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诞辰118周年 | 傅杰述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

【编者按】

今天是姜亮夫先生诞辰118周年。由他晚年的学生与助手、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编录的《姜亮夫论学集》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傅杰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前言，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

姜亮夫先生讳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生于云南昭通。父亲姜思让先生曾就读于清末大学堂，武昌起义后返家领导地方光复事业，云南护国之役时又领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先生自幼即受他爱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学。一九一六年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学。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费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得林思进、龚道耕、廖平诸先生指授，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等典籍。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问学，在王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诗骚联绵字考》。毕业后在南通、无锡中学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上海，先后任持志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章先生指导他从杜佑《通典》入手读史，并告诫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学人，不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学教授。一九三五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结识了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汉学名家，接触了多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遇友人王重民，相约摹录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经卷，开始了敦煌学研究。其后又游伦敦、罗马、柏林，领略了西方学者整理文物、研究学术的科学方法与宽阔途径。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英士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云南革命大学学习。一九五二年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一九五三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教授，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三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所长。曾被推举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主编。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于杭州，终年九十三岁。

二

姜先生的学术研究，大抵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已刊行的著作有：

一、《屈原赋校注》。属稿于一九二九年，以明翻宋本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校他本，复征引《文选》、《史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考证史实，订正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先生晚年加以重订，于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楚辞书目五种》。综录历代有关《楚辞》著述的工具书，包括：（一）楚辞书目提要，内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类，计二二八种；（二）楚辞图谱提要，内分法书、画图、地图、杂项四类，计四十七种；（三）绍骚偶录，著录汉代以来模拟屈赋的著作，计书籍十九种，篇章一九二题；（四）楚辞札记目录，著录赵宋以来各家读书札记中考证《楚辞》文字的条目，计八〇二题，又书籍一种；（五）楚辞论文目录，主要著录现代有关《楚辞》及其作者的论文目录，计四七七题。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修订再版。

三、《楚辞今绎讲录》。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楚辞》学讲习班，本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讲，对《楚辞》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迹，《楚辞》的源流、系统、内容特色都有阐说。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八三年修订再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版。

四、《楚辞学论文集》。收录《楚辞》论文廿五篇，对屈原生平，屈原思想，《楚辞》中的训诂、语法、文例，《楚辞》学史以及楚史、楚地理与楚文化中的问题做了探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五、《楚辞通故》。先生治《楚辞》的总结性著作，对《楚辞》中的全部语词与重要问题分类加以考释，凡十部：(一)天部；（二）地部；（三）人部；（四）史部；（五）意识部；（六）制度部；（七）文物部；（八）博物部；（九）书篇部；（十）词部。齐鲁书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六、《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原为所撰《敦煌志》中的总论，五十年代以白话改写而成，对敦煌史地、敦煌文书与敦煌艺术做了介绍。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七、《敦煌学概论》。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敦煌学讲习班，本书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六讲，涉及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敦煌卷子与敦煌艺术的内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列入“大家小书”丛书。

八、《敦煌学论文集》。收录敦煌学的论文三十八篇，既有关于敦煌历史、文书、艺术等的专题研究，亦有资料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

九、《莫高窟年表》。将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依次编定，正表起自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传说莫高窟始建窟寺时，止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年），表前则“摄照中原之往迹，以明敦煌体性之所有”，表后则略记藏经洞开启至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历年大事，并附《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敦煌寺名录》及分类的《敦煌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十、《瀛涯敦煌韵辑》。凡廿四卷，分隶三部：（一）字部，摹录藏于巴黎的敦煌韵书残卷廿七种，附录六种；（二）论部，收论文廿一篇，多为所摹录的卷子的考释与论述；（三）韵部，综合字部所收各卷及有关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诸韵切语上字不见于〈广韵〉诸字谱》、《隋唐人韵书所载诸体字谱》，以便总观比照各相关韵书的全貌。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出版。后数十年时加订补，写定《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于一九九〇年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十一、《中国声韵学》。三十年代初期讲授声韵学时所撰讲义，是现代较早全面概述传统声韵学的著作之一。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出版。

十二、《文字朴识》。三十年代讲授古文字学时所撰讲义，结合王国维先生的古文字与章太炎先生的声韵学研究成果，考察文字孳乳演变轨迹。第一卷于一九四六年收入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出版。

