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哲贵《金乡》：对大时代下的个人，肯定成就也更有同情

近年，温州籍作家哲贵将目光触及温州市苍南县下的一个古镇——金乡。

金乡建制于明洪武二十年，是当时朝廷派信国公汤和筹建的全国五十九座抗倭卫城之一，与天津卫、威海卫并立，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它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第一个年生产总值超亿的乡镇，以印刷饭菜票、证书、徽章、商标等小商品出名，还走出了“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承包飞机和航班的农村青年王均瑶、中国徽章大王陈加枢、连任两届上海温州商会会长的杨介生等名人。

之所以观察金乡，书写金乡，也和哲贵十多年来持续的“富人书写”有关。他一直在写“信河街”这样一个真实又虚拟的地方，一直在写各行各业的技艺，一直在观察富人的精神生活，一直奔跑于文学史中少有传承的那片世界。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望与反思金乡的人事，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回望和梳理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得与失。”2017年正月，哲贵开始了金乡的走访。他一边采一边写，最后于2018年年底完稿，其中人物部分首发于《十月》杂志2018年第6期，风物部分首发于《山花》杂志2019年第10期。

今年5月，融合这两部分的《金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也是哲贵的第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

在哲贵自己的定义中，《金乡》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书，也不是一本图谋不轨的书。“我会以经济的视角写金乡，尽量不带偏见地书写金乡的人物与风物。我会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给金乡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熟悉他小说的人会知道，他的小说人物多有原型，写作前的工厂走访也是家常便饭。在写小说时，他就不主张自己有明显的情感倾向，他喜欢被书里的人“牵着鼻子走”。

到了非虚构《金乡》，哲贵依然对“我”充满警惕。他一直告诫自己，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挖掘金乡，理解和呈现金乡。“如果将我的判断过多地体现在这本书中，可能有失于对金乡整体性的认识，那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但是，如果这本书里缺少了他，呈现出来的金乡又是混乱无序的，面目模糊的，没有精神气质的。当写到叶文贵因为坚持挂“叶丰”牌而放弃美国市场，哲贵能理解叶文贵的坚持：“他就是这么一个理想化的人，他为理想而来，也为理想而活。他的理想是，这车是我造出来的，名字也必须是我的，名字和车是一个整体，差一点也不行。”当察觉到杨介生在商人和文化人之间的摇摆，哲贵说：“从他的本性来讲，从事经济活动或许并非出于本性，可是，他遇到了一个经济席卷社会的时代，在这个洪流中，他身不由己，也无力自主。话说回来，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谁都是时代洪流中颠沛流离的一颗尘埃。”

字里行间，是哲贵身为一名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他对金乡这四十年来人事变迁的思考和判断。我们会看到，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哲贵所有作品的主题都和“探寻自我”有关，都和“人生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有关。

当然，在金乡这两年也带给哲贵无尽的“财富”。比如他去年的小说《图谱》就是以金乡“天下第一盔”京剧盔头制作传承人夏法允为原型，手头也刚完成一部有关金乡义冢和布施冢的小说，聚焦经济发展之外的民间力量与慈善风气。但更重要的是，金乡让他尝试着以一种新的姿态去书写，书写自己，以及自己与历史、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5月17日，哲贵就新书《金乡》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谈及最近的生活，他坦言自己还挺适应：上午写作，下午看书，傍晚跑步，晚上喝点小酒。“经历种种，大家的内心多少有些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体现不出来，它体现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对整个大环境的适应，我们与他人的交往，都会改变。”

他感慨个人在时代中的渺小，亦珍视个人的努力与闪光。他对个人充满敬意，也充满同情。他对历史，对现实，对土地，对人类有了更多的敬畏之心。

【对话】

澎湃新闻：写金乡比写小说难吗？

哲贵：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写作本身不需要多少虚构和加工，《金乡》里这些人本身就是一个个传奇。说难也难。因为你要在他们身上发现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西，你要通过他前后的表达、细微的动作以及日常隐匿的部分去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也要把这些人放进整个中国甚至于世界的历史潮流去看。

作为个体，他们本身不会把自己放在那么大的环境中。但我们作为外来观察者，可以把他们放在历史环境和世界格局里，看到他们存在的特殊意义。你必须要有这么一种角度和格局去看他们，又不能完全以自己的视角或者上帝的视角去要求他们。我们是事后分析。但当时他们绝大多数是懵懵懂懂的，真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的，每一次决定对未来的影响在哪里，每一个动作对个人的意义、对金乡的意义、对温州的意义、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我更多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和整个历史的横断面去考量他们。

