人反对任何人”的自然状态中保证和平呢？霍布斯相信只有拥有压制所有人的力量的唯一权威才可以。因此，他对这场“和平会谈”的描述，就是每个参会者都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主权者”，这样一个“国家”人格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由此人颁布法律，建立权威，所有人都统一服从在这个国家之下——是的，毕竟霍布斯是保王党。而事实上，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那句“朕即国家”也绝非空口狂言，反而正是有霍布斯的理论支持的。

约翰·洛克则和霍布斯完全在政见上相反，他认为霍布斯的观点是一种独裁主义的哲学。他在《政府论》中提出的“自然状态”温和很多：他设想里的原始社会就是一种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不是战争状态，而是“和平、善意和互相的帮助的状态”，各行其是，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和平共处。但是因为商业活动的频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产上的纠纷——因此洛克构建的“社会契约”会议是一场商业行会内部会议，目的是避免商业上的冲突加剧，定立商业规则保证所有人都能遵守。所以此时，受到权力让渡的主体是“有限政府”，他们的责任是分配各人的权利与义务，保证和平状态和商业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一旦政府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与会者就可以根据契约对政府进行更换。数年后，当“光荣革命”的革命者们手持洛克的《政府论》驱逐了詹姆斯二世时，我们看到了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实现：一种认为人性是温和和平的立国神话，自然孕育的是不流血的革命。

几十年后，在即将发生大革命的法国，卢梭吸取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对人性抱有极强信心的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是乌托邦式的：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财产和精神上的不平等的乐土——除了作为个体很难独自生存。在卢梭笔下，“社会契约”的会议是人类的一次互助会议，所有人的目的是为了互相保护，创造一种共同的力量保护与会的每个个体。也就是说，卢梭认为“战争状态”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状态，而国家的诞生起步于人类团结起来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在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中，需要斗争的他者从自然变成了英国殖民者；与之相似的，霍布斯的书写伴随着英国王室的复辟，洛克的书写则伴随着光荣革命的胜利，无论是何种情况下书写的“社会契约论”，都是托古指今的立国神话：最终，整个世界无论种族、文化还是地域，都将“社会契约论”作为国家建立的最初图景。它是一种在实证上完全“空想”的集体性幻觉和文学性书写，同时却也是人类精神遗产的永恒明珠——一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故事”是人类前进的动力。

《汉密尔顿：一个美国音乐剧》和一个“新美国”

2015年，《汉密尔顿：一个美国音乐剧》让错过了上世纪80年代经典音乐剧井喷时期的当代剧迷们，感受到了亲身体验一部革命性杰作诞生的震撼。仅仅几分钟的开场，就能让像奥巴马这样的观众意识到“我从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音乐剧”，而仅仅上演几场后，整个音乐剧业界已经明白一部即将登上史书的伟大作品诞生了：《汉密尔顿》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是艺术上的，更是思想范畴上的——如果之前我们津津乐道的美国“立国神话”属于清教徒们的远征，属于殖民地的拓荒史，属于《社会契约论》，那么《汉密尔顿》则书写了一种全新的美国“立国神话”，在这个神话描述之下的美国独立历史，与之前任何一种叙事都截然不同。

随着美国逐渐将移民国家、多种族多元文化熔炉、全人类的自由之土等“当代精神”纳入到国家精神之中，传统的美国独立历史叙事遇到了显然易见的尴尬：首先，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纯粹白种人内部的革命战争，在这个追求自由独立的叙事里，并没有任何种族话题的存在；其二，在《社会契约论》影响下初创的美国政治制度和自由观念，与女性无关，与有色人种无关，更还带有奴隶制的阴影——被认为创建了自由国度的国父们，从华盛顿算起，都是蓄奴的大奴隶主，也似乎很少表现出给奴隶自由的意愿。当然，因为时代所限，21世纪的美国不可能回头追究国父们在思想上的“不够进步”，但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甚至完全取代原有叙事的新“立国神话”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但这样的诉求显然又遭遇到历史的压力：作为一个延续性强、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家，否定本国历史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可行的：南北战争中广受赞誉的战斗英雄罗伯特·李将军因为是奴隶主，导致各地的雕像被黑人权利团体推倒的实例，证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学”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只有“证成”式的新立国神话才能够解决这一难题：此时，看似是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看似是对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主旋律”艺术的《汉密尔顿》，从主创林-曼纽尔·米兰达的潜意识出发，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神话书写：既然原来的立国神话已经过时，我们就写一个新的——历史真实和时代精神相比已经不再重要，完全可以退居二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林-曼纽尔·米兰达的创作抛弃了历史真实——相反，这部作品的写作有严格的史学根据，它改编自历史学家罗恩·彻诺的《汉密尔顿传》，甚至每场戏都可以和原著的章节工整对应。林-曼纽尔·米兰达改编的不是历史事实，改变的不是所指实在，而是能指、命名与外部符号：他创作的是一段符合历史事实，但其中的参与人物完全被改变的美国建国史。一切从林-曼纽尔·米兰达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似的“故乡”起步：汉密尔顿是法国人在加勒比海上的白人移民后裔，而米兰达是土生土长在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人：那么，如果实际上，汉密尔顿正如米兰达一样，也是一个从加勒比海来到纽约闯荡的少数族裔移民呢？数百年前，汉密尔顿和众国父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由欧洲各地的白人移民组成的自由国度，而如今的美国，则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各族裔移民组成的多元国度——一种对照和全新的神话写作就此开始：