十三、《古文字学》。系五十年代所撰古汉语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结合古代文化史实探讨了汉字的产生及其形体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十四、《昭通方言疏证》。成书于二十年代，凡十卷：（一）释词；（二）释天；（三）释地；（四）释人；（五）释衣服；（六）释饮食；（七）释宫室；（八）释器用；（九）释博物；（十）附录。记录昭通方言语词约四千个，明其音读，证以古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十五、《古史学论文集》。收录古史论文廿五篇，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十六、《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原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年代重加删订，改题今名。收录自春秋末期至一九一九年以前去世的历代人物一万二千余名，以表格形式按历史顺序列出诸人姓名、字号、籍贯、岁数、生卒年及所据材料出处，在生、卒年两项中又分别注出帝号、年号、年数、干支及公元年份，是稽查我国历史人物的生卒年、籍贯及碑传信息的重要工具书。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

上举之外，先生已问世的著作还有《诗骚联绵字考》、《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屈原赋今译》等；未单独刊行的著作有《古汉语论文集》、《古汉语语音学》、《甲骨学通论》、《二招校注》等。今并汇录为《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卷，于二〇〇二年由先生故乡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姜先生的治学，其要盖在以下数端：

一、治学基石：资料与工具。先生治古史而成《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治《楚辞》而成《楚辞书目五种》，治敦煌学而成《莫高窟年表》。在这样详备的资料基础上来做专题研究，自然易于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导学生：“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要做到无微不至，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材料一定要搜集得比较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辞》，最好把《楚辞》全部有用的资料都找来，还要找一些同它有关系的东西，面要宽一些。”并强调说：“编工具书这种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回忆“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如研究金文，即先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故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然于胸，其研究成果的“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根据”。

二、治学中心：语言与历史。先生审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根本问题仍在语言与历史两事”，自言“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既宣示自己的古史研究“植基于语言文字”，又指出“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实读史，搞文字声韵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所以要以语言与历史为治学的根株，则“自语言言有二义：（一）谓解释文辞以驰骛语言学规律，务使形、声、义三者无缺误。（二）谓凡历史事所借以表达之语言，必须与史实之发展相协调，不可有差失矛盾。以历史言之，则历史发展与语言规律之出入，繁变纷扰，往往与语言之变有如亲之与子”。

三、治学方法：综合与贯通。先生进一步申论：“然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者，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乃能透达，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社会诸科，乃觉昭晰。”因为“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阔的，凡此事物有关的学科，你都得用到，这就是所谓‘综合’，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学科”。譬如“我不满意我的《屈原赋校注》，就是因为未曾使用一切语言、历史、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会、政治、哲学，乃至天文、物理、化学等许多知识，细细引入，以详释各词语。于是，后来我尽量引进，尽量发挥，改写成为《楚辞通故》”。欧洲游学的阅历促使他突破了自己“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于是“思想有凝滞的，可以抉择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补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样化的路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它，有无往不适之乐”。

四、治学态度：耐劳与求实。先生笔耕终身，广涉多门学科，没有刻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他自称是一个“迟钝”的人，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就有一种毫不为人所难的脾气”，“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这一点，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线光明，一丝成就”。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很，同时也细致得很”，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并痛惜许多时间与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而被浪费了。在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指导学生，勉励青年“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他强调治学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不敢偷懒”，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坦承自己“对《楚辞》也还有许多未弄懂的东西”，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

