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翟映珠翠：北宋后妃命妇礼衣与《清平乐》中的女子盛装

电视剧《清平乐》已经迎来的大结局，宋代文学、审美、文化在剧中一一展现，文人世子的博学广文、书法创作彰显个人风采，宋仁宗的仁政、公主的情感和崔白的那张《双喜图》都引发当下对历史的回顾、艺术的探究。而在剧中众多女性形象也颇为引人注目，无论是宋真宗皇后刘娥、宋仁宗的曹皇后、张贵妃，以及福康公主都展示了大宋的风范，剧中她们的服饰也显示了礼仪制度，宋代后妃命妇们平日里如何穿？最高等级的礼服何等盛饰？

与奔放热烈又充满异域色彩的大唐不同，北宋似乎氤氲着更多属于传统儒家的中庸和雅之气。“清雅内敛，淡雅柔美”也成为今天的很多人对宋代女性的衣饰的大体印象。但从南北朝以来所形成的，大致包括仿溯古礼而成之“礼服”与紧随时尚而变之“便服”的服饰双轨制却并未停下演进的脚步，在清秀之风大行其道的日常服饰之外，礼制层面的女性服饰则依旧奢华繁复。华美与绚烂交织出的种种细节在凸显品阶高低的同时，又辉映出属于后妃命妇们的尊荣地位，甚至成为时代赋予她们或是她们赋予时代的独特印记。

袆衣与花钗冠

赵宋立国伊始，太祖即命儒臣损益唐之《开元礼》而成《开宝通礼》。袆衣，作为隋唐礼制中皇后的最高礼服，此时仍为袭用。清宫南熏殿旧藏的十幅宋代皇后坐像中，着袆衣者就有九人，由此也可得观袆衣之华彩。

袆衣为交领大袖袍制，以深青织成，上有翟纹十二等。所谓“翟”，原指长尾雉鸡，御容中皆表现为数对红腹锦鸡雄鸟，还以小轮花间隔。而袆衣内所穿中单再真宗后御容中可见领缘；外皆有与袆衣色彩纹饰相同的蔽膝，所着裳裙则为蔽膝和袆衣遮挡。御容中的皇后腰系以青罗裹造的革带，上施桃形金饰，自徽宗后始还可见大带垂绅，更为完备。着袆衣时大绶、小绶垂于身后，真宗后即将之披于椅背，南宋《女孝经图》中亦可见着袆衣的皇后身后之绶。皇后身侧的白玉双佩于大袖底部隐隐可见；足上之舄亦随衣色，如意头，珍珠装缀。值得一提的是，衣、裳裙、蔽膝之缘皆红罗织成云龙，尤其真宗后、仁宗后、英宗后、神宗后袆衣龙纹，曲颈遒躯，犹有唐风，五彩华艳，神气活现。

皇后于受册、谒庙、朝会等重大场合服用袆衣，而内外命妇（包括后宫妃嫔、公主及有品级的官员之母、妻）亦有与之形制类似的礼服——褕翟，或曰翟衣。妃与太子妃之褕翟大致仿皇后服制，然衣改为“以青罗绣为摇翟之形”，且仅有九等。命妇翟衣亦以青罗绣为翟， 唯以所饰翟之等数对应品级：第一品九等，第二品八等，第三品七等，第四品六等，第五品五等。

在《清平乐》中皇后受册礼上，曹皇后正着袆衣，雍容典雅，并依仁宗后御容面施三白妆，加珍珠面靥，戴垂珠耳坠，手持玉圭，在仪扇簇拥下升御座。而作为背景的命妇们或着翟衣，翟纹疏密不同以示等级，或着大袖常服，与鼓乐仪仗一道烘托出仪式的盛大端严。