到具体采写中，我尽可能不带主观地去打量他们，去挖掘他们内心隐秘的部分。我一开始不提“采访”，无论是去人家家里还是一起吃饭，都说“聊聊”。书里有个市井奇人沈宝春，他性格中有比较孤僻的一面。最开始的几次聊天，我总感觉他欲言又止。后来我知道他喜欢喝酒，我就说请你喝，然后去了一个他熟悉的小酒馆吃午饭。我们各拿了六瓶啤酒，实际上他喝到第三瓶的时候就什么都说开了。

澎湃新闻：在金乡两年后，你开始怀疑以前的生活是“浮在生活表面”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哲贵：原来我在媒体工作26年，做了差不多20年的值班编委。有一段时间值夜班，负责看稿，有一段时间上白班，负责统筹采访。那时各主任报题，你要对记者的各个选题作出判断，包括稿子做多大、放什么版。你觉得自己每天要面对这么多不同的选题，每天的生活都在水深火热中。但其实，这些选题没有和我发生直接联系，我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机器，似乎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中，但和生活还有一层很厚的隔离。

到了金乡，我直接和这个地方发生了关系，直接和新闻中的人物有了对话，我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时的感触是不一样的。我调来杭州一年了，平时看书也多有触动，但这样的触动很难变成直接的写作冲动。等周末回到温州，和朋友聊天，接触到新鲜的陌生的面孔，那更能直接触发我写作的欲望。可以说，金乡那两年的采写为我之后的创作提供了营养支撑，比如我最近写的小说都和金乡以及那里的人有关。

更重要的是，那两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办公室生活”和“行走于土地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也不能说“办公室生活”就不是生活了。有的作家对于“深入生活”抱有怀疑态度，但这要看。如果你要我去实验室生活，我对这个比较隔阂，就难有触动。但如果你让我生活在金乡，我可以迅速融入、触摸到当地的生活，得到的写作灵感与资源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对于“深入生活”，我曾有怀疑。但通过这两年，我个人得到了印证，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作家是有益的。

澎湃新闻：最后这本书围绕金乡的人物和风物展开，怎么决定从这两方面去表现金乡？

哲贵：我写《金乡》最初的结构设想就是金乡的人物+风物。这两部分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是分开的，人物部分发在《十月》，风物部分发在《山花》。出单行本时上海文艺社的编辑建议把风物作为附录部分放进来，我觉得很好，因为人物和风物是相互影响，相互滋养的。金乡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金乡，和它的历史与风土人情密不可分。金乡人物是从金乡风物生长出来的。

澎湃新闻：有关写作，你也有过“生长性”的描述，比如“写作要找到和自己生命有关的土壤，才能开出花儿来。”

哲贵：是的，最近这几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去年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温州。温州是一个有自己哲学和文化的地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了解这里，我把那些本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化成文学作品。它成为了我在中国作家里的一个显著标记，这是好的。

但它也有不好的地方。标记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变成一种捆绑。温州本土文化很有力，比如永嘉学派，但永嘉学派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支流，做到极致也就是一个支流，最后还是要汇入大海。也就是说，标记会变成“格局小”的特质。

有一类作家或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弋舟，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老家在江苏，生在西安，娶妻生子工作在甘肃，现在又回到西安。他的人生没有一个定点，整个中国都是他的视角，这是我和弋舟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弋舟在写《刘晓东》之前特质还不明显，但在《刘晓东》后，“抑郁症”成为了他的一个标记，他对这一疾病有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考，整个特质就出来了。

一个人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一定希望自己能尽快“出来”。这时需要标记，被文坛接受，但一旦被文坛接受，又想丢掉这个标记。谁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焦虑，有犹豫。而且我相信它会伴随写作者终身。林斤澜到晚年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拿汪曾祺和他进行比较，也给他们不同的标记，说同样是接受中国文化滋养的两个人， 一个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一个那么不容易；一个是那么美好，一个是那么困惑。林先生说我写的就是困惑，我的人生就是困惑。我要是全弄明白了我就不写作了。

澎湃新闻：在两年时间里，你接触了近百位金乡人，但最后的成稿往往是所有采访和资料的选择性呈现。在21个人物的选择上，你有哪些考量？或者说，你对于“人物代表性”有什么样的标准？

哲贵：首先的考量是以经济人物为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经济发展，金乡又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我选择写进书里的金乡人，75%和经济直接有关；第二，不能只写成功的商人，还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那些因做生意破产的人。