四

姜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表示“始终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然而他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在海内外屡次翻印，广为流布。其中《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已成为治史者常备的工具书，也成为各种文史工具书书目必列的著作。如张舜徽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一九八四年，北京）表扬该书“取材丰富，考订认真”，虽“有一些疏误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使用方便，有较高价值的工具书，是同类书中的较好者”。《楚辞》诸书亦为多种研究论著及《楚辞》注本反复征引，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马茂元教授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第二编《楚辞要籍解题》（一九八四年，武汉），收录了《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及《楚辞今绎讲录》。论《校注》，则谓“姜亮夫综合屈原身世与战国民族的历史条件，结合文法分析，精细周密地来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义”，其“训诂都是很有根据的，且能显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论《书目》，则谓“书中对前人著述，时加评议，指陈得失，褒贬得当”，“虽是目录学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姜氏的治学成果，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论《讲录》，则谓：“无论谈哪一方面的问题，姜氏都能结合作品内容和时代背景，并通过实例的剖析加以阐发；因此，全书说理透彻，生动流畅，对读者学习、理解《楚辞》，是很有益的。”另如声韵学权威陈新雄教授在《几本有价值的声韵学要籍简介》中称赞《中国声韵学》“叙述颇为简明，编排也颇有次序，立论多本章炳麟、黄侃的说法，参以语音学原理，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声韵学要籍”（载《锲不舍斋论学集》，一九八四年，台北）。敦煌学权威荣新江教授更撰《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自述在准备敦煌学导论课时，“首先想到姜亮夫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因为这是我学习敦煌学的入门书，许多敦煌学的最初记忆都从这本书开始”，全书“图文并茂，从各个角度阐明了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丰富内涵”，如今“从一些个案的研究上看，这本书当然有不少地方可以补充、修订，但从它对整个敦煌学的描述上看”则“仍然是全面反映敦煌宝藏的一部好书”（载《敦煌学新论》，二〇〇二年，兰州）。而李学勤教授则在为《姜亮夫全集》写的序中说：“姜先生的学问，究其实是兼采众长，自成一家”，研究范围“由后学看来，更是宽无涯涘。《全集》前言所举，即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

五

姜先生的著作总字数逾千万，本书无疑只是鼎中一脔。全书分为两卷，上卷为中国文化史与中国学术史部分，辑《孔子和他的学说》、《新经疏》、《诸子古微》、《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等文十四篇；下卷为治学历程与治学方法部分，辑入《我是怎样做研究工作的》、《根底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忆清华国学研究院》、《思师录》、《研究国故应有的基本知识与应备的工具书》等文十七篇，共计三十一篇。其中三十篇均见于《姜亮夫全集》，唯一的例外，是《全集》出版后发现的刊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浙江日报》的《从三个主义说到“家”》。

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党外人士也被号召鸣放。先生借此东风，一吐胸中垒块：

主观主义者把一切“真实”建立在个人的想象上，自己的脑子便是庖丁解牛的刀；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者把一切“真实”建立在一个“宗神”或一个“教主”身上，只为某圣人、某贤人立言。他们都很害怕“客观存在”……往往扯上点形式，就算解决了问题。游国恩教授在北京座谈会上指出有人以为屈原是封建主义者，因为他是贵族。我曾亲耳听过一个同志批评王国维，说他是最后一个高举封建主义大纛的人。某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说，昆曲只能在庙廷中演出，所以是封建艺术，因而连累到唱昆曲的成了“封建余孽”。

类似的事例正层见叠出：

譬如俞平伯谈《红楼梦》，着着实实、多多少少有些搔着痒处的地方。我并不敢称他是红学专家，但读了些“围剿”他的文章，有很多只是“扯”而不是争鸣，连俞平伯那点笃实也还没得！我看不出他们真正鸣了点什么？围剿唐兰的改革文字的文章，也看不出什么更多的枪法。这些这些，只看见热腾腾的一棍子打死人的影子。近来从各方面的争鸣中，才知道这都是有领导的运动。

先生直言规箴：“我想学术研究，譬如种花种稻，是不好使用一般的‘领导方式’的。”他寄希望于领导：不可“领导太重”；不可“揠苗助长”。他更寄希望于青年：不可狭隘，“要有宽博的知识，才能积累得厚，建筑得高”；不可固执，“对一切派系，有虚心吸取的雅量，不要学还未成，而先学会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本领”；不可赶场，“临时拉凑点材料，赶一个热闹市场，以为是成名的终南捷径，甚至于在场中去露一露打出手的本领”；不可标榜，“以此作为个人向上爬的投资”，而能“看穿这些宗派主义者及一切坏主义者的伎俩，回头好好做一个最忠实的科学研究者”。

文章写得及时，发表得也及时——见报十天之后，就传来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声。先生固幸得漏网，该文则湮没不彰。而他六十多年前的慷慨陈词与痛切呼吁，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再三吟味。这样既具有历史意义、又不乏现实意义的文字，自然是值得载入本书以广其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