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⑥

图1.7 成都皇城墙内的一个广场，摄于1911年11月27日，这一天四川
省宣告独立（见第五章）（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多伦
多：目录编号：No.98.083P/22.）
 

四川省的行政管理职能跟别省不一样，因为其总督的管辖权限只限制在四川一个省；作为该省的总督，他须同时兼任该省的行政和军事事务。严格来说，旗营的满族将军与他平级，但是这位将军的权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限于旗营的军务。上述那位总督，他的衙门在最繁华热闹的市区中心占了最显眼的位置；在他之下，该省重要的官员包括民事部门的总管财政和司法的官员以及绿营的军事统领。在这位绿营统领的指挥下，有一群军官来监督管理这支汉人部队，他们驻防在城中较小的军营内，而这样的军营遍布在全省的每一个城市内。在这些低一个等级的文职官员中还有一群专职人员，例如专管教育，以及负责征收盐税、茶税的官员，以及各个地区按等级制度排定的官员群体，其中包括负责川西地区巡回视察的官员，还有成都知府以及隶属成都的两个县的知县。像其他的省会城市一样，成都也没有自己的民事管理机构，而是将其划分到两个县——成都县和华阳县。这两个县都远远地延伸到了城墙之外。这两个知县都将自己的衙门安置在了省城内，他们只主要负责他们在省城内所管辖的这一区域以及城墙外周围地区的一些城镇和乡村的公共事务。有成千上万的成都居民被雇用来为这些官员服务，他们包括办事员、卫兵、轿夫，以及协助这些官员其他一些五花八门事务的工作人员。

总部多高官聚集，各个省城都吸引到了大量的文化人才，以及低一档次的幕僚和门客。与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省会城市不同，19世纪的成都城市商业繁荣，城市文化丰富，可谓鹤立鸡群。四川省内城市达到成都这个程度的唯有重庆。重庆在1891年的对外条约中被划定为通商口岸，清朝末年，重庆的商业迅速发展，到19世纪末，重庆的人口大约已经超过了成都。但是重庆那令人极不爽快的酷热天气，令人举步维艰的陡峭的山崖，以及夹在两条江河之间的局促地域，对于想要在城市里面安身的、四川有钱的地主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可能将重庆看作是一块污秽之地，被一班爱管闲事的盐商和米商把持着。从另一方面来看，成都显然是四川省内贵族、绅士式的闲散生活之都。甚至从它的支柱产业来看，那用来纺织丝绸、锦缎的复杂而精巧的织机也为这个地方平添了一份优雅的情趣。一个领略过广州、重庆的繁忙和躁动的外国人在看到成都人那种庄重而闲适的生活节奏时大为惊讶。

像全世界的行政市一样，成都因为集中了许多掌控了大量财富和人才的高官而得益。各路人才云集成都，相互交流切磋。城中的政府大楼远谈不上富丽堂皇，在晚清时期来访的外国人眼中，倒像是有点年久失修。但是花在成都建设上面的不管是公款还是私人捐赠，那是四川省其他城市相同类型的工程项目所不可比拟的。其中，或许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成都是中国西南部最为著名学府的集中地。1704年建立的锦江书院就占了城南雄伟的孔庙旁边一大块地。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子可以申请入住该书院，通过每月举行的考试来获得津贴和奖金以维持他们的学业开销。1874年，四川的督学张之洞建尊经书院以培养前途有望的学子，其办学经费则来自土地附加税。成都县和华阳县也都有自己的公办书院。此外，著名的传统经学学者则会在他们自己开设的私塾里，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

成都在四川比其他城市更占优势的一点在于它处于官道交通的网络中。晚清时期每天进出四川总督衙门的公文就多达一千多件。因为有一百四十多个知县的公文要上报，还有省府要保持与皇帝和朝廷的联系，总督有三班人马向北京发送公文，旗营满族将军也有他自己的信使。他们出城门沿着北大道，穿过山隘，经过西安，直达京城，这条道路今日早已毁损。在成都和北京之间的这一段路长达2500多公里，官员须在八十天内走完这段旅程，而送加急公文的信使跑完这段旅程则最少也需二十天。这其间数百个驿站的马匹由公家出资养护，因此，一路上信使可以频繁地更换他的坐骑。在皇朝崩溃之前，这条北方路线一直是官方交流信息的最为重要的通道。但是到19世纪末，由于技术的发展，从成都进出的信息交流增添了新的路径。长江中下游轮船的引进以及京汉铁路的开通，使得大胆穿过长江三峡，沿江而下的旅行更加值得一搏。而要去北京参加京试的成都学子现在选择走陆路往东横穿过去到达位于三峡北面的万县，或是走岷江水路往南到达长江边上的宜宾。1880年代中期，拉通了连接成都和北京的电报线路，急剧地缩短了信息从清中央政府发送到内地所需的时间。

省府想方设法要抓住一切敏感的政治信息，以便及时加以处置。这就是虽然外国人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施加压力，清政府仍强烈反对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件事到了20世纪初成功地解决了。然而关于政治的流言蜚语及图谋策划充斥了省城的大街小巷，又在许多的茶楼酒肆、烟馆得以加油添醋。而这些场所本来就是男人们打发他们闲暇时光的地方。在更为上档次的处所，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边端着景德镇的瓷杯啜饮好茶，一边讨论着来自《邸报》上的最新布告。《邸报》发到成都后，再由几个得到授权的商铺发行。至于低一阶层的人群：生意人、小商小贩、低级办事人员以及他们的轿夫，则各自拖出一张小竹凳，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每日的新闻，或是听算命的、说书的讲掌故。有时他们就在街边的简陋小屋里，一边剃头、掏耳朵，一边听别人摆龙门阵。佃户们，来到城里向地主交纳租粮时，也会在茶馆里逗留几个时辰，回到他们的村子里再把这些新闻逸事说给七邻八舍听。在小说家李劼人看来，成都的财富、生气勃勃的文化，以及独具的政治意义使得这个城市更具魅力，吸引了那些躁动不安、雄心勃勃的四川人，使得他们渴望跻身到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去。

 ——————————————————————————选自《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

社科类重磅作品。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

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莹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4-1

定价：78.00元

装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