除华彩服章之外，与之相配用的“首饰”亦是后妃命妇礼服之必须。御容中着袆衣的皇后皆戴高大而繁复的“冠”，左右各有三扇博鬓，今人或谓之“凤冠”，或谓之“花株冠”，亦有称“亸肩冠”“平肩冠”等。实际上，宋初礼制仍依照唐礼谓之曰“首饰：花（钗）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而还未称“冠”。唐代皇后袆衣首饰，今于隋炀帝萧皇后陵已有出土，经复原可见内为框架，两侧各一博鬓，架上饰十三株树状花饰，以弹簧状铜丝为花枝，上连接金铜花片，料珠、牙雕人物为蕊，并有长摇叶，又有嵌宝珍珠花钿，蔚然灿烂。此应即特化之“花（钗）”，其源头可追溯至汉晋皇后礼服所用桂枝状步摇，唐时虽已具“冠”之形，然仍依古礼称“首饰”。宋承其制，虽冠之制更显，博鬓也曾为六扇，但所饰云头花之下应当仍为弹簧花枝，呼应“步摇”之像。而由北宋皇后御容可见，诸后所用首饰又有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将真宗后御容中人物看作是真宗皇后刘娥，但据元人的记录，此御容的像主应是受追尊为皇后的仁宗生母李氏。但无论像主为谁，真宗后的袆衣首饰都应反映了北宋早中期对首饰花钗的增益。仔细辨认，可在珠翠萦绕间发现游龙数条，正面顶端大龙上有御龙仙人，下为一对降龙，两侧又有五条行龙，并夹杂仙人队列，整体造型前出明显，巍峨华贵。此或接近真宗刘后，即仁宗刘太后所用之“九龙十二株花钗冠”。而礼服首饰首次取“花钗”之名谓之“花钗冠”，也正是在仁宗时期。仁宗后御容所着首饰则更近球形，繁密的珠花之间除龙纹外还隐约可见飞凤，此后花钗间踵事增华的龙、凤、仙人主题逐渐固定，“冠饰以九龙四风”并出现中央大龙衔穗球，也称之为“龙凤花钗冠”。

内外命妇之褕翟（翟衣）首饰又有小异。妃所用即是在花九株基础上“冠饰以九翚四凤”，而命妇所著则仍是花钗，亦与翟衣上的翟纹对应：第一品九株，第二品八株，第三品七株，第四品六株，第五品五株。当然，“花钗”首饰的大体形态仍应已有“冠”之制。

《清平乐》中曹皇后所用袆衣首饰显然是参考了真宗后御容，龙、云花及仙人队列都得以精致再现，冠上饰物以翠色为主，并缀饰大量白珠，应是注意到宋人喜用铺翠、珍珠为饰，且恪守时代特点而无穗球。不过略显遗憾的是未作出花枝摇叶的效果，且单以龙为饰似是刘太后专属，曹皇后袆衣首饰更应依仁宗后御容而饰以龙凤。至于福康公主出嫁所着花钗，由于缺少图像参考，应是减损皇后花钗冠而来，博鬓减为四扇，不见龙凤，而主要饰以铺翠、珍珠花，并体现了颤动的花饰等细节。

鞠衣与朱衣

除受册、朝会外，皇后还需行亲桑（亲蚕）礼，以为天下女子表率。《开宝礼》谓亲蚕着袆衣，亲桑着鞠衣，此“鞠衣”亦是依唐礼所设皇后礼服，后也专为亲蚕所用。其制与袆衣基本一致，只是衣以黄罗为之，且无翟纹，蔽膝、大带、革带、舄等皆随衣色。太子妃从蚕亦有黄罗鞠衣，内外命妇从蚕则服翟衣。

不过，鞠衣在仁宗朝的穿用场合又稍有变动。仁宗即位的第一年，即天圣元年（1023）十二月真宗皇帝丧期将近之时，大权在握的刘太后便“令礼官检详礼衣制度以闻”。对太后询问“礼衣制度”的意图心知肚明礼官们在合议之后，不仅重申“皇太后服与皇后同礼”，更别出心裁地“复活”了古礼中的“朱衣”：“隋朝皇后服四等，其四有朱衣，以绯罗为之，宴见宾客则服之。今详参考，朝谒圣容及乘辇则服朱衣，加蔽膝、革带、大带、珮、绶、袜、金饰履，并随衣色。”可见朱衣之制同样与袆衣同，而无翟纹。不过接下来提到的“如常视事，则亦服朱衣”恐怕才是太后此时最需要的。常程视事时，朱衣可只用大带、绶、金饰履（或去绶，只用大带），而不用蔽膝、革带、佩等，显然比袆衣更为便捷。而作为皇后亲蚕所服之鞠衣，此时也被改为和朱衣一样于常朝视事可用，当是考虑了“总理军国”的太后更为现实的需要。另一种说法是，太后临朝所用朱衣亦可用黄罗为之，如鞠衣之色。

《清平乐》的另一用心之处是难得一见地展示了太后的“朱衣”。剧中临朝理政的刘太后于珠帘后端坐御座，所着鲜丽的朱红礼衣即是朱衣。剧中朱衣的处理即依袆衣为交领大袖之制，尤其绯罗上的暗纹及衣缘等处的绣云龙，仍显示出细节的低调奢华。而在后来的孟春“祁谷”时，曹皇后也再一次着朱衣登场。不过实际上，随着刘太后的故去，朱衣似也几乎再未被提及，想必此为太后特意置办的“公服”当是又遭尘封了。