汉密尔顿由波多黎各裔的米兰达饰演，他的妻子伊莱莎则由亚裔演员饰演；华盛顿、拉法叶伯爵、约翰·劳伦斯、亚伦·伯尔、托马斯·杰斐逊等“国父”都由非洲裔黑人演员饰演，将拉法叶的“法国人”身份模糊为“移民”，突出“移民”对于美国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且着重加重约翰·劳伦斯所带领的黑人师团的戏份，让他们提前百年成为消灭奴隶制这一政治诉求的代表；数量众多的LGBT角色的设定，在取向方面穿越历史的天下大同；斯凯勒三姐妹分别由非洲裔、亚裔和拉丁裔饰演，着重强调她们作为社会名媛在女权意识和社会福利事业上的贡献；全剧唯一的“反派”，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则由整台剧作中唯一的白人演员扮演，由少数族裔组成的“革命队伍”迎战白人领导的英国殖民者的叙事在舞台上无比鲜明……最后，全剧的核心音乐风格是当代的嘻哈说唱，它的剧本信息量大、文辞华美，结构精巧，叙事动人，一个彻彻底底21世纪面貌的“美国建国故事”，在完全不脱离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完成了在能指上的彻底置换：《汉密尔顿》创造了一个“新美国”，它的建立不仅有关自由民主与独立抗争，更在反殖民主义、性别问题、少数族裔问题和奴隶制度问题上都完美无瑕——传统立国神话中被当代思想观念的进步冲击千疮百孔的1776年，就这样被替换为一身洁白，可谓后世垂范的2015年，一种“证成”式的工作确保了这个国家的伟大，也同时通过替换性的符号操演使得既有的缺陷失去存在意义。

林-曼纽尔·米兰达和《汉密尔顿》剧组，通过音乐剧艺术上的和对美国立国神话的双重革命，在无意识的艺术创造力驱动之下，鲜明地用抛弃过往历史，主动迎接未来的态度，宣告与“旧美国”划清界限——这也就不难解释，持右翼保守立场的副总统麦克·彭斯前往剧院观看本剧，剧组在谢幕时竟然公开在舞台上表达了对彭斯的不欢迎。但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在历史层面上的严谨和对美国传统的“young，scrappy and hungry”精神的延续和升华，使得作品哪怕“离经叛道”，却成为美国国家主旋律文化的宠儿，这一由权力外围主体创作的新“立国神话”已经登堂入室——而就在《汉密尔顿》终于宣布以视频录像的形式登陆流媒体、可以供广大观众收看的时间段，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非裔美国人平权运动已经席卷世界：我们些许意识到，《汉密尔顿》对美国建国历史的“重写”不仅仅潜移默化地在精神层面改变了“美国”的“何以为是”，更在时代潮流下成为实践意义上的“新美国”的先导。

大多数时候，“证成”式的立国神话也都以“历史解释学”的面貌出现，过往的历史事件只是它们的信手拈来的素材，若撕下其历史解释学的科学性外衣，更多展现的是一种理想性的历史神学预言：它解释过去的工作或许并不成功，但却塑造了接下来尚未发生的未来；它对历史的解释可能脱离实际，但却引导了实际的历史走向；正因为其本身“神话性”过强，使其存在和地位不会受到历史现实的直接影响，而是作为理想和乌托邦的图景而长久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毫无疑问，数千年前写作《周礼》的儒生们，和舞台上光彩夺目的少数族裔演员们，甚至是心怀乌托邦和人间天国的革命导师们，他们穿越时间与空间都在心灵共振，都在讲述人类共同拥有的，并永恒沉醉其中的一种现代神话学原理：解释是灰色的，而预言和理想将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