这部分的采访并不容易。年轻一代的企业家若陷入困境，依然相信会有东山再起时，他们不愿被书“定性”。后来我采访到了金乡最早的企业家之一——缪存钿先生，他余生要面对巨额的债务。但当我在养老院看到他，他依然把头梳理得近乎一丝不苟，依然没有把失败归咎于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我离开时他还拿了两个塑料罐给我，里面是他近几年研究的药酒，说可以治疗风湿病、颈椎病、脱发等等疾病。我问他一瓶药酒卖多少钱，他说这药酒是用来赠送的，这是他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澎湃新闻：具体到这些人“怎么写”，我发现你有两个特点。一是除了人物经历与事迹，你也非常注重人物关系的书写，比如父子关系。除了最明显的一对缪家父子，你对商人叶文贵、白植富、陈逢友等人与孩子的关系都有着墨。这让人想到你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富二代”，《安慰》里的黄乾丰、《倒时差》里的黄嘉诚、《空心人》里的南雨等等；

二是不少篇幅涉及人物的家族史，比如写到企业家陈觉因、金乡“活字典”金钦治、教授夏敏，你会讲到他们父辈甚至是祖辈的事。

哲贵：你看得很仔细。之所以写金乡，历史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第一个年生产总值超亿的乡镇，它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地方。另一方面，从它的历史来说，金乡是抗倭卫城之一，与天津卫、威海卫并立，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去想历史传承的问题。

比如我写到，金乡袁家做了两件特别的事，建义冢和布施冢，他们家在1937年建了四百六十五圹义冢重新安葬散落在郊外的抗倭将士尸骨，又买地三亩建了布施冢以收葬暴尸野外的穷人。再比如写企业家陈觉因、金乡活字典金钦治等，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把当地的历史与人物挂钩起来，把人物放在整个历史地域里去分析。

至于父子关系，如今所有的金乡人，或者说温州人、浙江人、中国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年轻人何去何从。很多年轻人上了大学后不会回金乡了。缪家父子是一个典型，缪存良希望儿子接下企业传承，但他的孩子又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这样，一方面也要家产，但另一方面他们排斥直接拿来，那反而会是一种压力。我就想写这一对父子，并从中思考人生传承和新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之所以写金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痕迹。巧的是，此前你笔下的小说人物，比如黄徒手等也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试水者”。回望这四十年，你觉得有哪些值得肯定与反思的地方？

哲贵：我从2005年开始写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开始没有太多形而上的思考。比如写短篇《陈列室》，当时完全出于感性，是一种本能的身体自然反应。后来我才开始思考他们这一波人在这一段历史中的所得所失。

我想，首先我们要肯定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走到了历史的潮头。但我更重要的表达在于他们的悲哀：正因为他们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们变成了历史的试验品。更多时候，他们身不由己，被一只看不到的历史之手推着往前走。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外面的一点金融波动对于我们东部的民营企业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很多人“逃不掉”。所以，在肯定历史成就的同时，我对他们更多是怀有同情。

澎湃新闻：写金乡前，你曾希望以它为样本，打破自己有关“时代英雄被财富吞噬、被时代绑架”的想法。这么看来，如今这个想法并没有被打破。

哲贵：坦白说，我反而深化、加固了这种想法。比如叶文贵，他可以说是“浙江第一能人”，但这样一个人，无论在生活还是社会活动中都特别无助。你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和无力。作为写作者，你看到一个时代浪潮打过来，芸芸众生像蚂蚁一样被浪潮吞没了，消失了，不可阻挡。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但是，在《金乡》里，我还是写到了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生，这也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独特意义。比如缪存钿，即便面临残局，也还是把日子过得得体，也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对于个体的命运，我们或许悲观，但每个人在自己的历史里还是要对自己，对脚下这片土地抱有无限的期待和热情。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怎么思考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哲贵：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写作，有两个人特别重要。一是林斤澜，是他让我知道，作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我因此对文学产生了亲近的感觉，后来一步步成为专职作家。还有一位是李敬泽，是他让我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当代作家。他一直以他的方式启发我，鼓励我。

我从2005年开始把自己写作的视角放在“信河街”，主要写“信河街”先富起来的这群人，这就是一个作家他如何生活在当代，他的可能性在哪里。写“信河街”这群人，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当代的原因。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的意义可能在于先把脚下的这块土地写好，先把我接触的这些人写好。对于“一个作家如何与当下的生活发生联系”，我的想法一直不变。很多作家对于写作空间感慨良多，但我还是相信文学的力量。对于个体写作者而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写想写的东西，写得尽可能更好，尽可能拓展自己的空间。