衮衣与仪天冠

真宗遗诏谓“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赋予了刘娥临朝摄政的权力。《宋史》曰：“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

不过在天圣元年（1023），刘太后之生辰即被定为长宁节，其出入则乘大安辇，鸣鞭侍卫也一如皇帝。然而，当太后向群臣问及对唐之武后的评价时，却得到了“唐之罪人”这样的回复。或因此，对于献上《武后临朝图》作为暗示的程琳，刘太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但毕竟为大宋操劳数十载，刘氏的内心深处也仍存一丝欲念。明道元年（1032）末，许是预感大限将至，刘太后终于提出要舍太后礼服袆衣，而身着帝王衮服谒太庙行礼。

皇帝衮服（衮冕）在舆服制度中地位崇高，晚唐五代至宋初所见似又更显花哨。敦煌莫高窟壁画所绘于阗国王冕服像即是如此，于阗王所戴冕加饰走龙、花钿、垂饰，还似有绿松石点缀。宋初，天子衮服为青色、裙为红色，日、月、星、山、龙、雉、虎蜼七章在衣，藻、火、粉米、黼、黻五章在裙，即十二章纹。而所用衮冕则更添华丽，在日本嘉静堂藏高丽佛画《地狱十王图》中当可得观仿佛。画中阎罗王着衮服，衮冕冕版上可见北斗七星图案，当以玉缀饰而成，两侧应是小琥珀瓶、犀角瓶各二十四枚，冕版前后的十二旒外又有碧凤衔翠旒，簪导之金饰虽未得见，而红丝绦组带正系在颌下。宋初冕版还以龙鳞锦表，周又缀金丝网，钿以真珠、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里，四柱再饰七宝，红绫里。杂宝镶缀，金碧交辉，简直无以复加，亦谓之曰“平天冠”。同时皇帝还佩以玉饰镖首的鹿卢玉具剑等。

刘太后欲着天子盛服的僭越之举招致了熟读儒家经典的朝臣大力反对。但最终，双方还是选择各退一步，其结果是太常礼院特为太后依“皇帝衮服减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用剑”，并更名为“衮衣”，且取消佩剑，此外再没有大的变动。至于“首饰”，则是在太后本应服 “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的基础上，改制“九龙、十二株花，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之冠。太后想必对此十分满意，诏名之曰“仪天冠”。此冠兼顾了后妃礼服首饰中的“花”，又添皇帝衮冕之旒，在外形、称名上都几可与“平天冠”比肩。

此种礼服较之“朱衣”更为特殊，亦无图像或实物。然《清平乐》剧中仅出境短短四十几秒的太后衮衣、仪天冠却仍可圈可点。衮衣依天子衮服而制，可见两肩的日、月及袖上的金龙。仪天冠冠体装饰上与花钗冠一致，做出云华铺翠的效果，缀白珠为饰，左右各行龙三，正中二降龙，中央一大龙头还随太后步履颤动，“九龙、十二株花”应距此效果不远；其上所施“冕版”也极类《十王图》所绘，前后珠旒十二、翠旒十二，亦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宋初衮冕之踵事增华。

历史上的明道二年（1033），着祎衣、九龙花钗冠的刘太后乘玉辂谒太庙；后更换衮衣、着仪天冠行首献之礼，皇太妃为亚献，皇后为终献。至此，刘太后不仅心愿得偿，衮衣也短暂地取代袆衣，成为她专属的最高礼服。同年，太后不愈，临终前数扯所着礼服。仁宗与臣下了然，为之更换皇后袆衣。看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是做出了和武后一样的选择。

大袖与背子

北宋后妃礼服基本仍依唐制，分袆衣、鞠衣及钿钗礼衣三等，而又以“龙凤珠翠冠、霞帔”为常服。参以南宋礼制，包含霞帔的后妃常服还应包括大袖衫及长裙、坠子等在内。

中晚唐以来，宽裙大袖逐渐成为女装时尚，且在礼仪场合的地位越发突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晚唐五代引路菩萨绢画中的女性亡者就多着披在裙外的大袖衫，步入西方极乐。宋代后妃的大袖常服当源于这一风尚。

《宋宣祖后坐像》中的宣祖后内着诃子、长裙，裙外又罩一极长的曳地纱罗笼裙，胸下系红白相间长带；外罩黄罗大袖衫，披于裙外，于胸下结系；披挂于两肩的蓝底五彩云凤纹霞帔缘饰白珠，底有帔坠一枚；头顶形似莲冠的珠翠冠，左右各有牡丹飞凤，通体铺翠，缀白珠为饰，遗憾的是“龙”的元素似尚不明晰，但仍不失为较为标准的常服穿戴。在服色方面，画中太后用黄，而皇后则当用红，如《文献通考》载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中宫常服，有司进真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药玉为坠”等，似与士大夫之家所用无太大差异。

