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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掠夺到走上历史舞台：维京人的起源

[英]菲利普·帕克（Philip Parker）著高万博/李达译

2020-05-23 15:41

来源：《维京人的世界》

维京人被文明世界知晓始于他们对北欧地区的掠夺。我们所知的第一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资料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来自马赛的希腊旅行家和作家皮西亚斯（Pytheas）记述了他于公元前300年，在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一次开创性的航行。

维京人的劫掠

793年，一个宁静的夏日里，维京人喧闹地闯进了历史记录之中。可能出发于挪威西部的掠夺船队，出现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海岸外的圣岛（Holy Island）附近，将那里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洗劫一空。自从爱尔兰隐士圣埃德恩（Aidan）在635年建立起这个修道院之后，修道士们便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虔诚生活，他们无力阻止掠夺者把自己的财物拖上龙头长船。任何试图反抗的人都被砍杀。

从对维京人的第一次攻击的反应来看，这次掠夺完全出乎被掠夺者的意料。当时作家的记述近乎歇斯底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哀怨的语调，连篇累牍记载了此后的一系列掠夺：“这年诺森布里亚出现了可怕的凶兆，把人们吓坏了。它们包括狂猛的旋风和闪电，又看见火龙在空中飞舞。……6月8日，异教徒又将林迪斯法恩的天主的教堂惨加破坏，又抢又杀。”修道士编年史学家达勒姆的西米恩（Symeon of Durham，作品完成于12世纪初）记述了维京人是怎样“无情地掠夺并且毁灭一切，以他们亵渎的双脚践踏圣物，将祭坛挖开，还将教堂的所有珍宝都抢走。一些牧师被他们杀死，还有人被羞辱，赤身裸体地被赶走；还有一些人淹死在大海里”。我们对林迪斯法恩大屠杀的印象，难免要受阿尔昆（Alcuin）的影响。阿尔昆是诺森布里亚的重要学者，也是一个神父，他在786年效力于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宫廷。在维京人进行掠夺前，他正好在回家的途中。大概是由于林迪斯法恩距离他的出生地（在约克）很近，这让他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所以他写下了至少5封关于这次攻击的信件，将这件事视作是谴责他的英格兰同胞们道德沦丧的借口。他指责他们刚愎自用，才让“灾祸降临到了圣卡思伯特（Cuthbert）的教堂”。阿尔昆重点记述了维京人的暴行，却没有明晰地梳理这次攻击行为，在他看来，他们就是上帝的审判工具。他在给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塞尔雷德（Aethelred）的信中写道：“看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个美丽的岛屿定居了近350年。太恐怖了，一个异教的种族攻击我们，这在不列颠还从未有过；而从大海之上突然冲来这样的袭击者，我们想都没想过。”为了强调他的主旨，他还写道：“看啊，圣卡思伯特的教堂中洒满了主的牧师的鲜血，它全部装饰物都被抢走了，这个不列颠最为神圣庄严的地方，受到了异教徒的玷污。”他完全将这一事件的过错推到他同胞的低劣的品行上，他们应该“想想你们的打扮、穿着和发型，想想从王公到平民的奢华装扮，看看你们修剪过的须发，你们就好像异教徒一样”。对林迪斯法恩的掠夺明显契合了阿尔昆想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想法，他在主张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次攻击。不过，英格兰之外的编年史家对此显然没有多深刻的印象，阿尔昆在他的信件中一次又一次提到的林迪斯法恩的掠夺，他们却很少提及。

维京人对爱尔兰东北部和东部的主要修道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掠夺。在823年和824年，贝尔法斯特湾（Belfast Lough）的富裕的班戈（Bangor）教堂两度被洗劫，维京人在那里再次亵渎了基督徒的信仰，他们蛮横地将修道院的建立者圣坎戈尔（Comgall）的遗骸抛弃，抢走了他的圣骨匣（很可能和其他的大多数圣骨匣一样，由贵重金属制成且镶嵌有珠宝）。9世纪30年代，维京人的掠夺行动渐趋频繁。第一次是在832年，他们进攻了阿尔马（Armagh）的大修道院，因为发现劫掠此地获利颇丰，他们在一个月内至少又进行了三次袭击。随后，他们开始进一步深入内陆：833年，北部的德利（Derry）受到攻击，而在南部，都柏林附近的克朗多金（Clondalkin）和利斯莫尔（Lismore）的大修道院也被洗劫。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又袭击了一连串的修道院：格伦达洛赫（Glendalough）、斯莱恩（Slane）、弗恩斯（Ferns）、克朗莫尔（Clonmore）。不过这些行动大多是投机性的，其规模往往仅有几条船，维京人在袭击之后又迅速撤离。爱尔兰因政治上的分裂而无力组织集中的防御，这让他们反应迟缓，让维京人有机可乘。和英格兰（苏格兰的情况也很类似）不同，爱尔兰没有真正的喘息之机，五年内这些攻击将进入一个全新且更危险的阶段。

