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化的美国，正在抛弃基于“人民两个身体”的妥协传统

“人民的两个身体”这一分析范式的妙用在于，能同时处理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两种思想层级。在Fumurescu看来，美国的建国者们也很大程度沿袭了清教徒的思想传统。一方面， 他们并不那么信任当人民聚拢成群时就一定能做出复杂而优质的政治决断，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愿意相信众人对政府的基本原则足以做出比较合宜的判定和衡量。

4月1日的美国华盛顿。

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笔者曾有若干小文简要介绍学界相关研究（详见文末）。政治极化加民粹主义风潮，从一个方面看使得特朗普非常容易用修辞术操纵民意和选情，从另一个方面看，则自内部（两党激烈党争, 近似于零和游戏）和外部（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皆明显削弱美国实力和影响力，新冠疫情全球延烧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此，笔者想简要介绍最近拜读的 休斯敦大学政治学系Alin Fumurescu教授 201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妥协”概念与美国建国：人民两个身体的追求》 （ Compromise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Two Bodies ）一书，或许对我们思考和观察美国当今的政治极化问题会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和思路。

Fumurescu教授曾于2013年荣膺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列奥·施特劳斯奖（Leo Strauss Award）。此书为Fumurescu教授已被译为中文的 《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6年12月 ,英文原版亦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 一书的姊妹篇。 此书分析了 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有关“妥协”和“人民”概念的分歧理解，是如何在美国建国期间再次交织在一起的（尽管有时结果是以流血告终）。回顾美国建国的关键时刻，从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到十九世纪内战开场，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精准 剖析与解答。此书认为，美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将有关“人民”的两种理解结合在一起：一是早期现代观念，即由多数决模式所支配的个体集合；二是将人民视为有着内在阶层区隔的，以及受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支配的法人团体的古典观念。美国人于是能够实施“人民两个身体”的范式，而这二者之间的辩证法一旦被打破，其结果就会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史的书写，“妥协”本就是个学术冷门题目，有限的既有学术讨论也多集中于制宪会议有关政治制度设计的争论和妥协，或和奴隶制存废议题相关，因此，Fumurescu的切入点可说是很有新意。据 Fumurescu搜罗的政治思想史资料来看，美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思潮向来随着这两种关于“人民”的不同理解，激荡交叠而延续进展，并不见得特别要倾向于其中的哪一个，而完全轻忽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今天试图准确把握美国政治思想的独特性格特质，这一观察似乎颇有帮助。“人民的两个身体”这一分析框架乍看起来颇似Kantorowicz的“国王两个身体”（所谓“自然之体”和“政治之体”），实际却别出心裁，自有另一番天地。

Fumurescu指出，“人民的两个身体”这一分析范式的妙用在于，能同时处理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两种思想层级，能避免二者的陷阱，同时取材二者之所长。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在政治学说思想史上，二元并立地理解“人民”，既将人民视为一群众人的集结，又视之为法人团体性质的整全体，其实也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Fumurescu也提到，当前美国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现象，或多或少和人们普遍的缺乏妥协意愿相关。人们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对于其个体身份和群体身份的标签认同皆深有不安定不确信之感，于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其自我身份标签有一种“过度保护和防卫”的姿态，进而使得人们彼此之间缺乏意愿进行折中和妥协。 从学术意义上讲，政治极化和美国传统的有关“人民两个身体”的折中妥协式路径，自然多有隔阂与冲撞。于是Fumurescu的潜台词也就很清楚：若想超越和克服当今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是回顾美国政治起始点处的基于“人民两个身体”的妥协传统。

从儒家政治文明的视角看，强调政治上妥协与和衷共济，相忍为国，集思广益，向来算是美德，因此也许我们并不难理解。

站在今天美国新冠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观察，笔者感觉到，美国建国时期的“人民两个身体”的范式在今日碰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当特朗普一面疏于严肃防疫，一面只顾选战得分，一面力促尽速重开经济，一面又不愿承担政治责任而尽力甩锅各方时，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多少是失效和失能的。特朗普着力于利用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和民粹主义思潮，不讲求真正的科学防疫观念，但美国政府的公卫专家们却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只能寄望于年底总统大选的决断。而以特朗普的甩锅操作和鼓动民粹风潮，在年底大选的时候他又未必不能再次侥幸过关，继续执掌中枢大位。换个角度说，只有公卫专家们尽力配合、迁就特朗普执政的基本论调，他们的主张才有可能部分地演化为公共政策得以推行，是以为了这样的目标，他们也不得不迁就特朗普的论说，或至少不公开挑战其论说，无论该论说多么不合防疫科学的原理。以此观之，笔者有时觉得今日之美国恰似一个高度发达的智慧体（泛指其学术科研部门），无助地被安放于一架蒙昧混沌、易受蛊惑而且肆意横行的躯体上，而不复有原初“人民的两个身体”的那种自洽性和内省反思能力。

妥协与极化之间，民粹主义必然还是要负其责。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Nadia Urbinati教授在2019年刊出的《我即人民》（Me the Peopl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一书中曾指，当下时兴的民粹主义政府过于依赖其领袖个人意志，总试图将“非我其类”的人的合理利益亦尽数泯灭消除，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宪政民主制度的固有秩序。只是这些一流知识分子深刻的反思，一般选民未必便能听得进去。

延伸阅读：

1.《美国政治走向极化是因为主要政党不够强势吗》；

2.《特朗普时代，民粹主义有多少副面孔》；

3.《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另一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