宣祖后的珠翠冠前加饰衔珠正凤一枚及插梳，冠两侧又饰垂珠云状络珠饰，冠后还可见铺翠牡丹步摇簪，上有追逐的金凤一对，颈间佩四挂珠缨，上二为红珠，下二为白珠。传统礼制并不重视对颈部的装饰，但敦煌壁画所见着盛装的晚唐供养人已多佩戴挂串珠缨，在慈云寺塔发现的宋代纸画中，贵妇装扮的某位神女亦佩珠缨。

《清平乐》剧中刘太后的大袖衣即依宣祖后御容而置，霞帔、珠缨等细节都得以再现。只是剧中的珠翠冠被处理成了类似菩萨宝冠的“半冠式”，而就画像看来，更应是类似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莲冠”一般围裹整个发髻；步摇钗上的双凤皆昂首向上，也缺少了顾盼追逐的灵动。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刘太后临朝时更多还是应着专门的“办公服”——朱衣或鞠衣（黄罗朱衣）并以十二株花钗为首饰。

剧中仁宗后妃也常着大袖常服出席宴会，她们的霞帔则应借鉴了福建南宋黄升墓及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霞帔实物，织绣四季繁花，成为身前一抹精致清雅的亮色。当然，在宫宴上着大袖霞帔恐怕还是过于隆重，宫中后妃似更常着背子，并戴冠。北宋人李廌在《师友谈记》中就记录了哲宗御宴上后妃的座次及着装：御宴之上，哲宗居中而坐，高太皇太后坐东侧，向太后坐西侧，三人皆南向，哲宗生母朱太妃及皇后孟氏西向坐。两位太后即都着黄背子，戴白角团冠，前后贯一白玉龙簪；太妃及皇后仅穿红背子，戴缕金云月冠，亦插白玉龙簪，而皆以北珠为饰。这一纪录来自元祐初丞相吕公著夫人，她不仅是外命妇，更是当时中宫皇后的表亲，自然对宫中礼数十分熟悉。

而记录中太后、皇后的装束也可在文物图像找到相应的佐证。如河南登封城南庄宋墓、黑山沟宋墓、济源东石露头村宋墓壁画中穿背子并着冠的女子，合江博物馆藏宋墓浮雕中的妇人着冠而又簪凤钗，不过宋代冠上簪钗应多前后插戴，东石露头村宋墓戴山口冠侍女即在冠前插凤簪，钱选《招凉仕女图》中的女子也在所戴高大冠子前插凤簪一枚。南宋初年的《中兴瑞应图》中宫女簇拥，团扇仪卫的后妃仍仅着背子、戴冠，十分清雅低调。可见，背子及冠才更应是后妃在宫中生活及宫宴场合的主要着装。

这里顺带提一下剧中侍宴的宫人。《清平乐》中侍宴宫人常有拟照《仁宗后坐像》所绘作男装打扮，头戴幞头帽，上饰珠钿及“一年景”花饰，面饰珠靥。而虽然《师友谈记》记宫宴上侍奉皇帝的四名女使“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睹”，但王明清在《挥麈录》中则言侍奉徽宗的宫女“披黄背子、顶青玉冠”，各本《瑞应图》《孝经图》《女孝经图》中侍奉的宫人也多仅着背子、戴冠或着袍袴而几乎不见花饰。想来后妃都如此素简，宫人日常当亦不会动则盛装。

《宋史•舆服志》“后妃之服”下提及了四种礼服：“一曰祎衣，二曰朱衣，三曰礼衣，四曰鞠衣。”但具体描述中却只见袆衣和鞠衣，南宋中兴以后礼衣更为式微，大袖常服则后来居上，而仅存其名的“朱衣”也恰若辉煌一世的刘太后遗存后世的一缕光焰。

虽然不再是武周后期那个女性驰骋政坛的“红妆时代”，但史书中的北宋女性却依旧鲜活可感。她们或临朝摄政、赞襄幼主，或端庄自持、宽仁御下，或妩媚动人、万千宠爱，或明珠在掌、婚姻不幸。从嫁入皇家或生于皇家的那一刻起，她们人生的喜乐悲苦，就都不曾缺少礼服盛饰的参与。而正是在翟纹掩映，龙盘凤绕间，这些贤妃嬖宠的故事也似乎更显瞩目却又平添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