处于加洛林王朝（最有名的统治者是查理大帝）的“法兰西亚”，是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第一个同维京人建立联系的地区。法兰克人在8世纪30年代征服了邻近的弗里西亚（Frisia，现在的荷兰和德国西北部的北海沿岸地区），这样它的边界就离丹麦相当近，丹麦的船只很容易抵达这里。双方仅隔着萨克森人，但是从772年起，查理大帝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让萨克森人最终在797年彻底臣服。由于害怕法兰克人将边界进一步推进到丹麦境内，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Godfred）率领舰队和大批骑兵前往丹麦-萨克森边境上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取消了同查理大帝的个人会面，而是派遣使者相商，最终双方签订了交换逃亡者的协议。查理大帝在把当地居民迁居到法兰克王国腹地后，将大片被征服的萨克森人的土地交给阿博德里特（Abodrites）部落定居，由于古德弗雷德进攻这个部落，因此法兰克人和丹麦人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恶化。

当法兰克人的盟友阿博德里特部的首领被杀（这或许是古德弗雷德的命令）后，法兰克人和丹麦人随即进入敌对状态。810年，查理大帝打算远征古德弗雷德，却被对方先下手为强，“来自诺德曼尼亚（Nordmannia）的200艘船组成的舰队”进攻了弗里西亚，并且“蹂躏了弗里西亚的所有岛屿”。这次掠夺，与维京时代早期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掠夺不同，是一次有王室支持的大规模进攻。

弗里西亚人支付了100磅白银的赎金才得以免遭侵害。而不久之后古德弗雷德被刺杀而死，他的侄子赫明（Hemming）继承王位，敌对行动就此得以避免。不过，法兰克人仍继续干涉丹麦的政治，赫明很快被古德弗雷德的儿子们推翻。而继位者随后又要对付一个名为哈拉尔德·克拉克（Harald Klak）的王位宣称者，但此人很快就被迫在虔诚者路易（于查理大帝在814年逝世后继承王位）的宫廷中避难。路易试图让哈拉尔德重新登上丹麦王位（而且自然是作为法兰克的傀儡），这引发了丹麦人的强烈反应200多艘船组成的舰队在萨克森登陆。路易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因为哈拉尔德在819年回国，并且得以与古德弗雷德的儿子们共同统治。不过他似乎并不对他的法兰克资助者心怀感恩，因为在820年，13艘“来自诺德曼尼亚的海盗船”出现在佛兰德斯的海岸外，而后一路掠夺，甚至抵达了塞纳河流域和普瓦图（Poitou）。最后在阿基坦发动了一次攻击后，这些掠夺者才返回家乡。

对野蛮人传教

路易只好转而求助于基督教，以期转变丹麦人好勇斗狠的性格。也是这时，首次有记载提及兰斯大主教埃博（Ebbo）出发劝导丹麦人皈依。哈拉尔德国王被说服并皈依了基督教，他在英厄尔海姆（Ingelheim）的王宫里举行了奢华的洗礼仪式。路易则成为他的教父，这体现了他在皈依活动中的一种精神上的宗主权。不幸的是，在827年哈拉尔德再次从丹麦被驱逐，古德弗雷德的儿子霍里克（Horik）成为唯一的丹麦国王，让这一策略无果而终。哈拉尔德暂时得以统治弗里西亚东部的鲁斯特林根（Rstringen）地区，以等待回国复位，只不过那一天终究没有到来。

9世纪30年代，法兰克王国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虔诚者路易要面对一系列阴谋诡计，而这些阴谋来自权贵们和他的几个儿子：洛泰尔（Lothar）、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随后在833年，他面对一次公开的叛乱，而他的军队在“谎言之地”把他抛弃给叛军，他被迫暂时退位。大约在10个月之后路易复位，不过此时洛泰尔已经获得了一个名为哈拉尔德（Harald）的丹麦首领的支持，他对弗里西亚进行掠夺，以削弱他父亲的力量。834年，一支丹麦部队公开地进攻了商贸重镇多尔斯泰德（Dorestad），他们破坏了港口并且进行屠杀。835年，那里再次被洗劫，翌年又遭到第三次攻击。随后得意扬扬的霍里克国王派遣使者前往法兰克宫廷，否认对这些掠夺的责任，并且声称他已经亲自逮捕并处决了罪犯。在虔诚者路易于840年逝世后，形势变得更糟，政治动荡随即爆发，这为丹麦的维京人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法兰西有漫长而薄弱的海岸线，卢瓦尔河和塞纳河的河口又门户大开，难以守卫。然而真正的风暴，此时还未到来。

对早年间位于法兰克王国、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受害者而言，维京人的出现似乎毫无征兆。不过北欧人并不会凭空出现。他们生活的社会并不原始，而且在这些掠夺活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当这些斯堪的纳维亚掠夺者于8世纪末期突然产生时，他们的家乡是怎样的呢？这片庞大的地域自然不是整齐划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都存在差异。那些记录他们早期攻击行为的外人，忽视了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有很大不同，他们对如何划分这些族群不感兴趣，而更在意记述那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行。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早期记录

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域范围广阔，从挪威的最北端到日德兰（Jutland）的最南端之间的距离超过1200英里，中间包含各种各样的风景地貌。在南部的丹麦相对平坦，它的主体日德兰半岛是日耳曼平原的北部外延。大贝尔特海峡（Great Belt）将它同主要的岛屿西兰岛（Zealand）和菲英岛（Fyn）分割开来，而丹麦东部向北，隔海相望的是今属瑞典的斯科纳（Skne）和布莱金厄（Blekinge）。正因如此，这两个地区在铁器时代的多数时间里和中世纪早期都是丹麦统治者的势力范围，而且在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是第一个统一的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比起那些更靠北的地方，丹麦大片的肥沃农田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不过岛屿众多也对政治统一不利。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一组硕大的山脉从北部的芬马克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斯塔万格（Stavanger，今属挪威）附近，将半岛分为东部和西部地区。半岛的西部主要面向大西洋，那里有犬牙交错的海岸线，这让海面甚至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不封冻；而东部则面向波罗的海，冬季更为寒冷，那里每年都有数个月因冰封而无法航行。正是这些差异，才塑造了各不相同的西部王国（挪威）和东部王国（瑞典）。

大多数没有被山峦覆盖的土地上都有茂盛的植被。落叶阔叶林只在最南端（丹麦，以及瑞典和挪威的南部）占据主导地位。渐渐向北，冷杉、松树和云杉的混交林就逐渐转变成针叶林（北方的大片松树林）。水道和湖泊将地形分割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况在瑞典和芬兰十分突出），陆上交通变得更加困难；加上挪威漫长的海岸线、丹麦众多的群岛，都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精通于使用船作为交通工具。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肥沃的地区位于南部，例如瑞典的梅拉伦湖（Mlaren）和乌普萨拉（Uppsala）的周边地区，以及挪威的奥斯陆峡湾地区；其次是西南部地区（罗加兰、松恩、霍达兰），以及更靠北的现在的特隆赫姆地区。这些地方能成为我们所知的早期王公们权力的基础，绝非偶然。

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晚期，汉堡文化的猎鹿人为寻找猎物，随着退却的冰盖一路北上，进入斯堪的纳维亚，成为那里最早的定居者。他们在约14 000年前来到斯科纳，而后坐着皮制小舟，在整个半岛散布开来。到公元前7000年，他们的分布已经远至芬兰南部。这些早期移民完全以狩猎和采集维生，农耕技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才被引入斯堪的纳维亚。从那时到公元前500年的铁器时代之初，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财富、人口和复杂程度都在增长。然后，危机爆发了。气候变冷、降水增加，来自南方的凯尔特人部落他们正在向中欧扩张的青铜供应渐趋断绝，而且奢侈品的贸易路线也向南移动到地中海地区。这一切压力都加在了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各阶层之上。

在罗马帝国的铁器时代（公元1—500年），当地社会变得更加尚武，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罗马帝国的各种商品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包括青铜器、玻璃和珠宝，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罗马风格的武器。这些武器的主人有可能是那些在罗马帝国的辅助军团效力的战士，他们回家时也把武器带回了北方。

我们所知的第一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资料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来自马赛的希腊旅行家和作家皮西亚斯（Pytheas）记述了他于公元前300年，在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一次开创性的航行。他提到从不列颠向北航行6天后，抵达了一个被称为“苏勒”（Thule）的地方。当地居民以野果为生，因为那里“缺少适于农作物生长和牲畜繁殖的土地”。不过关于他提到（无论是否实际去过）的这个地方是否真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冰岛），目前仍存在许多疑问。更为确切的资料来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他记述奥古斯都派遣一支罗马舰队在公元5年的8月起航，沿着弗里西亚的海岸线探索。这次航行抵达了日德兰半岛的最北端。这次远征（罗马人唯一一次用船进入那个地区）中收集的情报也许是现存的资料之中第一次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在老普林尼（Pliny of the Elder）的《博物志》（公元1世纪后半叶）中再次出现了这个地方，而且书中将它拼写为“斯卡的纳维亚”（Scadinavia），意为“危险之岛”，这或许说的是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附近的急流在那里航行十分危险。

公元15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的作家托勒密（Ptolemy）将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部落记录下来，比如瑞安奈斯人（Suiones，后来被转写为瑞典人）和古托伊人（Goutoi）。古托伊人大概就是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中提到的耶阿特人（Geatas），这个名字同瑞典王国主要的历史划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贝奥武甫》成书的大迁徙时代，有更多间接提及斯堪的纳维亚有关的作品，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其中的大部分都相当晦涩难懂。其中最重要的是约达尼斯（Jordanes）于6世纪中期写的《哥特史》。约达尼斯记载了28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比如高提哥特人（Gautigoths）和瑞提迪人（Suetidi）。他还将斯堪的纳维亚称为“民族制造所”，他还首次提出：哥特人从哥特兰向南迁徙，勃艮第人则来自博恩霍尔姆，伦巴第人的家乡在瑞典南部的斯科纳。这些观点被后来的作家广泛认同。

2世纪左右，丹麦地区的考古记录变得更加贫乏，不仅将珍贵物品扔进沼泽的献祭仪式终止了，而且丧葬习俗也从土葬转为火葬（意味着能从陪葬品中获得的信息也更少）。不过来自挪威和瑞典的信息相对丰富。在瑞典，有证据表明在梅拉伦湖地区兴起了一个王国。这个时期的瑞典比较繁荣，在乌普萨拉北部的瓦尔斯加尔德（Vlsgarde）和文德尔（Vendel）发现的一系列奢华精美的船墓证明了这一点。所以550—750年的这200年的瑞典历史时期被称为文德尔时代。多数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关于瑞典的最早期的状况来自《英格林加萨迦》。这个于13世纪被再加工的诗歌（英格林加塔尔，“Ynglingatal”）最早是在9世纪完成的。它讲述了有关年代最早的瑞典统治者的故事，而其中多少是历史又有多少是神话一直备受争议。似乎是在6世纪时建立了一个王朝，它的统治地点，在从梅拉伦湖开始的水道同内陆盛产毛皮的地区延伸出来的路线交汇之处。这个王朝早期的统治者有三位国王，名为奥恩（Aun）、埃吉尔（Egil）、阿蒂尔斯（Athils）。他们的统治存在的唯一实际证据是三个巨大的封土堆，位于格拉乌普萨拉（Gamla Uppsala，即“旧乌普萨拉”）的12世纪的罗马式教堂附近。这三个封土堆以北欧神话中的三大主神来命名，一般被称为奥丁之墓、索尔之墓和弗雷之墓。如今虽然这里已经被绿草覆盖，但当年这些封土堆必然离瑞典诸王的统治中心与信仰中心不远，11世纪的作家不来梅的亚当记述了在这里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异教献祭仪式。附近博物馆中的珍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证明这些国王的权力和财富，而他们统治的具体情况和权力的实际规模，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

在维京时代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瑞典一直欣欣向荣。相应的实际证据来自梅拉伦湖的黑尔戈岛（Helg）上的定居点，那里在5—7世纪时作为早期贸易地点来运行。当地有许多仓库和工坊，工坊中可以生产首饰（一些是金质首饰）、玻璃珠、鹿角梳，在年代更晚的维京时代的定居点中，这些物品都颇为常见。这个商业中心的贸易网络延伸极广，考古证据中甚至有来自印度的佛像、爱尔兰的主教牧杖的部件、英格兰南部的玻璃制品。

相比之下，关于丹麦最早期历史的资料并不丰富。有一个传说：丹麦是以乌普兰国王耶普尔（Ypper）的儿子丹（Dan）而得名。这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不过这个传说故事也许保留了丹麦的王室家族和瑞典之间的关系的久远记忆。《贝奥武甫》中提供了几个统治者的名字，比如舍尔登（Scyldings，“拥盾者”）。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在他的《丹麦诸王纪》中提到了一个国王，名为哈夫丹（Halfdan，字面意思就是“半丹麦人的”），他的儿子赫罗斯加（Hrothgar）也出现在《贝奥武甫》中，而且他所处的时代大概可以被定位到5世纪末。

《贝奥武甫》还进一步讲述耶阿特国王赫伊拉克（Hygelach）在同乌加斯人（Hugas，或是法兰克人）的战斗中战死。这次进攻大概才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维京人的”掠夺行动。法兰克历史学家图尔（Tours）的格里高利在他的《法兰克人史》中的记载就印证了这件事情。这一资料应当足以证明，在林迪斯法恩遭到攻击前的几个世纪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非常确实地威胁到了北欧的海岸线。

下一个关于丹麦的文字记录直到714年才出现，根据记载，英格兰传教士圣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在当时被派去“野蛮的丹麦人部落”传教，并且会见了他们的国王安根杜斯（Ongendus），这次传教活动的长期影响似乎很有限。这些经历模糊的早期丹麦国王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所谓“丹麦墙”（Danevirke），就是这种权力的证明，它是从南方的入侵者的手中保卫日德兰半岛的基地而修建的一系列复杂的防御工事。

虽然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小酋邦可能在7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便开始逐渐合并为小型王国，可是形成的社会依旧以乡村为主（类似城镇的聚居区直到8世纪早期才出现，而且规模很小）。大多数人生活在农场里，居住在一般被称为“长屋”的建筑中。这些长屋的大小最少有100英尺长、15—20英尺宽，它们一般由木材建成（而在木材稀缺的地方用泥炭建造），支持房屋的围篱用枝条编成并抹上灰泥。长屋的墙壁一般微微向外弯曲，外凸的外观与船体的形状颇为相似。在长屋的内部，托住天花板的木柱沿着房屋的长边将整个建筑大体分成三个部分。一般在长屋的一端有一个畜栏，用于在冬天饲养牲畜。外侧的走廊中放置长椅，供人闲坐、吃饭和睡觉。在长屋的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大火炉，用来取暖、照明和烹饪，这里也是房屋生活的中心。往往除了木箱子和“高椅”（制作更为精美的高靠背座椅，供一家之主使用，在侧面由两个大木柱支撑）之外，里面再无其他家具；在屋内也毫无隐私可言。

传统上，这个社会被分为三个阶层：“波利尔”（Prael，即“萨尔”，“thrall”），指非自由人；“卡尔”（karl），自由的小农；“雅尔”（jarl），即贵族。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奴隶无疑是社会中的最底层，但他们并不像在欧洲其他的地区那样备受压迫。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允许释放奴隶，也允许地主将他们同女奴生下的孩子变为自由民。这个阶层在维京社会中一直占比不大（而且到12世纪，除了瑞典，在其他地方都正式废除了奴隶制）。

自由民和奴隶的地位都是世代相传的，不过，掠夺时掳走的战俘会增加奴隶的数量（奴隶的数量在维京时代大幅上升了）。奴隶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他们并没有和自由民一样的权利。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奴隶因为侮辱自由民并且被杀了，那唯一的惩罚是与奴隶的价格相当的罚款；如果一个人杀死的是自己的奴隶，那就根本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这种情况正巧发生在大斋节期间，那样的话，杀死这个不幸奴隶的人将会受到放逐出境的处罚）。

当地社会的大多数人是并非贵族的自由民，他们有权在当地的集会，所谓“庭”（thing，是维京社会中十分普遍的一个机构，负责决定重要的公共事务、旁听法律诉讼）之中表达意见。这一社会阶层十分广泛，包含了劳工、佃农以及没有贵族地位的地主。自由民一般被称为“邦迪”（bndi），指的是一个经营自己家业的男人。最重要的小群体则是“欧德尔斯邦迪”（alsbndi），拥有“自由保有权”的自由民，他们能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传给后代，尽管要受到一系列法律的限制（在没有他亲属的认可下，他无法合法地将应由家人继承的土地送给外人）。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其他类型的自由人也出现了，特别是无地劳工和小自耕农，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地主基本相同，不过他们受伤或死亡时得到的赔偿要比那些有“自由保有权”的亲戚要少一些。

贵族之中最重要的人物被称为“雅尔”（jarl）或“厄尔”（earl）。这个称呼只用于那些地位最高的人，他们通常可以同国王平起平坐。举个例子，赫拉迪尔（Hladir）的雅尔以特伦德拉格（Trndelag）控制了挪威北部的大片土地，他们经常同挪威国王分庭抗礼，或者在丹麦国王想要掌控整个挪威时，成为丹麦人的代理人或摄政者。王室主要的扈从和幕僚往往就来自这个阶层。而作为社会的贵族阶层，在维京时代的末期，随着国王权力的增加、他们自由行动的权利的削弱，其影响力大不如前，他们世袭的封地大多转化为国王授予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